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法学博士,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人权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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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实行完全蔑视人权的超级防疫手段,很多居民家的门窗被用铁棍焊死,堵路、封楼、封村,极为普遍。

       新冠疫情已造成全世界一亿多人感染,242万人死亡,至今仍在一些国家肆虐。中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传播,被一些人解读为专制模式的优势。但事实上,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对公民基本人权、自由和尊严的严重侵犯,体现的是“低人权优势”,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极权体制的超级控制力。

■掩蓋真相、封殺輿論

      中国政府历来将公共卫生危机视为政治问题,与政治合法性、维稳绑在一起。这一次仍旧出于极权本能而掩蓋疫情真相,封殺輿論,并且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貽誤了防疫的最佳時機。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两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吹哨人”医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发布疫情警告信息,被公安机关训诫,并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引发公民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但这种声音很快被互联网迅速删除。中共当局监禁报道新冠疫情的公民记者,如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撰写关于武汉封城日记的方方,受到由五毛水军的集中攻击,对她的网络谩骂持续至今。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批评当局处理疫情不当,还发表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并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

       这些只是中共迫害敢言者和压制真相的冰山一角。在如此的舆论环境下,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等关键信息,外界很难掌握。中国政府对病毒起源问题进行“甩锅”,脏水先后泼向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误导国际舆论。中共以各种方式拖延国际调查,直到2021年初才同意世卫组织派团调查,而调查过程也受到操控、重重阻挠,完全无法保障独立性。

■無視人權的一刀切控疫

       中共当局实行完全蔑视人权的超级防疫手段,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从石家庄到通化,各地纷纷实行“一刀切”的高压防控。很多居民家的门窗被用铁棍焊死,堵路、封楼、封村,极为普遍。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会等基层维稳机构,以联防联控等手段将国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对于冒险外出的民众,维稳机构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程序的情况下随意进行拘禁,很多人被殴打或以游街示众等方法公开羞辱。武汉市民陈和建,2020年2月离家外出两个小时,回家时遭防疫管理人员殴打,隔日因颅内出血去世。河北、河南等地都爆出防疫人员将公民绑在树上的恶劣情况。

       2021年1月,吉林通化市家家户户被贴上封条,很多人没有储备食粮,网上订购无人配送,不少居民发出断粮断药的求救信息。湖北黄冈的脑瘫患儿鄢成的父亲,因疑似感染新冠被送入机构收治,鄢成被托付给亲属及村委会,但无人照料的鄢成竟然在家中饿死。极端防控加上玩忽职守,制造了疫情之外的大量人道灾难。

       因疫情被隔离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元甚至更多,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也滋生了普遍的权力腐败,一些官员和与权贵勾结的商人大发国难财。高压管控之下企业停产、店铺关门、物价飞升、大量失业,一些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而政府未能尽到救济责任。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一分钱的救助,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疫情期间发生的各地国民之间的歧视、排挤、冲突,中共当局持纵容放任态度。

       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管控,和对新冠肺炎受害者和维权者的打压。如新冠难属张海,控诉武汉市政府隐瞒疫情造成父亲死亡,因此受到当局骚扰、跟踪、威胁,社交媒体帐号被停用。他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先后聚集了100多名在疫情期间痛失亲人的武汉市民,他们希望能为已故的家属讨个说法,但微信群被政府封杀。警方还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新冠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禁止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及参加连署活动等。疫情爆发初期,民政部特地下发通知,不允许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进入湖北省;外地捐助物资也指定由红十字会进行统一接收和调配。这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实上是防止民间自组织的生长。

■利用疫情來強化高科技極權

       中共利用防疫来强化信息化管控手段。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等都被要求扫描“健康码”。这一“健康码”系统与公安网络相连接,公安机关可以藉此掌握更多个人隐私,并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存在。杭州准备建立基于“健康码”的健康评分体系,引发了公众对侵犯隐私及歧视问题的担忧。北京则发生了“健康码”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证号码被放到网上售卖。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微信、支付宝、微博等网络平台,几乎完全掌控了国民的出行、购物、住宿、理财等行为。加上社会信用系统、遍布的智能摄像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DNA采集等,中共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我称之为“高科技极权主义”的体制。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镇压变本加厉。七一推出香港国安法,彻底撕毁一国两制。在内蒙古限制蒙语的使用,并大规模抓捕抗议者。至少50万藏人被关进军事化的劳动营,藏人的基本人权受到野蛮侵犯。而新疆正在发生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权灾难。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被关押在集中营,被系统性地洗脑、酷刑,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集中营被关押者非正常死亡的报道。最近BBC对受害者的采访和调查证明了集中营存在着系统性强奸和性侵犯。

      纽约时报评论说, “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总之,中国政府在初期隐瞒疫情、压制真相,在处理疫情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远远超过必要限度的严控方式,践踏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造成了巨大生命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对陷于失业、贫困和隔离的公民,未能尽到起码的救济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处理疫情的机会,大大强化高科技极权体制,使未来的启蒙、维权活动和抗争行动变得极为艰难。用中国防疫工作的表面上的“成功”来论证专制的优势或民主制度的劣势,是黑白颠倒,是对法治、公民自由、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无视。

【本文是对刚刚发布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这一研究报告的评论。王庆民对本文亦有贡献。报告见,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cn/report/149)

首发台湾苹果日报: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220/DHJ5DRDT4VHUXPZYFGTS3E2U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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