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

一个好知学生

三八婦女節散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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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第一次想要過三八婦女節。小學時候我有按照老師說的那樣給媽媽買賀卡和康乃馨,中學時有抗拒過婦女這個詞,大學時有為女生節校園裡掛著的奇怪橫幅困惑過,現在我才終於能從三八婦女節的歷史從紀念女性勞工的抗爭的角度去想要慶祝這個節日。

在婦女節前夕,和紐約的女權夥伴們度過了非常美好的一天,在和大家的交談中獲得了力量,更加真正感受到電視劇性愛大師裡的女人間互相支持的小組並不是想象。因為聊得很晚,而在婦女節當天原有的一個活動又忽然取消了,我很愜意地睡了一個懶覺,這是我近一個月以來,除了一天生病在家休息,唯一一天沒有去實驗室,我覺得這挺合適,在婦女節作為一個婦女罷工。但是週日的太陽實在太美好了,我實在捨不得不出門,於是我享用了自己做的一份早飯,開始思索應該去哪裡。

我有點想去超市,但是我忽然困惑,去超市是一種享受嗎?以前我們家裡總是爸爸負責去超市採購,作為一個長期住校的人,我週末回家看到冰箱裡爸爸給我買好的大罐橙汁酸奶牛奶都十分滿足。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爸爸是一個符合上海男人刻板印象的人,但是他每次買東西都很糾結,但凡去到菜市場一定會打電話回家告訴我們現在有些什麼選項,問我們更傾向於買什麼,這在我十幾年的觀察裡從未變過,可見對於他採買並不是一種享受。而我自己呢,對超市的美好記憶是,中學放學後會喜歡去超市逛文具攤,再不然就是大學以後跟男女朋友一起逛超市並且夾雜著對共同生活曖昧的幻想。上一年住在澤西市的時候,我經常逼迫自己週末去超市買東西並且燒好後面一周的食物,但其實燒給自己吃好像就少了一點樂趣,等我這一年住到曼哈頓之後,我就變得愛吃超市裡買的搭配好的色拉了,烹飪帶給我的樂趣逐漸消失了。想了想,我覺得超市不是一個今天要罷工的婦女出門散步的好選擇,承擔家庭勞務的女性,花費了那麼多時間在超市,花費了那麼多精力來消費,女性總是消費主義的目標,可是這真的是女性所期許的嗎?

於是我去了咖啡店,因為我的咖啡豆所剩無幾了,我離開咖啡是無法生活的,我成長的環境使我對咖啡因上癮。但是我並沒有在咖啡店長坐,因為我一個人,覺得坐著沒有什麼意思,沒有什麼書可看,也沒有特別的人對談。小學的時候我對咖啡店有一種執迷,因為它常常是書裡歐洲的文化沙龍。後來連鎖咖啡店在國內興盛起來,我很失望,每一家都是這麼的模式化,並不是我想象的那樣。我想象中的咖啡店應該像以前紹興路的漢源書屋那樣,一壺茶和數不盡的書,可以一個人平靜地度過一整天。在第三次咖啡浪潮下,越來越多國人開始欣賞起手沖咖啡來,在搬來紐約前,我去遍了上海灘推薦列表上的精品咖啡店,週末嘴饞一杯咖啡,就帶上杯子,一刻鐘就能安逸地在靜安寺的某個高級商場裡享受到一杯由店家在國際拍賣會上買來的評級多少多少的咖啡豆沖出的咖啡。這樣的生活是充滿特權的,在我離開上海後,這樣的咖啡館更是在國內遍地開花。但是我也覺得,這和我以往想象的咖啡館不一樣,人們或是在裡面談生意,或是拍出一些精緻的照片,仍然不是我想象中充滿公共討論的一個空間。我忽然感到一陣失落,我的生活一直是充滿特權的,我生活過的城市只有上海和紐約,我改不掉一些語言習慣,這些習慣是充滿優越感的,會讓朋友與我對話時感慨“你這樣說話確實很像上海人”,即使我家在上海也只是一個普通家庭;甚至有些根本不是習慣,是漫不經心的傲慢,就像拍拍腦袋不考慮經濟狀況讓全中國停課改上網課一樣。對,咖啡館從來不是一個屬於普羅大眾的公共空間,它的門檻是消費,它是充滿了精英特權的。

