AI XIAOMING

AI XIAOMING 艾晓明、 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女权主义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女权议题和社会行动。

最深的爱就是爱正义 ——红岩志士周居正及其妻子儿女的生命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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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

2019年7月11日,新华网上登出报道:《“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专访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志士》;这日,我访问的白公馆脱险志士周居正先生的女儿周复甦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没有记者去采访她;这是永远的错过。

那篇报道的开头是这样的:

重庆渣滓洞监狱,24岁的孙重从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远处的白公馆监狱内,25岁的郭德贤换上了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这位年轻的母亲郭德贤女士,还带着两个孩子。70年前的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黑暗如磐”枪声密集,她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记者写道: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杀,留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与革命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开了牢房,帮助他们越狱。

与周居正同居一间囚室的是罗广斌,他后来创作了革命文学的经典《红岩》,小说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女囚“绣红旗”故事,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有这首著名的歌曲,流行于一代人。真实事件发生在白公馆的囚室,绣红旗的是罗广斌和周居正几位男性地下党员。

我就不知道,写2019年红岩报道的记者有没有问过周居正后来的命运?如果没有关注过周居正的命运,如果没有为周居正之惨死而鸣冤呐喊,读者如何知道这不是一个被红色传奇消费的名字、而是共和国亏欠了他和妻子儿女如此之多、背负了如此深重的苦难的名字!

周居正,至今仍名列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脱险志士名单。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重庆最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一面五星红旗,依然在囚室中展示。但参观者无人知晓,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过的青年周居正,14年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

2004年12月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吴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庞若敏、成才信箱法律顾问、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叶世忠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写信:“吁请重新复查依法纠正周居正反革命案”。

信中写道:

周居正原系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在四川省永川新胜劳改农场留队就业。1962年8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同年11月,经四川省高级法院初审,最高法院终审,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4年被执行枪决。
原判及《通知书》认定周居正草拟了该组织的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周居正写在笔记本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论》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民富国强,建设民主、富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

周复甦,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中的反抗者周居正惟一的女儿,周家第三位饱受屈辱,满怀悲怆的孩子;从文革结束后见到父亲的难友,得悉冤情,在后半生三十五年里,年复一年,为父亲洗雪冤情呼吁奔走。从重庆、成都到北京,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从母亲还活着到母亲病故;她告诉所有接访者和她认识的朋友:我的父亲周居正,他是在大饥荒中为人民呐喊而被冤杀的,这个案子应该平反,必须平反。

父亲离开家时,周复甦才两岁多;但父亲的悲剧几乎笼罩了她的生命。在她为父亲争取尊严的后半生,她重新建立了与父亲的精神纽带,这是强大的人性,也是最深的爱:爱正义,甚至重过爱生命。

2020年8月21日,周复甦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死,没有见到父亲冤情昭雪。

2019年12月,我去重庆探访朋友,认识了周复甦女士。有两个半天,我听她讲家庭和自己的故事。惊悉复甦离世,我想,她的心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感谢复甦的信任,悲悼生命的脆断,我整理了对她的访问。这些回忆里蕴含了如此之深重的痛苦和屈辱,让我想到了许多问题。相信读者也会问道: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能平反?正义,对于周居正、他的同案难友和他们的后代,还要等多久?

这篇文字很长,它无疑也是一份冤案时代的证词,凝聚了两代人的苦难和牺牲。因此我不愿意删除或压缩其内容,全文26245字符,可能需要半小时来读完。的确也有点耗时,但这不是虚构也不是故事,而是活着的人生命中无数锥心刻骨的时刻,漫长的等待、煎熬、希望与绝望……为了阅读方便,我添加了如下小标题:

一、 “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了极右派”

二、 “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

三、 “我爸爸死了以后,组织上不管我们”

四、 “反革命,曾昭英!”

五、 “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

六、 “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七、 “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

八、 “我想读书”,

九、 “我不能这样死”

十、 “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

十一、 “我们要去申诉!”

十二、 “他说,如果共产党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

十三、 “要公布给全社会,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

周居正(1926-1964)

     一、“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了极右”

周复甦:讲我父亲,从哪里讲起呢?我的父亲周居正,1926年生。在读高中的时候,1945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他读书时写过一本书,叫《河源》,据我妈妈讲,这是当时的进步书籍、国民党时代的禁书。他在合川的时候也被抓过,我爷爷给乡长买了些礼品,说我娃儿是学生,你们抓错了。我爸爸也坚持说他是学生,当地的乡长就把他放了,喊我爷爷严加管教。放回家以后,我爷爷婆婆就把他关到那个土房子,喊我大伯二伯把他罩着。结果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爷爷让大伯去送饭,一看,人不在了。这才晓得。农村那个墙是土墙,他挖了墙跑了,继续为地下党工作。

之后,他偶尔回去一会儿,都说他是在读书。那时地下党已经把他送到重庆,在省教院读书,方便他继续工作。1948年反饥饿的时候,他组织同学上街游行。开始还没有抓他,因为不知道有他。他就跑了,游行之后抓捕那些学生,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回老家。他就回到老家,在茶馆,有几个便衣抓住他。他们没有把他留在老家,直接抓到重庆。我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就在当地打听,当地的就说他参加了地下党,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

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因为我父亲属于共产党要犯,他和《红岩》作者罗广斌关在一个牢房里。

艾:那一年你父亲多大年龄?

周:二十多一点。

11月27日,看守所的一个人被他们做通工作,就把钥匙给了他们。他们把门打开逃出去了。当时安排我父亲背了一个小孩,难友郭德贤,她的女儿叫小波,把她背出了封锁线。

第二天重庆解放,我爸爸去登记,经过组织核实,分配到重庆教育局工作,以后又调到人事局。党组织觉得我爸爸文化很好,刚刚解放,很多打仗的将领他们文化不行,领导建设有困难,就把我爸爸调到中共第七中级党校,去做文化教员。这期间,我爸爸付出很多。他一边教这些老干部,一边自己写书。我妈妈说,那时他是通宵达旦地写,后来还出版了。

到了1957年,组织上叫他提意见,把他选成鸣放组长。我爸爸信以为真,老老实实提意见。当时他主要是针对教育方面的问题,提了一些建议,也没有说啥子。在此之前,我爸爸上课,如龙云那些投诚过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宋任穷、贺龙……都听过我父亲讲课,他的讲课备受好评。有天晚上,我妈妈跟他说,现在好像风气不对头,你不要随便说话。当时我爸爸还不相信,他说你小学老师,晓得啥子啊。这是帮助党整风,是上面号召提意见;没得问题的。他只是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指的是当时教育方面的工作。结果没过多久,他被打成了右派。

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不服;后来又说他和上面的储安平意见是一致的。我爸爸就争辩,他否认。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极右。1958年,把我爸爸送到云南,去修成昆铁路。

走之前,我的哥哥三岁多,我两岁多,我大弟弟一岁多,我小弟弟只有几个月。那天起,我爸爸就和我们四个娃儿分别了。

二、“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

在此期间,我们家庭很困难。我们几个娃儿病了,我妈就写信去跟我父亲讲:孩子们都生病了,你在那里好生表现,早点回家。她觉得自己已经扛不住了。我爸爸接到信后非常伤心痛苦。在十冬腊月的时候,他把他的大棉衣卖了。还有一个难友魏昭,借了10元钱给他,他就连卖大棉衣的钱一起寄给我妈妈,给娃儿治病。他一直在劳改队,到1962年才回来过一次探亲。那时他摘帽了,从筑路队弄回内地到永川茶场。但是仍没有自由,也不能回家。

1961年他给我妈妈写信,说太想几个孩子了。结果我妈妈就带我们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全家唯一的合影。

母亲曾昭英与四个孩子,摄于1961年

直到1962年,我爸爸才回来休假10天。在这期间,我爸爸经常心情不好。他跟我妈妈说,我们劳改农场,全部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工程师;都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被打成右派。他为那些人鸣不平,说劳改中饿死很多人。我妈妈说,你不要说。因为我妈妈在城市,也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她就喊他不要说。

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生病发高烧。我爸爸和我妈妈还在那里争执,我妈妈说:你现在摘帽了,早点回家。你再继续说,还要添罪。我爸爸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们那里都是知识分子,新中国的建设,全靠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打成右派?他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是搞错了,不是一般的错。农民饿死了很多,我们看到的。

那时我正生病,从床这头爬到床那头,说不出的难受。我爸爸就俯下身来问我说:女儿,你哪点不好?你说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爸爸慈祥的面孔,但是我说不出来哪里不好。我妈妈说,我们不要争了,娃儿都不好。(流泪)那是我印象中唯一的面孔,我爸爸是很慈祥的爸爸。

