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
萧萧

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生,关注时事、民间文化、农村,普通人的希望和生活

除了愤怒和追责,还需要关注什么? 小学生缪可馨和中小学的体罚文化

如果我们不对中小学的当众羞辱和体罚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很可能热点过后,无人再记得缪可馨。而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的体罚现象,不会有根本的改观。

江苏常州市, 小学生缪可馨坠楼身亡。

惨剧发生在袁老师的作文课之后,有可能是袁老师对小女孩的批评指责,和扇了小女孩一耳光所致。袁某否认当日有不当体罚行为,但承认以往曾掌掴缪可馨。据报道,涉事教师袁某于1993年从某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在2003年8月入职河滨小学之前,曾在农村的三所学校任教。

可预见的是,在舆论压力下,袁老师可能被追责,或者无法再担任公办教师。

袁老师理应因违反职业道德、准则,以及触犯法律的行为(如果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追责之后,是否河滨小学就此没有了第二个“袁老师”?在江苏的其他地区,在山东、河南乃至中国更广大地区,和“袁老师”行为类似,对学生过度惩戒的行为,是否会因为谴责和惩罚袁老师一个人,而有根本的改变?在教学基础设施破败,教师待遇差,师资水平差强人意,教育理念更加落后的乡村地区,更多“袁老师们”的过度体罚行为,是否会因为此次事件而有彻底的改观?

如果江苏常州的“袁老师”并非特例,而仅仅是肆意体罚学生,且习以为常的无数中小学教师的一个,更多的“缪可馨”,是否会继续挣扎在生死边缘?人们对“袁老师”的愤怒,是否会很快烟香云散?缪可馨事件之后,中国教育中更加根深蒂固的问题,是否会仍旧存在?

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么,问题变成了:对于缪可馨坠楼身亡,除了愤怒于袁老师的行为,要求追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已经有人对所谓的“正能量”宣传进行了反思。也有人批评了排队点赞的家长们,认为他们谄媚的姿态,令人作呕,丧失了做人起码的同理心。

然而,对个人的愤怒和追责,还远远不够。

此事件中的袁老师,并非一个孤立的、独特个案。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过度体罚是普遍现象,甚至已然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过度体罚是普遍现象,甚至已然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过度体罚是普遍现象,甚至已然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批评个体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倘若仅仅如此,我们将忽视了这一个体性事件背后,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

当个体被惩处,愤怒得以宣泄后,人们或许重新感到“正义没有缺席”,浑身充满了“正能量”;或许一切回复如初,岁月再度静好。

倘若仅仅如此,我们将失去在教育理念、实践以及具体规范上,对问题进行深层次反思,进而促进改变的机会。

当众羞辱和体罚的现象,当然可能有地区差异。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其引发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受到忽视。

前几年,新闻频出幼儿园虐待幼童的行为。但近似虐待的体罚行为,并非幼儿园所独有,在各级中小学可能更加严重。更可怕的是,体罚在学校已然变成了常态化的行为,很多人习以为常,并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

笔者出生于北方沿海某省一偏远村落。幼儿园,小学均在自己村庄就读,学生大多来自本村和邻近一个较小的村庄,老师多是本村和邻村的民办教师。老师们除了教书育人,仍需要务农为生。初中在约2.5公里外的另一村庄就读,部分老师是有编制的公办教师,但也有很多代课老师。虽说是代课,但大多已经从教多年,教学能力优异,很多非常认真负责。中考时,我考上所在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就读。大学时,就读一所省内院校。

作为来自偏远农村,一名曾就读多所乡村和小县城学校的学生,一名曾经的高中实习老师,我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了解中小学的体罚现象,或有一些帮助。简要概述如下:

村里的幼儿园(80年代末),只有三位老师。其中两位很亲切,都是已婚的阿姨。记忆中还有一位二十出头的老师,经常板着脸,手执一根藤条,构成了儿时关于恐惧的独特记忆。当时的我非常听话,不曾有被这位老师藤条抽打的经历。但时至今日,仍旧记得每次看到这位老师,心底儿那升腾起的恐惧。

笔者所在的小学(90年代初),体罚学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老师经常用的体罚手段,是用藤条抽手心。做完数学的应用题,同桌交换答案,互相检查。答错了一题,则挨一藤条作为惩罚。有时老师的打法极具创造力。记得两位同学因琐事打架,老师命令他们在黑板前,当着全体同学的面,互相用棍子抽打对方,以此作为惩戒。

