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评、影评和华语流行音乐：管窥中国人的“抒情性”

中国人有一种理想人格吗？是君子？圣人？还是士大夫？这一系列问题即出，总给人一种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大陆“文化热”中的，自我批判式的国学研究质感。我曾经在某本书（实在想不起是哪本）上读到另一论断：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诗人，换句话说，是一种“抒情性”。这一论断可以很好地为下文要描述的现象提供一种基础性解释。须注意的是，此处的抒情并不完全指语文课上提到的“抒情表现手法”，更涉及一种作出情感判断和解读的总体倾向。

在大陆网络冲浪多了，就能明显感觉到，对于社会、时政、娱乐、文化等各种领域，动感情的民间分析很多（甚至有点太多），讲道理的分析却很少。一个热点的引爆，带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哭嚎、呼告、义愤填膺、冷嘲热讽，这些作为第一时间的心理反应，本身自然无可指摘。然而在感情喷薄之后，似乎并无人真正关心社会学所谓之“结构”问题，很少有人真正论及问题中的主体、行动模式和复杂的关联。我对此最深的感触莫过于前段时间，一位“作家，诗人，著名球评人大仙（王俊）”的逝世，及社交网络各界对其旧文之回顾。仅观其“球评”标题，一股强烈的抒情气息就扑面而来：“米兰：一首被终结的诗”“中国足球：广岛之恋”“马拉多纳的存在与虚无”，等等。就内容来看，这些文章真的可算是不错的散文，其短句和段落的运用甚至有古龙遗风，但此类文章真的可被称为“球评”吗？如果通篇都在抒情，聚焦于对球员的文学化描述，而不讲时间-空间，人员分配，战术战略（虽然这俩词已被用烂）等真正“技战术（同样被用烂）”的问题，那这就只是散文，而非“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社交网络懂球帝有其闪光之处（比如微博博主@摩绪奴、@猩皇威武、@进攻三区等），因为虽然他们有时偏好用另一种未经证实的民间人种学独断球员好坏，但好歹他们总是关注于球赛的时空、人员分配、“技战术”，而较少掺杂情感判断。

另一类抒情评论则是影评。根据个人的经验，大陆社交网络上（以豆瓣和微博为主）的影评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微观）抒情，二是作者论。抒情影评与上文提及的球评类似，都和文学一脉相承，所以其首要关注叙事、”人物形象“、”内心情感“、情感的逻辑走向，以及这些元素的关联。大量的影评都是以复述故事为基础，开展一些情感逻辑分析，最后再注入自己的情感逻辑，找到一些能引起共鸣的情感议题，达成一种鸡汤式的主旨升华。作者论影评则是在1950年代就被法国新浪潮引入影评的auteurism/auteur theory提法（并非一套“理论”，而更接近于一种“选择政治”，所谓La politique des auteurs/the policy of authors，详见John Caughie ed., Theories of authorship: a reader），简而言之即将电影总体效果归功于导演一人之倾向。这种关注层面虽然在英语学术世界已经被大量解析，解构，再构，发散，重新发掘，但在中外最大众的接受层面上还是具有非凡的地位，David Andrews对此总结的三个原因非常到位：非理性（人类思维将“作品”归因于单一创作者的倾向），实用主义（宣传推销的商业逻辑），制度结构（制片、放映、传播等制度对作者的依赖传统）（详见David Andrews, "No Start, No End: Auteurism and the Auteur Theory.”）。在此倾向下，也有相当的影评喜欢刨导演的生平，花边，趣闻轶事，以至达到都市传说的水平。导演的各种文本被不断格言化并投放到虚拟市场，或者将其本人塑造成一种“亚”偶像，这几乎可称之为一种抒情化的符号游戏。

最后，在似乎没有那么文学化的流行音乐上，抒情性仍然是一种重要倾向。华语流行音乐（或许可以囊括港台）也基本应和了关于抒情和结构的分野，过于强调歌曲的情感意涵，而较轻视其编曲结构的变化。这个想法源自微博上的音乐博主@220AD，他的某个视频里提及，华语流行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差距之一就在于对音色设计考量的不足，并且大众对音乐的判断还停留在歌词、旋律、编曲的“排场（管弦加持）”，以及我要补充的“唱功”。不仅是当下，其实回顾千禧年左右的华语流行音乐，也总能感觉到编曲一定程度上的千篇一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作词和旋律俱“抓耳”的作品。人们在深度怀旧时更乐于讨论的，除歌手本人外，也是黄沾、林夕、方文山。但千禧年初的华语流行对这种抒情倾向有另一种“补偿”方式，就是塞入一些“高概念”的幻想题材作品，比如林俊杰的《曹操》，吴克群的《将军令》，飞儿乐队饱含敦煌风格的《月牙湾》和《千年之恋》，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SHE的《波斯猫》和《北欧神话》，飞轮海的《不死之谜》，更不必提周杰伦跨域中西、花样百出的奇幻作品。这些歌或多或少都营造了一种特有的设定和场景，在“中二”和借物抒情两端平衡，让全曲颇有小剧场的感觉，玩出抒情和结构外的更多花样。

介于视野和经验的限制，本文基本限于个人对中国（大陆）相关现象的主观揣测。然而稍加思索，上述文化实践里对“抒情性”的倾向或许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有可能是世界性的。这种论断将会涉及人类的基础思维方式，“认同（identification，或者用Murray Smith的话说：alignment，allegiance，recognition）”问题，或许还有历史范畴的民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