我爸爸要走了,我妈还跟他打招呼,不要说了。

在探亲假期间,他还去看了一位叔叔的妈妈,蒋文扬,是他们一起的难友。难友托爸爸去看妈妈,因为自己回不了家;就喊爸爸去看她,给他带点日用品。我爸爸去了,之后回到农场,结果没几天,就把他抓捕了。

说他回来是搞串联,判决书上说的。这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又说我爸爸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打,强迫认罪,拷打他的难友,还利用我们娃儿来威胁,还曾经来威胁过我妈。

1963年11月,省公安厅来诱供我妈妈。他们说:曾老师,周居正在那里坦白得很好,我们组织上准备宽大处理他。现在想请你写一个东西,他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

我妈妈就写了,周居正1948年被抓到白公馆,那一年表现得很英勇。还认识民革的一个人,周居正很崇拜他,他是大学教授,有渊博的知识。妈妈就写了几句交给公安厅的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变了脸色。他恶凶凶地对我妈讲:你不老实。我妈妈还申辩了几句,说周居正在家是这么讲的。那个公安说:不老实。他侧身就走了,把那个纸条拿起走了。

我妈是小学老师,晚上要晚自习。1964年1月14日,在晚自习以后,校领导高主任让我妈在办公室等他一下,有事跟她讲。然后我妈妈就等着,他就喊我妈妈,说你进来,跟你说,周居正明天就要处决了。你明天去不去看?我妈妈一下就像五雷轰顶,呆在那里了。她说前两个月才来跟我讲了要宽大处理他,怎么一下就要枪毙他了?她反应不过来。

这时教导主任就说:你是人民教师,你要站稳立场。你的几个孩子,将来组织上不管。我妈妈听到这个话以后,想到我们几个孩子还很小,怎么长得大!马上就表态,她说不去看。那个主任就说:你马上就在这里,把离婚申请书写了!我妈妈没有办法,只有按照他的要求,把离婚书写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没有收到判决书。他们就这样把我爸爸杀害了!

当天晚上,我妈妈回家了。我看到妈妈脸色很不好,就说妈妈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妈妈说:不管我,各人去睡觉。我睡不着,听到我妈妈哭了一晚上。我妈妈哭了一晚上啊,太惨了!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三、“我爸爸死了以后,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我爸爸死了以后,家里很困难,把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我们也孝顺,我的哥哥带小弟弟,在街上捡橘子皮,别人吃好远他们就跟好远。捡了卖钱,补贴家用。

我很小就在家里洗衣服,那时只有8岁多,搭起板凳洗。5岁多就在家里烧开水,我妈妈上班去了,水开了,我去掺开水。冬天,是锑盆烧的,要掺到茶瓶里,结果一歪全部倒在手臂上。棉衣渗下去,手臂上都是泡了。后来有人把我妈妈喊回来,说糟了,你女儿烫着了。妈妈回来问:烫到没有?我就哭起来了,她把我棉衣一脱,就把泡也脱掉了。那个时候她也没钱进医院,就拿些酱油来跟我淋,她说这个去火,淋了就好了。就这样,人都很贱,也好了。

后来又去给别人挑煤,以为挣得到钱。开始只挑50斤。我记得很清楚,煤站的工作人员说你几岁嘛,我说9岁。你挑得动吗?我说我慢慢挑。结果锻炼到后来,到11岁时我可以挑100斤。那时我高兴得很,100斤可以得两角钱。周围邻居几十家,今天挑这家,明天挑那家。那时是供应煤,每家都有两三百斤。挑去后还要一个个给他们捡好。剩下的面面我还要给他们捏成个个,都给他们捏好。有时候那些老师家属发善心了,给我一颗糖。一颗糖我也舍不得吃,我揣在包包里,等妈妈下班回来我拿给妈妈。她不吃,我就剥给妈妈吃。因为想到没有妈妈的话我们都活不出来,要当孤儿。

挑的煤炭钱,我全部拿来交给妈妈,作为生活补贴用。我的哥哥弟弟到河边锤石子,又去割草卖给牛奶厂,也可以挣钱。就这样过,当时的苦我们都吃得下。

有一次我连续挑煤挑了几天,早上起来就不行了。尿血了,脸也肿了。妈妈一看,我脚也肿了,一按就是窝窝。平时我都不去医院,因为没钱,这次我妈带我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小孩得了急性肾炎,要住院。我妈妈说没有钱,你开点药嘛,她自己来打针。我们那里到医院,小孩要走二十分钟,而且要过马路,那时没有人行横道线,都是我自己走去打针。打了二十几天青霉素、链霉素,消炎。我去上课,感觉近视了,黑板上写的字都看不清楚。也没有营养品吃,跟平时一样的。但是慢慢地病也好了,基本上不肿了,就没有吃药了。

我好了以后,我弟娃也生病了。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姐姐,那时我们家里好恼火,那阵我生病了,肚子痛,汗水把衣服都打湿完了。妈妈带他去看,医生说,急性盲肠炎,赶快住院。我妈也是没有钱,就说打针吃药。医生说,你看嘛,小孩都痛得脸青面黑了,妈妈你怎么说?我妈妈说:他在地上自己糊花了的。我弟弟现在还记得,因为妈妈拿不出钱来,只有跟医生这样解释。结果我弟娃就回来,这样居然也好了,上天的照顾。

我妈妈的思维是,只要能劳动,能挣饭钱就行了。你爸爸那么有文化,当年教的那些老干部,都是起义部队的将领。他那么有文化都被整死了,你们有没有文化没有啥子。我们小时候完全是自生自灭长大的,她没有时间管我们,她的心思一门都是扑到她的学生身上。

母亲曾昭英 与当年的学生合影

文化大革命前,我妈妈要政治学习,9点钟以后还要出去家访。她教的班级,年年都是优秀班级。学校有的老师,把那些调皮的、自己教不下来的,全部安插到我妈妈班上。妈妈费了很大的劲管学生,根本没精力管我们。晚上家访回来都是11点钟以后,很暗了。我们这些娃儿等着妈妈,在地上到处睡,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她回来,不问青红皂白,拿起篾块把我们打醒:快点,上床睡觉!她没有精力了。

四、“反革命,曾昭英!”

母亲曾昭英,重庆小龙坎小学教师

艾:你妈妈家庭是什么情况?

周:我外婆的家解放前是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都去上前线,打鬼子。我外公就牺牲在抗日前线,他是部队军医。他死了以后,他的遗物,国民党的部队全部给我外婆送还回家了。其中还有一件军大衣,土改的时候,喊我们上交给农会。那是我外公的遗物。我爸爸被处决的时候,连判决书都没给我们送达。

艾:外公死在什么地方?

周:我妈妈说是浙江那一带。 当时很远嘛,包裹都是寄回来。外公大概是接近1940年的时候牺牲的。我妈妈的姊妹,外公的几个孩子,我的大舅,我的小嬢抗美援朝的时候都参军了。走到时候还和我妈妈爸爸合影了,现在还有照片。但是文革时我妈妈怕保存不下来,就把我爸爸的照片剪掉了。

剪去了父亲头像的照片

后来大舅和小嬢从部队复原了,到文革的时候,他们都被整得很惨。因为家庭出身定的是地主,说家里有田地。其实抗日的时候,田地都卖完了。我外婆纺棉花,家里还剩的一些祖上留下的田,就请人来种。她是残疾人,脚是跛的,没有办法下田。就这样把我妈妈一直供到高中毕业,后来就解放了。

解放以后,农会把我外公的军大衣收缴了,还把我们家老祖宗留下来的曾国藩的一块匾焚烧了。到文化大革命,把我妈妈他们曾家的坟全部抄了,全部锄了。

我的爸爸是1964年1月15日被枪杀的,那时我的妈妈才只有28岁多。我们4个孩子,我大哥10岁,我只有9岁,我弟弟8岁,最小的弟弟只有6岁多。我妈妈带着我们艰难地生活。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把我妈妈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啥子理由呢?说我妈妈给我爸爸藏证据。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爸爸回来探亲的时候,因为他有想法,他就写日记。他把他的日记放在他的书箱里面,压在箱子底下。我妈妈根本不晓得,直到公安来抄家的时候抄起走,我妈妈才晓得是本笔记本。到底他写了啥子,我妈妈也不晓得。这样就以我妈妈给我爸爸藏罪证为由,文化大革命,把我妈妈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妈妈受尽了折磨,挨那些造反派、红卫兵的打;而且我们子女在那段时间,也受尽了各种折磨和摧残。