大部分家长,对于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持默认甚至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为孩子好。但偶尔把学生“打坏”了,家长也会找老师责问。

我自己并没有亲眼看到,但记得曾听村里议论纷纷:一位同学,当时也不过十岁左右,被某位老师打“坏了”。所谓的“打坏”,据说是打出了血,家长因而去找老师“算账”,责问为何要把孩子打至如此。至于冲突情况具体如何,因年月久远,已然不可考证。

初中阶段(90年代中期至90年末),我到了邻村一所初级中学就读。初一到初四,每一年级有四个班级,全校总共有数十位老师。

我在初中目睹和经历了,中小学求学阶段最为严重、最为普遍的体罚现象。学校里从不体罚学生的老师,几乎寥寥可数,包括女老师。猜想可能在初中阶段,评价体系对学生成绩的考评更为看重,而学生的成绩,又直接与老师的考评挂钩。

初一时(六年级),生物课是一位约三十出头,身材矮小,但却十分壮实的男教师。在一次课堂测验考试中,大家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仅仅有几位同学超过了这位老师为全班定下的期待分数。这位老师当堂宣布,没有达到规定分数的,差几分便要挨几耳光。没有达到要求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也包括我在内。

于是,这位老师从教室后方开始,挨个抽同学们的耳光。

当时六年级的我们,年纪不过十二、三岁。绝大多数的小男生还没有发育,脸蛋仍旧稚嫩异常。有的孩子因为北方凛冽的寒冬,脸上还挂着鼻涕。印象中,生物老师壮实的胳膊挥过去,一个耳光下,孩子便被扇得一个趔趄。

男生、女生无一幸免。班级里充斥着孩子的哭泣声,我和其他尚未被打到的同学,站着瑟瑟发抖。

时光之河,缓缓流过。25年之后的今天,在写作此文的现在,仍旧记得那一刻瑟瑟发抖的恐惧,以及隐约的对这位老师随意体罚的愤怒,以及那深深的无助感。

印象之一,是体罚的创造性。

初中时,每个班级都有一根藤条。这是老师体罚的主要工具。此种藤条,取材于本地水沟田头常见的一种灌木,常用来编筐篓,韧性极佳。老师很少用藤条抽打手掌,而是身体其他部位。

一位中年数学老师,身材高大壮实,他特别喜欢用藤条敲打学生后脖颈,异常疼痛。

很多时候,这位数学老师并不用藤条,而是用巴掌,直接抽打学生后脖颈。

大约初三初四的时候,学校已经采取了住宿制,每周末才能回家。班级里数十个男生挤在一间排满了上下铺床具的大教室里。

某日下晚自习后,班主任例行查寝,发现一位男同学在熄灯后,仍旧与他人聊天。班主任便将那位男同学从上铺直接揪下床,三两脚踢出教室之外,斥令他在外面罚站。

当时正值深冬。北方冬天,室外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小男生浑身上下仅着三角裤,被罚在室外站了许久。

印象之二,是体罚的随意性。

体罚多与学习有关,但绝非所有。有的仅仅是因为老师心情不好,或者其他原因,而学生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初四那年,学校选出了几名成绩特别优异的同学,在下午课程结束后,由“微机”(90年代末的电脑,称之为“微机”,学的是Dos系统操作)老师加授电脑课。我和年级其他几位同学都在加课之列。放学后,在“微机”老师指导下,在学校的电脑机房,练习基本的Dos命令操作和打字。

课程结束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当天晚上按照学校规定,学生可以回家住宿一宿。我们几个快步走到停放自行车的墙根旁,准备骑车回家。

刚刚下课,又可以回家住宿,大家都很兴奋,难免有说笑的声音。在推车往校门走时,身后传来校长怒喝的声音,接着我们几个被拦下,被校长呵斥到了办公室。

校长是一位中年男老师。我们惊慌失措,不明白做错了什么。校长嘴里骂骂咧咧,大致意思是责问我们几个人,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而且为什么说脏话。

然而问题是,明明是学校统一安排,参加所谓“微机”加课。一位同学进行了解释,结果被推了一趔趄。我刚辩解了几句,却遭校长左右开弓,狠狠抽了几个耳光。

之后,没有同学再敢辩解。被掌掴的时候,我闻到了校长口中喷出的浓浓酒气。在接下来的训斥中,即便隔着数米,那浓浓的高度白酒味道仍直冲鼻翼。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狠狠地抽耳光。