到了晚上我妈妈不能回家,她被关在洗澡堂,我去送饭。饭还要检查,还要看我在饭里放了啥子没得,放了好吃的没得。我给妈妈端了一钵子稀饭去,他们还要检查。

后来又说我妈妈吃闲饭,就叫我妈妈去扫厕所,打扫幼儿园。我妈妈高血压发了,都没有办法,不能请假。那时候我还小,但是也懂事,我就去帮妈妈。我从院墙的后门翻进去,喊妈妈坐着,我去帮她打扫幼儿园。

当时幼儿园有五个班,一百多张帕子,一百多个盅盅,两个院坝,还有个厕所,都要我妈妈打扫。她做不动了,我就去帮她,还是悄悄地去做。冬天我的手全部都是脓疮。如果我没有打扫干净,检查的来了,我妈妈又要遭批斗。

有一天,我正在学校那个搭起的台台上洗衣服,学校一群家属区的娃儿,全部围过来,骂我:反革命,曾昭英!把我妈妈的名字拿来骂我。我一下就傻了,连衣服、盆子都没要,坐在那里就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学校里烧火的邓婆婆就招呼那些娃儿说:大人的事,娃儿没有错。她把我的衣服装起,喊我把盆子端回去了。

我们在那一带很出名,反革命的娃儿。我根本不敢出门去买菜,天天都盼望下雨。为啥子,下雨可以带个斗笠。那时没有伞,斗笠可以把自己的脸盖住,把脑袋盖着走,别人看不到我是谁。

有一次没下雨,我去买菜回来,回来到那个路上,就遇到妈妈的一群学生。妈妈教的高班,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他们看到我以后,一群学生就疯狂地向我砸石子,一边砸,一边骂:曾昭英,反革命!过来,强奸你!当时我也不懂这句话,只晓得哭,只晓得跑。我就拼命地跑,有几个同学喊:快点跑!我跑到学校门口,忍不住我就放声哭。

走到学校遇到个造反派头头,姓曾,他把我喊到:啥子事,你哭?我说那些学生拿石头砸我,要强奸我,把我妈妈的反革命拿来喊我。他说:你妈妈是反革命啊,你爸爸也是镇压了的。你还要哭,你不许哭!你哭就是划不清界限,分不清立场。不许哭!他把我一阵凶,我马上就闭嘴了。我不哭了,但是我心里的委屈、伤心,我受不了。我就悄悄地跑到我们那个厕所,公共厕所的最后一排,去蒙着嘴巴哭了一阵,才回去了。

回去后我不敢给妈妈讲,也不跟我的哥哥弟弟讲。我就把它咽了。为了我爸爸,我们受到苦太多了,太多了!

而且我妈妈的心没有地方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她遭整了斗了,她点点事情,没有地方出气,心里受不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出去被被人打了,回来还被妈妈打。她倒说我弟弟惹事,其实是别人欺负,把我妈妈反革命来喊他,气他。结果,回来还被妈妈打一顿。

那时我妈妈还很年轻,本来我妈妈也有点漂亮,她也爱好。有一件蓝颜色的花花衣服,短袖子,她穿出去上班。后来当牛鬼了,就让她去扫坝子。扫操场的时候,被一个造反派的人看见了,他就说:把你衣服脱下,不许你穿花衣服,你个反革命,有啥子资格穿花衣服?妖艳。不准穿。

我妈妈回来她就跟我说,明天早上一早,你去跟我买两包黑膏子,把我所有衣服都染成黑色。当时我不干,我妈妈说:你不干,你是想我明天着斗是吧?那你们就成孤儿了。我听了妈妈的话,第二天我就去买了黑膏子,回来把我妈妈的衣服全部都染了,一边染一边哭。第三天,妈妈全身穿了一身黑去上班。结果,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说:耶,你胆子还大啊,还要给你男人吊孝啊,穿一身黑衣服。

我妈妈说:有啥子法嘛,不准我穿那些衣服。那些衣服是小花花,我没有办法了。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黑色。结果,到下午开批斗会斗我妈妈,里面突然有一个人,不晓得他是啥子心意,他就说;对头,黑帮,只能穿黑衣服。不准她穿其他颜色。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提这个事情了,妈妈就一直穿,穿了很多年的黑衣服。一身黑,看起就很难受,一直过了几年都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劳动去了,我们几个小孩在家里,我最小的弟弟看到别人有钢笔,因为我们买不起,只能用蘸水笔。结果隔壁的就揭发说我们家里有港币,就把我妈妈弄来斗;叫妈妈老实交代海外关系。后来一群人在家里抄遍了也没有抄出啥来。我妈妈回来就问我们,你们在家里瞎说啥我们有港币?我说,没有啊。她说我刚刚被斗了,喊我交代。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弟说的钢笔。

后来学校也停课了,我们都没有读书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就去挑煤。我们哥哥他们就去打草,打来卖。这样漫长的岁月,一直度到1971年。那时我初中毕业了,初中也没有学啥,就是学工学农。

五、“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

初中毕业后,就喊我和哥哥下乡。当时我们学校是分配到城口,我妈妈想到太远了,路途就要三天,她就舍不得我们离开。因为我和我哥哥走后,我妈妈好像就失掉了左右膀。为啥子,没有人给她干家务活,也没有人在家里关心我弟娃了。我们走远了屋里有啥子事情,我们关心不到,她也关心不到我们。她就舍不得。她就连续写了几封挂号信给我们爸爸的老家合川尖山,请求他们同意我们挂钩,根据当时的政策投亲靠友。

结果那边始终不回信,妈妈就想她们不同意,是因为父亲的事情,我的大伯、二伯都受了影响。

因为我爸爸参加地下党第一次被合川县抓到后,我爷爷去借钱把他保出来。结果他跑到重庆去了,找不到他。那时候,我爷爷又去借钱找乡长,打听他幺儿到哪里去了。乡长说找不到。那时已经快要解放了,有个保长名额,喊你大儿来当保长,那样就可以找他兄弟。我爷爷就想管他啥子长哦,只要能找他兄弟。我大伯就答应了,二伯参加了一贯道。

大伯当了保长,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当了半年解放了。很穷,还是没饭吃,评的成分是下中农。后头肃反的时候,我大伯二伯就遭了,一个保长,一个一贯道。爸爸在党校是右派,大伯二伯就被押送新疆的农场,劳动教养。头年初过去,(哪一年)时间我记不清,因为我也不想打听,但是这个事情我肯定打听得到。结果头一年初到,年底之前,就给他们平反了。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当时只是为了找我爸爸大伯才当了保长。所以,又喊他们回去。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二伯他受不了那个委屈,他疯了,在农场精神失常了。所以喊他们回去我大伯就不干。他说回到农村当农民,我二伯疯了,没有钱医得,还要受影响。他就不回来了,申请在那里就业。后来他就在新疆就业,硬是到退休才回来,那都是八几年了。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看到我们就哭了,他说:不是我们不想联系你们,是你们老汉把我们影响惨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害了。

爸爸出事之后,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没有任何人敢到我们家来。因为来了就要盘问,他们也很怕。怕跟我们沾到一起了,回去要被挂钩。我妈就想,合川好近嘛,又是自己老家,亲人可以互相照应,就想喊我们两兄妹回老家去。结果他们始终都不回信,也不理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们是怕粘连搞起。确实家里头都被害得很惨。

屋里也很贫穷,草房。过了几年,才掀了修的瓦房;是我们伯伯在新疆建设兵团上班挣的钱,回家把房子改善了。所以说我爸爸的事情不止是影响了我们,也影响了他的一家。特别是我婆婆爷爷他们走(*去世)的时候,都很伤心,还说我爸爸不孝。解放前把他们害了,解放后把他们害得更惨。他们说我爸爸是不孝之子,那些亲戚都不敢接近我们,没有哪一个敢来看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很孤单地过日子。

我刚刚16岁,我哥哥18,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就下乡了。  

六、“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1971年下的乡,在城口县新岭大队。我们是4队,我们两兄妹下到一个生产队,还有我们学校另外的两姊妹。她们就分得很好,我们就分到偏僻的地方。喊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分到那个偏地方只有一个富农,再就是我们两兄妹。睡觉是那个板板床,后来说修知青屋,用知青的经费,把屋盖到坟包包上,把那个坟全部挖了,修起了知青屋。那个屋是外头落大雨,里头落小雨。晚上起来淘沟沟,屋头闷起水了。经常就是闷起水,我们要起来淘。

他们事先去宣传了,说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当时也是嫉妒,我去那里以前,我挑煤炭可以挑一百多斤。我就不惧怕劳动,出工都做重活,那些农民都不相信我是城里人。但是经他们一宣传我父母都是反革命,生产队就欺负我们。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就把挖烂了的小洋芋给我们。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吃洋芋。细粮只有一个多月,那些洋芋又烂得快。我们又没有地窖,保存得不好。没有洋芋吃,我们就饿饭了。

到了1973年,过年之后,我们就没粮食吃了;就靠我到山上打野菜,打羹子。那时候农民也饿饭,他们也穷,也没饭吃。打了回来,涨烂了以后,拿黄土出来敞,弄那个粉,拿来打汤汤,维持吃。还有就是地头的洋芋,5月间还没有成熟,因为那地方是高山,要7、8月份才熟。为了生存,我哥哥就把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小洋芋就掏出来煮吃了。

实在没有办法以后,公社就给了返销粮给知青,有18斤,买完了。哥哥就还想去买,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就把那个购粮的条子上的“1”字擦了,然后再去买10斤粮食。

他走到粮站,因为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走去马上就被发现了。发现后粮站就给公社、大队汇报,说我哥哥涂改粮本。要他写检查,检查写得不好,就要批斗他。在这种压力下,我看到他成天都在写。写了又说要不得,又喊他重写。但是我也不晓得,他说我是写起耍的。我们小时候就形成了默契,自己吃了苦,受了难,从不在姊妹间互相讲,不讲这种痛苦。他不跟我讲,我就出工去了。那天,在一个很远的山上。我们那里土地都在很远的地方。我上坡挖土,挖了一阵以后,有个农民就大声喊:周知青!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我说出啥子事嘛?他说他跳河了,你快点下来。我听了很震惊,一路几乎是滚下山来,跑着去看我哥哥。当时看到他是喉咙有个洞,一身是水湿的。他们把他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我就要求他们送到医院,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出名,都晓得我们是反革命子女,进了医院以后也没有及时抢救。

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我喊哥哥。他在两个人的搀扶下那样跳了几下,就死了。那天我是在大队会计家睡着的,他们跟我讲,你哥哥去世了。在知青屋里躺着的,他们说。那时我又哭,又昏过去了。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县知青安置办的领导来了。还有大队干部,社员,他们都问我,有啥子要求,喊我提要求。我想到哥哥死得太惨了,当时我提了要求的。

我说要穿一身新,要有寿木,要像农村那样,摆几天。但是他们说,反革命的儿,这些做不到。我说不得行,我哥哥死得冤枉。那不行,不许埋。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还是照办了。给我哥哥穿了一身新,我们生产队的寿木,还是把他像农村那样放了三天。

我哥哥出丧那天,我看了他最后一眼,我检查,到底是不是穿的一身新,揭开棺材以后,我看到他是一身新。这时我忍不住,伤心地在那里撞棺材,我就哭昏了。后来的事情我也想不起,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哥哥弄去埋的。

我哥哥死了过后,我的要求能够达到,全靠1964年下乡的那些老知青。他们是在茶场,知道我哥哥被逼死,他们要起来游行。当时为了平息事态,才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那些人造反精神强得很,所以哥哥安埋得很好。不然你反革命的儿还给你买寿木吗?还农村里敲锣打鼓地,给你摆三天,那都不可能。

七、“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

我哥哥死了以后,他们为了安抚我,把我安排到另外一个知青点,那里有两个知青。我去了以后,当年有一个知青抽去读书,还剩我们两个人。过年了,她就回家了。

小时候过年,我记忆太深了,没有年过。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遭了之后,你就是反革命的后代,虽然我们可以挣点力钱,但是都微不足道。我爸爸遭了以后,奶奶就被遣返农村。因为她是残废人,跛足,不能下地干活,就只能交钱,买粮。所以我妈妈就在过年的时候,把所有的钱收集起来,包括补助的钱给我外婆寄回去。而且补助的两块钱、三块钱,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妈妈单位的那些人说的,要等我们哥儿遭钟打了,才给我们吃两块补助钱。

我妈去申请,要过年了,我娃儿没得法,过不了这个年,买不回供应的东西。这样,组织上才给我们两块钱,最多是五块钱。但是我妈妈要给我们外婆,去交口粮钱。过年时候我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现在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过年了,我们就拿点红糖熬点汤汤,一个人舀一碗;就算过年了。而且,我连头绳都买不起,就是捡些粉笔,捡个罐头盒盒,自己拿来烧起,染红头绳。

我没有钱回家,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因为没有钱,回不了家。家里只有我妈妈和小弟,妈妈也病倒了。为了安抚妈妈,学校派了两个老师来接我回去。我就回去了,这样一直到1975年。

我还要感谢我们那个大队会计,为啥子?就在那一年,1975年,没有吃的,很恼火。我已经断了一个月的粮,连苞谷壳壳都没有。全靠吃野菜。当时我还是我们队的妇女队长,啥子都要带头。拉石头,放在滑板上,人力拉。在地上的泥巴浇起水,那样拉。很累,又饿,但是我必须带头。我想表现好,我想出来读书。没有粮食吃,就在休息时间,还有农村歇季,我就去扯河坝那些野菜,扯了带回来煮。

那天晚上,我们开团委会。大队会计也是书记,他就敲开了我的门。他说大家都在饿肚子,你在吃啥子?他揭开锅去看,都是野菜。他当时就哭了,很伤心:你为啥子不讲?我说讲有啥子用嘛。我哥哥讲了,还不是死得那样子惨?我不讲。你们能够过,我咬紧牙巴也过得到。就吃野菜,我过一天算一天。

结果开会,他还专门给我写了几句话。他说,小周,你是太身教重于言教了。你应该跟我们讲,你饿起肚皮都在带头干。我太受感动了。今天晚上看到你煮一锅野菜,我心里很难受。他把纸条传给我,我当着他就把纸条撕了。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理解我,这就行了。没有啥子,大家同甘共苦,都是一样的。

第二天,开三级干部会议,他带头提出,给我称了10斤种谷子。过后我就把它打成米,种谷子比较好,能出七成米,我就推成米面。我看见隔壁那些娃儿饿得叫唤。这边是挖的老窪蒜,吃了有轻微中毒,又在吐。那个房子可以听得到,我听了给他们一边舀了一碗,最后剩了一点点。我就把它掺了野菜煮,就这样把荒月度过去,一直到洋芋出来。

当时经常就是这种样子,我们是早上出去吃洋芋,宰成块块煮成汤汤。中午回来煮整个,因为下力很重。晚上回来又煮成汤汤,和点野菜。

艾:那时有哪些野菜可吃?

周:就是灰苋菜,包括老窪菜。老窪菜是有毒,要回来漂。把它砸融了,拿水来漂,漂它几十道。漂到没有毒了,再把它和上苞谷面面、苞谷壳壳,全部压在一起,煮成汤汤喝,就拿那个吊命。还有就是上山打根子,根子就是蕨及,几十年的蕨及, 要挖很深,根子很粗。捞起回来,拿木头,在石头上砸。砸了以后,接两个黄桶,接一个碱槽,让它流到另外一个桶里,镇了,那个粉,留下来。

艾:什么味道呢?

周:土腥味。那个时候觉得好吃得很,觉得很贵重。1975年那年,我还要讲到我们大队会计。我的生日,我都不晓得。他叫我下去:今天你不要回家了,反正你屋头也是空的。你到我家头来,一定要来,收工你就来。

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看到他。气氛反正还是很融洽,但不是很对头。那些娃儿,眼睛就把锅盯着。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看:面!下的面。他家里有四个小孩,他的一个哥哥,在县里开会,脑溢血,牺牲了;他的娃娃也在这里。还有一个奶奶。那个面挑了10碗,我那个碗里有面。我觉得很奇怪:今天凭啥子呢?他才跟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搞了几块血豆腐。

当时我吃不下去,喉咙都硬了。我觉得很难受,大队会计太好了,我很感恩他。我就挑给他们最小的那个小孩,只有一岁多;我挑给他吃,自己也吃了。这是我几年里在农村过的最好的一个生日,从来没有过过生,他给我过了一个生。我是永生难忘,后来工作以后我还去看过他的,很感激他。

还有,他为了我的人生安全,把他妹妹的房子腾给我住。因为当时那个知青点,房子已经没有办法住了。他们有的参军,有的读书,人都走了。我一个人剩在那里,有一年过年了,我没有钱回家。当时回家大约是要十几块钱,时间要三天。第一天坐车到万源,万源歇一晚上,再坐到达县。达县再开往重庆,一共要三天两夜。我根本就没有那个钱,我不可能回家,我妈妈也不可能有钱。我晓得,所以我只有不回。

后来就说回城,那个会计对我太好了,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过生,连我妈妈都没有过过生。我从心里来讲,想起来就很感念他。

六、“我想读书”

周复甦 知青时代留影

我也想读书,很想读书。1975年已经开始推荐读书了,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我就想争取那个名额。结果我就拼命的劳动,拼命地上班。有一次搞高产田,中午都是义务劳动,我没有鞋子穿,有一双解放鞋我舍不得,因为买一双解放鞋很不容易,要穿几年,就是一直穿下去那种。别人那些走了的知青给我的衣服我都拿来穿。因为舍不得,我打赤脚,中午太阳又大,结果整个右脚就感染了,脚掌全部感染了。

感染后我就去住院,因为公社医院,我哥哥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院长也是不理不睬的。我整个脚都灌脓了,必须等它脓都灌好了才能动手术。我都忍受不了,医生也没办法。我也不叫唤,反正就发高烧。他们就劝我回家,说你可能得败血症了,高烧不退很恼火,你还是回去。我想我回去怎么办?我妈妈也没有钱得。我在这里住院,知青办公室应该拿钱,我是为生产队出工遭的。

艾:你是踩了什么东西?