在当下,十五六岁的我,胸腔不住起伏,愤怒和屈辱,几乎使我留下泪来。况且这一体罚,完全与学习或所谓的为学生好无关,仅仅是校长发酒疯,而我们恰恰成为了他发泄不满和怒气的对象。

脸上是麻辣辣的痛,自己硬生生将眼泪忍了下来。当时一起的几位同学,一位是我的发小,其中一个女孩子,则是当时暗恋的对象,自己偷偷喜欢了她三年多,却从未敢于透露。在喜欢的女生和好友面前,被校长莫名其妙地抽了几个耳光,愈加放大了本已强烈的屈辱感。

回家后,父母看到脸上明显的伤痕,问怎么了。当时的我感到被抽耳光,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于是搪塞几句,说是不小心骑车摔倒了。父母也没有追问。

印象之三,是体罚很大程度上被合理化 了。

某些情况下,体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情况。我曾亲眼目睹,我的同桌,被劳动课老师连续几脚踢倒在课桌底下,全身痉挛。

然而,我从未听说有任何老师或者领导,对学校长期、普遍存在的体罚现象,提出质疑。似乎每个人都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教导主任,一位矮胖的中年男子,甚至多次在课堂上宣扬,他狠狠揍过的学生,在毕业多年后有多么地感激他。他所教过的一名女学生,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我所就读的初中教书。教导主任以这位曾经的学生为例,得意洋洋地在课堂上讲述,他如何连续用扫帚抽打这位学生,而她现在又多么地感激教导主任的体罚。

当时的我,没有多么地相信这一说法,却也没有敢于提出质疑。

或许,有的学生的确真诚地感谢老师的惩戒,帮助自己纠正了某些过错。但是否真如教导主任所说,学生对施加的所有体罚都心怀感激,现在回想起来,只有苦笑。

多年之后,父母偶尔提到了那位校长,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我说了他曾经酒醉,扇我耳光的事情。我说,这几个耳光我一直记得。虽然不至于怀恨在心,但是这辈子,我也不可能原谅他。

这位老师,或许早已忘记了他酒醉后无故掌掴过的少年。毕竟无缘无故挨了他耳光的学生,我很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初中四年,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体罚,整个人常常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高压状态。

别的同学在课堂上被打的时候,自己的身体更是禁不住的发抖。这种长期的,如绷紧弓弦般的紧张状态,累积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与男生相比,女生遭受体罚的机会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大部分辱骂体罚,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进行的。老师在体罚时,常伴着各种花样翻新的辱骂,例如“脑袋进水”,“猪脑”,“不要脸”之类的话语。学生所遭受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还有心理上强烈的屈辱感。

这些公开的辱骂,有时候不堪入耳。

作为班干部,曾经去办公室拿老师批改完的考试卷子。恰好目睹一位老师批评班里一位同学,事由是某题目没有答对。我不时听到该老师问候这位同学的双亲,“草泥马”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

时到今日,我仍旧无法明白的是,为何要如此地辱骂学生?对学生亲属的侮辱,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何逻辑关联?对于这样的任意辱骂,却又不敢反抗,无处求助,学生会感受到怎样的屈辱?而在时过境迁之后,学生为什么会因此“感激”老师?

我已数次提到自己遭受体罚的经历。但实际上,因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又遵守纪律,老实听话,我是学校里受体罚最少的几个人之一。

其他同学,可以想象遭受体罚的机会更多。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曾经面对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是否在老师公开的羞辱打骂之后,像小学生缪可馨一样,曾经有过结束生命的念头?

高中(90年代末至2000年初)阶段体罚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但和初中相比,大部分老师,并不经常体罚学生。对我来说,因为体罚所造成的心理问题,也因此缓和了很多。

我的经历,当然仅仅反映我能接触到的部分现实。然而,我所遭受和目睹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的过度体罚问题,就没有代表性吗?