周:踩了鹅石板,把脚掌伤了。因为太阳又大,没有地方落脚。我舍不得穿鞋,怕把鞋子穿烂了。我打赤脚到田里去,河坝里很多鹅卵石,田里种的包谷,我们整的高产田,去授粉。就这样我把脚板伤了,被粪毒感染了。要住院,没有办法得。我也忍受不了,他们就拿抗癌止痛的药给我吃,完全是忍到。

开刀的时候,医生打麻药打不进。他说你这是啥子脚,你这个皮子太厚了,茧巴,完全扎不动。我的脚两边都有杏眼,整个脚都肿了,脚趾头全部都肿胀着。天天都包药等它灌,也没有其他方法。我就跟他们求情,是重庆北碚去的医生,谭医生两口子,是川医毕业安排到那里去的。他们比较同情我。我就说没得啥子得,你们动嘛。

他们尽力打,打了一针麻药进去后,他们就开。开刀的时候我都晓得,我听到我的脚被划得噗噗的,把里面的污血、脓全部挤下来。我看见碗里有半碗血,都是乌的;那些脓流起。但是一次挤不完,每次都挤那个纱布团,往伤口里塞,那个纱带很长,引脓出来,创口每天缩小,直到后来长拢口口。在这个期间,很多社员来看我。又没有钱,他们就买些白糕给我送来。

就那样灌纱条,脚收口以后,老皮子掉下,脚只有一柞长,缩了。整个脚掌全部都是嫩肉,像豆腐那样嫩,不敢下地。后来我们大队还是很多人来看我,关心我,团员买个白糕。我们大队的男知青他们就去扯农民的花红,不是很成熟,他们就去偷来,悄悄地给我,因为买没有钱嘛,大家都穷。他们就给我甩到抽屉里头。我就在那里熬,熬到后来脚稍微可以下地了,皮子还没有长老。我又回生产队去劳动了。

为啥子呢,我就想表现,好转出来读书。我们生产队会计还是很好,他安排我晒谷子,我就把脚拐起在生产队的院坝里晒。结果那年的推荐特别好。我又获了很多奖,我们大队、公社、县里头都给了我一些奖状。锄头、镰刀我后来回来都送给那些农民了。我那时已经是公社、区的劳动标兵、模范,而且评成我们县的先进。部队也来采访我的事迹,在他们部队报道。那两位采访的军人还跟我讲,他们说:小周,你表现得太好了。那些社员都很称赞你,干农活一把好手;饿起肚子,吃野菜度日,还要带领社员参加劳动。他们说,你的事迹在我们部队中很受感动。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说没啥子得,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应该这样劳动。就在那一年,招工招生,我全都是因为我父亲,政审过不了关。推荐我读书被刷下来,这时我非常伤心。前几个月,我那个同伴当兵走了。书记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老汉,当兵就是你的份,没有她的份。

我晓得我出身不好,取不了。读个书总可以吧,结果还是不得行。他们都不敢跟我讲没有录取,我也不敢到公社去看榜。后来是一个右派的娃儿,他很同情我,跑上来跟我讲了。他说我看到张榜了,读书的名额没有你。当时我就伤心地哭,他还在咋呼说,你不要说是我跟你说的啊,说了我跑不脱。

他走了以后,我就在我那个屋里,伤伤心心地哭。我觉得我随便怎样努力,努力到先进事迹登报,部队来采访,我都读不了书,我没有前途了。我就拿平时滑板的那个绳子,我想我去吊死算了。我觉得没有出路了,再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不想活了。

我隔壁的王队长听到了,他就来劝我,安慰我。这个时候公社书记也来了,他就跟我讲:保证明年招工你能够出去。他们看见桌子板凳上的绳子,他们就收捡了。当时我确实不想活了。

在他们的安慰下,还有另一种压力,我不敢死,因为我死了我要牵连别人。那个右派的儿子,他又给我带信说,你不能死。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跑不脱。他们把他弄去训了的,说你为什么要跟她报告说她没有被录取。我想到他,我又坚强地活下来了。

我也想到我妈妈,我妈妈也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了。我在农村的那些遭遇, 都是很多年以后,在申诉我爸爸这个时间段,我才偶而断断续续给我妈妈讲了我在农村的遭遇,而且我也没有跟她讲详细。

到了1975年的10月,我妈妈来信了。她说,你可以回来工作了。是啥子原因呢?因为当时,把我哥哥也算上,有三个知青招一个回城的政策,把我招回来了。

那天,生产队破例给我开了欢送会;还去县城买了瓜子、花生。那些干部社员,全部都是赞扬声,他们怎么赞扬我的?说生产队缺了个劳动力。我喉咙硬起,眼睛都流泪,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啥子说不出来,我只有点头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白辛苦。在农村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得到这么多的认同。而且我在农村的出勤日超过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壮年的男劳动力。那天的欢送会我永远都记得。太感人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有给他们鞠躬。

我们的大队会计还跟我说:小周,你回家后好生读书,好生学习,把你在农村受到那些苦全部写下来。写成书,肯定很感人。

九、“我不能这样死”

我1975年回来,当时是以房管局的名义招的,我们都很高兴。那个招工老师说,你们想读书,回去可以读七二一工大,还可以考学校。我高兴得很,我只要能够回到重庆,回到妈妈身边,就可以了。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回到重庆以后,把我分配到一个集体街道的建筑队,一个人发一个箢箕、一把锄头给我们。我们当时是一群,三十多个知青,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

我在单位,在建筑队,我想拼命地表现。那个时候,建筑队风险很大,因为我们是属于集体企业,自负盈亏,经常关不起饷。到1988年,完全关不起饷了,那时我才去上访。我一直都表现很好,为啥?我想我这一辈子独身,哪天能够死在现场,给我妈妈挣一笔工伤死亡费,而且我也死得光荣,就行了。

所以回到家以后,我都二十七八了,都没有谈朋友,没有考虑我的个人问题。我想的是哪天因工死亡,跟妈妈挣一笔费用。以这种心理状态,所以我在工作上很亡命。反正最危险的、最艰苦的,都是我去。

我们组上的钢筋工,一上午要砸几百根铁,用那个二锤,用大榔头锻铁。那时候没有机械化,人工操作,几百根铁,10个厘米的、9个厘米的,甚至16个厘米的,我两锤就可以给它敲断。对面一个人掌起,用卡子卡起。我就甩锤,两锤三锤就甩断。一上午要甩几百根。在这种情况下,强劳动力,我没有叫一声苦。

周复甦 16岁下乡,20岁回城,成为建筑工人。

我曾经还摔过,从楼上摔到楼下,摔成脑震荡,当时就呕吐了。我还是继续,干最重的活。我们那时弯钢筋,那些建筑的主梁用的钢筋,都是我在弯。有一次,主筋要运上去,因为太重了,要放到梁上。结果,那个工人安全意识很差,他在拽瞌睡,就没听见口令。明明是往下面放,他却往上面启动。我当时正抓着几百斤的一捆钢材,他往上面升。这个时候我穿的一件衣服幸好是粉色的衬衫,一下就被抓到天上去了。人们就喊:糟糕,糟糕!周复甦被抓上去了。我还拉着旁边的钢筋在那里抖,衣服已经不在了。这时我组上的那些嬢嬢,就给我把衣服找上穿起,看下面那个工人还在栽瞌睡。

就从那次之后,我突然醒悟了:我不能这样死,这样死太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无辜的。后来形势也比较好,我还被评为区上的劳动模范、市的劳动模范,优秀团员,出席了重庆市的团代会。

这一切荣誉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只给我带来了伤心和痛苦;我受到更大的伤害。

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平反,他们都说,领导竖的是黑标兵、黑五类。有人从各方面打击我,在安排工作、升级方面都打击我。像我这种表现,早就可以提干了,但我没有资格,因为我老汉有问题。他们就把我不管,事情让你去作。那些困难的事情,我都主动去干,因为他们都比我的岁数大。但是很多事情也对我不公平,这个事情我想不通,心里很难受。随便哪里危险,房子上面、九层高层钢梁那些都是我来抬。我生病了,发高烧,烧到四十度,都在屋梁顶上上班,都在做事。我越想越想不通,我也不想说话。

结果哪些人就说:反革命的娃儿,还培养,单位竖的标兵哪个哪个,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想,我不是现在得的这些先进,我是在农村就得起的。心里想不通,我就把那些奖状都拿来烧,边烧我边说:没得用的,骗人的。我付出的比别人多好多好多倍,完全不可想象。因为出身不好,你要得那些先进的话,特别在重庆建筑业,你要得到市妇联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共青团员,你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能得到。而且我评上去以后,全票当选,出席团代会,团市委还要政审,都过关了。我得的那些奖状全部我都烧了,撕了。我说我再也不保留这些了,完全是上当受骗,我在农村得了这么多,解放军部队来采访我的事迹,万县专区报纸也登,我还是调不出来,还是没有资格读书。招工也政审不过关。

奖状后来还剩了一些,我妈妈发现了,她说:女儿,你晓不晓得你在农村那几年付出了好多?这都是给你的肯定,你就这样烧了,太可惜了。她就把我那些没有撕完的奖状,都保存下来了。妈妈走了以后我去翻遗物,才翻到这些奖状,妈妈给我保存了一些。

母亲为女儿保存下来的奖状

七、“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

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遇到的老师,都有点左。特别是我那个老师,是造反派头头。每一次,我的作业做错了的话,拿去给他改对错,他就把我的作业本,两把叉一划,把纸都划烂了,他就给我甩到桌子脚,喊我捡起来。我又哭着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改过以后,他又给我划叉,然后甩了,我又捡起来。连续搞几次,我才走得脱。

所以我成绩根本就没有办法,小学遇到的老师很不好。我哥哥遇到的老师也不好,他叫全班同学都不跟我们耍。我们几个娃儿都是,没有人跟我们耍,不能跟反革命的子女耍。结果遇到我大弟弟的一个老师,他就对我弟弟很好,没有歧视他。加上他又住我们隔壁,我经常帮他做事情。他的小孩很小,我经常帮他带他的小孩,他对我大弟弟很好,他的学习成绩就好一些。

大弟弟去卖废品,就会留几分钱。那时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小人书,他就把钱节约起来,悄悄藏起,偷偷出去看书。所以他的成绩一贯都很好。后来他下乡以后,高考恢复了,他就去参加高考,他考取两次都没有被录取,都因为我爸爸政治上过不了关。那时我妈妈已经平反了,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爸爸……始终我弟娃出来不到。我也是,招工招生全部都受害,出来不到。最后我大弟弟是病退,本身我妈妈身体不好,血崩,病了一年多。还是一位学生家长同情我妈妈,给她找到土单方来吃,我在农村里给她弄的杜仲,邮寄给她,吃了就控制住了。但是毕竟身体不好,这样我大弟弟就顶替我妈妈回来了。

回来他也很争气,在召回的一百多子女当中,他考试考了第一名。这样就被我们区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要去了。当时要我弟弟的时候,那个区上的人还说:你敢不敢要啊,他妈妈虽然平反了,他们老汉还没有平反。那个校长他的爱人也是了解我们爸爸是五几年提意见遭的右派,他们很同情我们。就把我弟弟分到那个学校去教书。我大弟弟在那个学校被评为高级教师,一直工作都很好。

但是我的小弟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他是母亲身边无人而留下来的,他没有下乡。我爸爸走的时候,1958年当右派的时候,他只有几个月。那时家里的经济很差,他的营养很不好。留下来以后,就招工到一个大集体。那时也很左,虽然我妈妈平反了,但是他们还是用老眼光看。因为我爸爸没平反,他们领导在大会上公然讲:有人的老汉是遭镇压了的,自己要表现好。他说了很多刺激人的话,我弟娃就没办法了,忍着在那里做。

我们弟娃上班的时候只有十几岁,本来该去做学徒,其他的都分配去做学徒工,唯独不给他分工种,就让他打杂。他那个师傅对他也不好,掌电焊,没给他任何防护面具,就喊他直接掌。他回来以后,我看到他身上衣服都是些眼眼。我就问,他说喊我去掌嘛,我去打杂。钢圈很重喊他抱他抱不起,因为他从小就有心脏杂音,很严重,还有营养不良,很恼火。结果他在那里一直待,不到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受不了了。他中途去考学,只差几分,没有考取。第二次他又去考,就不准报考了。我妈妈说,你还要考,考也考不取。你哥哥,考取了也出来不到。他就很失望,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在那里也很受气。他就跟我妈妈提出来,他说我要辞职。我下乡都要得,当农民都要得,我都不在那里上班了。

我妈妈就很着急,她说:你这个工作好不容易啊。你姐姐的工作,都是你大哥用生命换来的。你大哥在农村死了,都算起名额,你姐姐才有机会去当建筑工,比你还辛苦。你这个比她还要好些,我妈妈就教育他。

在这种压力下,他觉得没前途。中间有一次他吃了安眠药,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喊不醒他。我妈说糟了,小弟娃喊不醒了。我就找了个推推车,拼命地把他推上,横穿马路。我们那里离医院很有点远,有两站路。推到医院后,我跟医生求情:救救我的弟娃。他们就通过灌肠,小弟弟终于活过来了。

活过来后我们就跟他做工作,妈妈也跟他说:姐姐比你还不容易,当了那么多年的知青,工作比你还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坚持,坚持到1982年的8月。他就在我们附近平顶山上的堰塘跳塘,自杀了。

他死了以后,过了几天,我们也没有找到他。为啥子呢?当时重庆有很多广安来的要饭的,他个子小,他死了以后有人说可能是要饭的死了,就把他拿去烧了,没有骨灰了。

他好几天没有回家,他在农村的朋友,是个运粪的娃儿,姓窦,我们喊他豆瓣,我们弟弟跟他耍得很好。他曾经跟他讲过说在厂里受不了那种压力,他说不让考学,家里又不让他辞职,他受不了了。他说我申请到你们那里当知青,他的朋友说:不得行,你坚持嘛。

他看到朋友也不那个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我问他的朋友我弟娃在你那里没有?他说没有。我预感到肯定出事了。因为他死后我就去翻他那些东西,其中,有一个纸条,他写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觉得死了还安逸些,那样就没有痛苦,没有压力了。我一下就明白了,肯定我的弟弟走了。

找了几天找不到,我就到我们那个分局去问,分局的人就说,前几天有一个娃儿死在那个平顶山上的。我们还以为是逃荒的死了,你看嘛。他就把相片拿给我。我问骨灰呢?他们说处理了。我当时就在那里哭了一场,他们就安慰我。我回来跟我妈妈讲,我们娘俩抱头痛哭,那个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就喊:xxx啊xxx,你为啥子做得这么绝啊!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我就在那里伤伤心心地哭,我妈妈还招呼我,喊我不要吼。我还是出不了气,我说天啊!我家里的人死得好惨啊!都是因为我父亲,我的哥哥、我的小弟,都死得很悲惨。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小弟只有几个月,还在吃奶。(痛哭)他走的时候还没满23岁,好惨嘛。我妈妈怎么面对嘛,这么惨,活鲜鲜的啊!1982年5月,我们还同照了一张像,我看他不高兴,我带他到公园去散步。我们一起照了像,他也很严肃。我跟他做了工作的,我说咬牙,坚持活下去,总有一天会好(哭泣)。他当时点了头的。

十一、“我们要去申诉!”