答案是否定的。

教育学界对中小学无度惩戒、过度体罚现象,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在一篇发表于某中文核心期刊,题为《我国中小学无度惩戒现象的分析》的文章中,研究者指出:

“尽管有关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但各地的体罚现象有增无减,花样也不断翻新。除原有的罚站、打骂、罚跑、罚抄等形式外,还出现了罚跪、罚爬、罚劳动等各种形式,有的教师还‘发明’了揪耳朵、捏鼻子、打手心、掌嘴、扇耳光、罚学生鼻子碰墙、面壁思过、让学生相互对打及打自己等样式。”

这些花样更新的体罚方式,契合了我的成长经历,很多老师的确将其变成了某种“艺术”。有的体罚甚至变成了老师泄私火的一种方式。这其中,学生被视作可任意揉捏的器具,被剥夺了一个完整的人所应有的尊严:

“体罚的原因也涉及方方面面,上课迟到,课堂讲话,做小动作,不按时完成作业,作业质量差,课间调皮打闹,考试成绩不佳等都能导致体罚发生。有的教师更是不分青红皂白,想当然地对学生施行体罚。”

体罚的现象有多普遍呢?文章引用了1998年北京市教科院对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调查:

“1998年北京市教科院对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调查表明,有57.5%的小学生有时看到老师体罚同学,有20.1%的小学生经常看见老师体罚同学;初中生‘有时’和‘经常’的百分比分别是62%和18.6%,高中生则分别为50.3%和9.9%。不论城区、市郊,不论重点学校、一般学校还是薄弱学校,体罚现象都相当普遍。”

十一

我曾以为,二十年之后,或许事情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小学生缪可馨的离世,打碎了这一臆想。

江苏常州这一例子,以及近年来不时报出的过度体罚现象,说明无度惩戒、公开辱骂和体罚在中小学仍旧普遍存在。

袁老师不承认当天有辱骂行为,但却陈述去年曾扇过缪可馨一巴掌。这一行为,在当时似乎没有受到校方任何的过问,遑论惩处。

实际上,以往学生的实名爆料证实,袁老师的任意体罚早已习惯化、常态化,数年来,她经常把练习册丢到学生脸上,上手打脸,揪眼皮,以及语言暴力。

然而,十数年间,这些行为似乎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警告。

如果不是体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合理化、常态化,很多教师,校领导都习以为常,默认这是正常的惩戒手段,我们如何理解十几年来袁老师习惯化的对学生的暴力?如果不是没有人举报则不过问,不出事则不过问,我们如何理解这十几年来“袁老师们”一以贯之的对学生的暴力?             

十二

重新回忆所有这些,并非意在追责我记忆中的这些老师。并非所有老师均会无故、无度惩戒学生。成长过程中,很多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关心,我时时记在心中,常怀尊敬和感恩。

我也并非主张完全废除对学生的惩戒。

我仅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中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语言暴力、当众羞辱、无度体罚的现象,并认真反思这一体罚文化。

什么样的惩戒方式是合理的?尺度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规范?如果教师逾越了规范,有什么具体的处罚措施?学生想要获得救济,有何正常的、通畅的渠道?如何避免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

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2019年11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获得了很大反响。相信这是反思、解决中小学过度惩戒现象的重要一步。

十三

我相信,认识和反思,是改变的起点。

改变,从反思体罚文化的合理性开始。

过度体罚,直接形塑着孩子们以何种方式看待自己的身体,学习尊重自己与他人。

过度惩戒,直接关系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年轻一代的未来。

你我,都曾经是缪可馨,都有可能面对过在课堂上公开的羞辱、无度的体罚;都有可能曾经面对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即便很多人已经告别了学校,如果不反思,不质疑,你我的下一代,仍将面临这些本不应存在的磨难和关口。

十四

初四那个夜晚,在被酒气熏天的校长无故扇了耳光、辱骂训斥之后,我和几位同学在黑黝黝的乡村沙路上骑行回家。途中,大家是不约而同的沉默。

转过弯,会经过一条两村交界的大桥,下面河水潺潺流过。在某一刻,一个念头闪过:如果跳下桥,是否这无边的屈辱和脸上火辣辣的疼痛,会消失不见。

那时乡村的河流,还没有被垃圾填塞。我知道某些河段,因旱季抽水,挖有深深的湾潭,可以轻易淹没我弱小的身躯。

时光一晃,数十年已经过去。

难以想象,缪可馨,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在手脚并用,吃力地翻越栏杆时,心中是怀着怎样的屈辱和悲痛?

缪可馨,她一定也曾有着美丽的梦想。

她对这个世界,一定也曾有着大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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