照片上的周复甦,总是带着美好的笑容。

紧接着,我在重庆的新华书店看到出了一本书《狱中斗争纪实》,在里面我就看到我的父亲了。也是我妈妈跟我讲的,你爸爸是渣滓洞脱险,是那里出来的。我看了书后就觉得印证了。不是文化革命时斗我妈妈说的那样,说我爸爸是叛徒、特务。在我妈妈遭受折磨最沉重的时候,我妈妈也没有承认过。看到这本书我立马就买了,买了拿回去给我妈妈看。

记录白公馆越狱脱险者名单(含周居正),在该书的第251页)

那里面记得很清楚,我爸爸在11.27大屠杀的晚上,还背了一个小孩出来,都记在那个书上的。当时是那位脱险志士傅伯庸写的这本书。我妈妈就拿着那本书去找校领导,那时已经是1983年了。校领导看到这个书以后,也很震惊,他们就给省里打电话,叫妈妈等回答。妈妈等了几天,一个主任来说:省法院答复是,死了的不改正。那个主任又说:曾老师,共产党难道有枪毙错了的人吗?你不要去翻案了。你翻案对你活下来的两个子女前途不好。

在这种威逼下,我妈妈也被整怕了。她想,我老汉上了书了,证明他不是叛徒,就没有去管了。直到1988年,我们单位确实关不起饷了。这时,又有一位我爸爸同案的人来。他叫魏昭,是我爸爸同案的第二号人物。那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找到我们家,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是不是周居正的家属?

我妈妈说,是,这是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外孙。我们娃儿还有点小,在床上坐着耍。他一下子就到那个床边边前跪起,他说我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你们!我们那个案子是假的,是逼供信搞的。周居正是我咬的,他的死与我有关!他就哭起来了,说我们要去申诉。

他说我出来以后,找不到你们。我出来很多年了。当时,你们小孩生病的时候,我捐了10块钱给周居正的。就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我妈妈一下子想起来了,她说,对头。

我们当时还是很气愤,听到他说是他咬的,他说那个办案人员非要他承认,你们爸爸是头儿。他们要我哪个说,我就哪个说。按照他们的要求说,才会放我一条生路。所以他活出来了,把他判的死缓。当时我就哭起来了。我说:你倒是活出来了,把我们爸爸害死了,你赔我爸爸!我说:还我爸爸的命!

我妈妈把我拉开,把他拉起来。他就把衣服脱了,我们看到,他的两个手膀子,全部都是几十年前捆的、吊打他的印子,那些绳子捆绑的印子都还在。那些死血印子还在。他说我现在写申诉手都是抖的,我写不下去。我想到找不到你们,不能告诉你们实情,我写不下去。我找你们几年,终于找到了,我把实情说给你们。你们要快点写申诉。

这时候,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我也冷静下来了。我想他也是受害者,我们一起写申诉。写了申诉,我心里也很难受。

还有一个,也是我爸爸的同案犯,叫蒋文扬,他是平了反的。当时要他承认我爸爸是头子,他不承认。因为他和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那种事情。只是说了那种怨言,当时饿饭,各人的经历。我爸爸觉得,我四个娃儿在家很造孽……根本就没有说那些。办案人员非要他承认我爸爸是头子,他不承认,还拿枪筒子砸他,把他砸昏了。昏了后用水泼醒,叫他承认,他都没承认。后来四人帮打倒了,他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也在找我们,找了将近十年。因为他只晓得我妈妈姓曾,在小学教书,在哪里他都不晓得。千方百计找我们,找到之后也把这个实情跟我们讲了。那个时候,我实在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我就把《红岩》那些书背起,那时候我妈妈高血压也气发了,在屋里躺着。我把小孩带起,他还不满3岁,我妈妈带不了。我就到成都上访。

坐的硬座,好不容易到了成都。我也不熟悉路,住最简单的旅馆,天不亮我就开始走,一路问着走去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在那里守着了。娃儿饿了就哭,我就买个白糕塞给他。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接待我了,那个人说,把判决书拿出来,登记。我说我没有判决书,他就冒火了,他说:你来胡扯!你判决书都不拿还想登记。站开,下一个!我一下就气起来了,很疲劳,而且娃儿一路硬座过来,又在那里哭。我就跟他争吵起来了。我说,你还找我要判决书,你们高院,把我老汉杀害了,判决书都没有送达。你现在还想找我要判决书,判决书哪个样子我都没看见过。他就坚持要我让开,不给我登记。这时越吵越凶,小孩看到,也哭得很凶。这就惊动了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出来一个相貌有点像当官的,他问我啥子事。我就把《红岩》那些书都甩到他面前,那个当官的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就喊他说:登记,还是登记。他说你登记过后,带小孩去吃饭,娃儿在哭。

登了以后,我带小孩去喝了碗稀饭,又回来。等到11点了,还没人接待。旁边的也是上访的人员跟我说,你,不得行,你那个态度。我说我哪个态度,他先凶我。他说他就让你等在这里,如果你不去催他的话。听他说了我又进去,我说,好久接待啊,我娃儿饿起的。他说马上。

果然有人喊我去接待室,接待的是个年轻人。他问啥子事你来上访,我说我写了很多申诉。他说我们都收到的。我说要找院长,他说院长上北京开会去了。我就是承办人,你有啥子要求。我说我妈妈有病,来不了。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尽快,还我老汉公道,为我老汉平反昭雪。没有别的啥子要求,要尽快向高院汇报。还有判决书,请你们返还我一份。拿给我一份,我没有;我要看判决书。他说没有,现在没有。

他说了很多好话、宽慰我的话:你放心放心,我们一定还你老汉公道。

十二、“如果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

我在为父亲伸冤的道路上,确实也很苦,而且当时我们单位上,经济关不起饷。我爱人很远,他们家庭条件也不好,环境不好,经济条件上也没有好多帮助。我们还是要坚持申诉,开头都是用那种复印纸,一次复印几份,结果被退回来,说这种不行,要钢笔写。本来我也没有读好多书,我还是写。有一次为了等我父亲的结果,我跑到重庆市的信访局,最开始接待的是一个老干部,罗天虹(*音)处长他接待我的。很客气,他离休的时候,还把我们的案子交给继任,说我走了,没办完,希望你们接手,把他们父亲的事情一直落实到底。王处长也答应了,但是后来为这个案子去找他时他躲避我,不见我。他说他到成都去催,他去了回来,我就想听结果,每次去找都找不到他。

后来我们单位上要办定额,我说我要去。我和一个女同志,我们俩一起去了成都。因为那个地方斜对门就是信访局,我就一直望着那个地方。那天落雨,我看见我前面一个人很像,我就追上去喊他:王处长!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单位上让我来办定额本本,我说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到省里的结果如何。他说我怎么跟你讲呢?我说你有啥子都可以讲嘛。他这一句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说随便啥子你跟我讲,我能够承受。他说我相信你年轻能够承受,但是你妈妈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你暂时不要告诉他。

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到省里去了,省里开会研究了,说你爸爸这个不能平反,我说为啥子呢?他说他当时那种言论,跟八九风波学潮一样的,不能平反;是他们公检法四川省定的。当时把我气惨了,眼泪都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反驳了他两句,我说:王处长,这个是乱说啊。我爸爸是1957年引蛇出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喊我老汉提意见,哪能和学潮相提并论呢?这个不对头。 他们上头想这样来压服我们不得行哦。他要压服的话,我肯定还要往中央跑,往上面跑。我继续申诉。他说申诉是你的权利,那没办法。反正是这样定了。他说小周回去安慰你妈妈,你不要哭了,好生安慰你妈妈。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把定额本本拿回去,放到办公室以后,我就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看到我妈妈我不敢讲,也不敢哭。我就忍着心头的难受,跑去找吴庭长。我一五一十地把王处长的话跟吴庭长讲了,他本来坐在沙发上,他就一跳站起来:混账!他说:混为一谈,完全不像话。我就在那里放声大哭,就觉得说了以后,心里要好受一点。他就喊我莫哭。你就在这里哭吧,不要把这个事情跟你妈妈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还是跟我妈妈讲了,是在妈妈身体条件好的时候。她听了也很气愤,她说:不行,我就是死我都要上诉,要把你爸爸的事情弄明白。吴庭长也还是继续帮我们,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完全是义务,他又重新去采访,查档案……

一直拖到1995年了,我到北京去上访。因为平时我听他们说,案子报上去了,等着上面批。我就到北京再去催,1995年11月份。对北京也很不熟悉,没有地方住,我的同学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我就找她,住在工地上。

周复甦 北京留影

我父亲案子的承办人姓李,我从法官那里打听到她的名字是李莉,有一天早上,我就去到了法院门口,守门的说不能进去,还没有上班。我说我要找那个女法官,我就等到上班时间。李法官骑着自行车,我跑去把她拦住。她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周居正的女儿,我们申诉那么多年来,当时已经快到10年了!1985年我们开始申诉,到现在1995年了。我妈妈已经是风烛残年,等不起了。我说你们这个案子到底要拖到好久?

曾昭英 1996年证件照

她说,你放心,这个报上来以后,我们很重视,会还你爸爸一个公道。你知不知道,重庆市有个吴庭长,为你们仗义执言,而且是自费奔波数年。有很多访谈材料,他都交到我们高院来了。我听了很高兴,我跟她讲,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尽快做出公正判决。因为我妈妈等不起了,她有很多病。她听完后,也给我很多安慰。她说你放心,我尽快给领导反映,早点还你父亲公道。我就走了。

我不放心,又跑去北京信访局去。信访局有个局长,在1992或1993年,我给北京信访局写了很多信,得到一封回信,一个副局长他给我回信了,意思是催最高法院尽快办下来。我想既然我到了北京,就去找一下他。结果我去了,说他已经退休了。我就说那他家住在哪里,我要去找他。根本不敢说是上访人员,只说是他的远房亲属,带个信给他。信访局给了我地址,我就找去了。结果找到那里,说他又搬家了。没有办法,我就回家了。当时我还给吴庭长打电话,我说我到北京了。他说你怎么跑到北京去了,我说妈妈生病了,等不住了。他说下雪没得?我说下雪了。他说你赶快回家,你家里小孩还需要人照顾。你爱人远,又不在一起,你妈妈也需要照顾。这样子我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我再等,等不到消息。我继续给信访局写东西,又给四川省写东西。我还找到重庆市的一个人大代表,高淑芳。我在报纸上看到她名字,就到她单位上去找她。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就把爸爸的事情给她讲。我说重庆市有一个刑庭的吴庭长,如果我有讲得不对的,你可以到他那里去调查。我希望她到北京开会时,把我的申诉给她,请她在第二年人大的时候给我们交上去。她也答应我了。

1996年她3月份到北京,休息期间,她碰到四川省人大主任白尚武,他就去跟他讲,白主任,我们重庆有个案子,她女儿一直在上访,母亲也在写申诉,爸爸是脱险志士出来的,是你们四川省处理的。她不服,请你这次回去把这个事情督促办理。他就跟高淑芳讲,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申诉。开完会,高淑芳就打电话叫我去她办公室,她说小周你怎么没有将申诉给四川省?白主任说你没有交申诉。我就很生气,我说他乱说,1988年我到成都去上访时,就交给了省法院,同时在省人大、省委,我都递交了申请。她说那你就继续申诉嘛。

一直又等,到1999年,我家里来了区法院的人,交给我一封信,结果是高院下达的,维持原判。当时我就哭了,等于这么多年,都白跑了。妈妈急得就病了,倒在床上。我心里很难过,白白付出了。我又找吴庭长,他已经离休了。他听我说了以后,他也很生气:完全是胡整!他说小周你不要着急,把你妈妈安慰着。我说晓得了。他又着手调查。因为他是重庆市平反冤假错案的负责人,我想他也知道我父亲是否属于平反之列。他很坚决地说再申诉,他也帮助我们。找了法官,还有法律信箱,通过廖伯康的手喻,再到四川省档案馆,他们三个人去查了三天。查出来的结果,他告诉我,同样是在平反之列,是冤案。因为当时他们办案的手法,判决是一个一个地判的,没有按集团案判。而且,没有对质,互相没有印证,就靠那些人互相咬。

魏昭当时给我和妈妈跪着讲的,当时是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我父亲是领导他们的,几次都吊他在屋梁上打。吴庭长调查后,2004年又重新联名向中央写了呼吁书,我们也一直不停地写。吴庭长为了安慰我妈妈,他说你们要写,要相信,只要共产党在,就一定会给你们父亲平反。如果共产党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因为他这种安慰话,让我们妈妈多活了很多年。对我们家属,也是一种支持。

十三、“要公布给全社会,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

所以我和我妈妈很坚决,我们一直写申诉,但是就是没有回音。而且那个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直到吴庭长他生命都要走完了,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才把他的访谈录和呼吁书给我们。

我看了之后基本上就了解了整个过程,我看他调查了哪些人员,而且我是很悲痛地看完。我也才看到那个判决书。看到以后我妈妈气惨了,她说为啥当时不把判决书送给我们?那就是怕我们揭穿。而且,如果我有判决书,三中全会以后,我肯定要去申诉。我和你爸爸是同学,同乡,非常了解。那个判决书一开始就栽我们爸爸是混进共产党的,完全是乱说。又说我爸爸介绍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爸爸在人事局工作,他有那个权力。那些同学同乡来找他,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我们老汉想的是现在刚刚解放,需要这些人,就介绍他们去学校、机关。结果运动来了,说他们都是坏人,不是这回事。通过这么多年,我去走访,一点点影影儿就去找,找到我爸爸的同学,说是坏人的后来都一一平反了。他们那些亲属也写了东西给我们。

只有一个人,当年当过乡长,他在肃反时被抓了,枪毙了。但是他也是做了好事的。其他的都弄错了,平反了。当时我们的大伯二伯也有文化,我们爸爸都没有给他们安排,要他们就在农村;你们文化没有那么好,现在要人才。所以我们的亲属都很怨恨:你安排外人,自己的亲属一个都不安排。我妈妈都气惨了,她说你爸爸的眼光不一样。

吴庭长说他生病了,没有办法再为我们跑了。他要我去找全国法律援助中心,说他们看到他提供的这些材料,肯定会帮助我们的。我一直坚持到2013年,在我弟弟的帮助下,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重庆市一个市委退休干部。他做过市长秘书,也做过重庆市档案管理的副局长。他听我弟弟说了这个大概过程,他说不可能,这种案子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应该纠正的案子,怎么会没平反?他不相信。他让我弟弟把所有的材料,包括吴庭长他们的呼吁书,还有访谈录,喊我报过去。

后来我就是在每年的11月27日,我爸爸的脱险纪念日,我都给最高法院寄挂号信。但是随便我怎么寄,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半点音信。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呼吁社会有关人士,呼吁有良知的法律人士帮助我们。

艾: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没有平反,你觉得原因何在?

周:原因还在他们当初没有把判决书送达家属,让我们不了解情况。在大平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知道真相。而且,那时我妈妈只有找她们学校单位,单位只是打个电话到省里头去问了。省里头就是说不能改,共产党没有枪毙错了的。你去就是翻案。这种情况下,把我们延误了的。从1988年、1989年至今,一直没有平到反。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初乱搞案子的人升了官,他们一直阻止这个案子。据说省里头是讨论过的,该不该平反。我们申诉也是很晚了,那是1988年。但是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当时绝大多数是同意父亲这个事情平反的,但是他们一手遮天,把这个案子压住了。后来向最高人民法院报的时候也不实事求是报,他们胡乱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平反冤假错案那些部门也没有了,我们申诉越来越困难。我用挂号信的形式,一直往上面寄信。我寄的是挂号信,存根还留着的,没有任何回音。

造成这种原因也在于他们的冷漠,不关心百姓疾苦。我现在就觉得他们为了掩盖这个事情,等把我们心淡了,他就把这个事情放了。但是我在想,在我眼睛没闭之前,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我一定要抗争下去,我一定要找他们,把这个事情还公道。我一定不会放弃。至于他搞不搞,我就是要向全社会公告,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因为我已经知晓这个案子了,而且,现在还活着的蒋文扬老人,他还跟我讲了的,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他有病,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讲,他说李玉柏,他是教育干事,他死之前给我留言,就说周居正这个案子是四川省公安厅搞的,当时想搞成绩,是他们搞的假案。这也进一步给了我信心,要把这个案子打到底,而且,要公布给全社会。真的,蒋叔叔是这样讲的。

2019年12月19日 周复甦探访父亲的难友蒋文扬

后记:我和周复甦约着春天再见,结果武汉大疫封城,很多事情压过了这一约定,留下了永久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明白如今的读者,不会有很多人看完这篇长文,也许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另一个加长版的文革创伤故事。

但是,如果我们身边依然有着这样的故事没有得到讲述,尤其是,在发达的新一线城市,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努力,正义依然没有到来;那么,时代的阴影怎么可能是仅仅笼罩着周居正和他的儿女们呢?

我也无法用廉价的想像来安慰自己:周复甦终于可以和父亲、母亲、哥哥和小弟弟的在天之灵相聚了,天堂没有大饥荒也没有文革……红岩文化圣地上周居正的名字还在,然而,他在大饥荒中舍己为民的思考和挺身反抗,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伴随着这个名字的生命悲剧,应该被所有人知晓。

在这其中,更有他全家和同难的牺牲,人血不是水,正义待力争……周复甦用尽了她后半生的生命想要证明这一点,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遗愿。如果您读完了这个讲述,愿意说点什么,欢迎给我留言,促进对这里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感谢读者。

2020年11月30日

补记:感谢宋石男教授推荐给《默存格物》这个微信公众号。编辑在12月1日晚上发出,至今天中午12点,点击量已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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