我走出咖啡店,走進旁邊的冷飲店。很久沒有吃冰激凌了,我要今天滿足一下自己的願望。雖然我覺得在紐約阻止我吃冷飲的主要原因是冷飲太貴和夏天根本不熱,但是怕胖這個因素還是必然存在的。從出生至今,我一直都是一個身高體重身形都在健康範圍裡的人,但是我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自己外表的焦慮,畢竟廣告或是影視節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總是更加纖弱的。中學的時候,我對自己的心理安慰是,至少我的五官還是很出色的,也許我就是那種圓潤才更好看的類型。大學食堂不太合我的胃口,交大這麼多食堂,我那時最好的朋友最喜歡的是在哈樂吃麵條。我最討厭的就是吃麵食,但是我又懶得挑,就一直順著她,每次吃蓋澆面對我來說約等於吃蓋澆,吃完蓋澆的爆魚或者是素雞,我就覺得我受不了再多吃一口;繼承了我媽的挑食,我偶爾嘗試吃一次豬肉,就難受了一個星期,大學讓我被動地瘦了下來。再後來為了對抗抑鬱,我一天運動兩個小時,女朋友直跟我抱怨把時間花費在健身上影響感情。我瘦到了我成年以來的最低谷,也更難去說服自己還是胖點好看,但是我媽的男朋友說我看起來面黃肌瘦,我如今回想才感受到,原來人們對美對健康的認識是社會建構的,不一樣成長環境的人對它們的定義是很不同的。後來我因為一次夏日露天的音樂節曬傷,皮膚狀態也陷入了低潮,我對我的五官也不很自信了,甚至被媽媽說我變得不好看了說哭。再後來,我皮膚恢復了,有一次別人問我覺得自己如果沒那麼好看會有什麼不便,我充滿了困惑。一開始我理不清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合理,後來我才想明白這個癥結在於女性所謂的美貌帶來的紅利和它帶來的麻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人生中兩次強烈地想要改變自己的髮型都是希望降低自己的外表魅力,一次編了充滿鄉土氣息的雙麻花是因為幾次放學回家時遇到同一個中年男性的性騷擾感到恐懼,希望換個髮型就不再被認出;一次剪了不適合自己的短髮是希望減少他人的注視不要干擾自己的學業。最近一段時間,我忽然開始放低了我以往對穿著搭配的執念,冬天是個非常棒的季節,我從優衣庫買了各色的燈芯絨男士襯衫,可以拋棄胸罩,只考慮自己的自在。也是最近,我的促甲狀腺激素異常低,有一些亞臨床甲亢,食慾完全不受自己控制,雖然沒有顯著的身體變化,但要說沒有憂心是不可能的。時至今日,我的外表焦慮仍然起起伏伏,我也已經知道,作為女性可能要一輩子與之對抗。

我該去哪兒呢?我查了查地圖,終於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地方,公園,我決定走去離我家最近的公園。公園不用花錢,不管貧窮富貴高矮胖瘦都可以去公園。來了紐約之後,我發現這裡的公園和我在中國所理解的公園是不一樣的,以前我的建築師男朋友跟我解釋這一點的時候我很難理解。小時候,上海的公園是要收費的,雖然收的不多。幼兒園的時候,爸媽覺得每週都應該帶我出門,我週末都會去嶺南公園,玩蹦床畫沙畫,爺爺和叔叔會從河裡釣魚蝦帶回家吃,我還特別喜歡和爸媽一起騎空中自行車在半空中把整個公園看個遍。再後來,公園不收錢了,但是我覺得走進公園還是一項儀式,因為公園是有圍墻的,你總要從一個大門進公園。紐約大學甚至沒有一個封閉的校園,圍繞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樓房插著紫旗的就是學校的樓。這個公園相比中國的公園很小,有很多進出口,活動也很豐富:必不可少是街頭音樂表演和滑板,地上常常是粉筆寫著的政治標語,總有人在買反對川普的徽章,有提線人偶表演、枕頭大戰、尖叫快閃、肥皂泡泡,有樂隊團體會來演出,伊麗莎白沃倫也來辦過集會,春天看到玉蘭花開會勾起我些許思鄉情緒;當然也有惱人的,我第二次去就遇到了針對中國女性的性騷擾,公園裡也常常聞到大麻味。上下課為了走近路,我必然會經過這個公園,公園是街道的一部分,是時時在城市中的。不管怎麼樣,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這裡的公園是屬於大家的。我想起前幾周我看的紀錄片中人們高喊“公民廣場屬於人民”,那份堅決讓我流下淚來。我記得初中同學一起出去玩最愛去人民廣場,因為離大家都近些,那時我能背下地鐵站近廿個出口都通去哪裡,戲稱人民廣場是自家後花園。人民廣場之大,並不是每個地方都是公共活動的空間,市政府大樓自然不是,也沒人喜歡在執勤兵的注目下活動,我最喜歡的是它對面上海博物館門口的噴水池,小學時大家在那裡逮住外國人跟他們練英語對話,初中時總有明星的粉絲團週末在廣場上聚集,我也在那兒看過日全食、採訪過路邊的乞丐和清潔工,這是我最先能想起的上海公共空間。但也不是做什麼都可以,比如有一些靜坐和散步就不行。人民廣場屬於人民嗎?我其實不很清楚,小時候大家都要背七不規範,說了公共場所要愛護公物,公物是不屬於我們的,我們在公共場所留下的痕跡也要抹去,一切恢復原樣。應該來說,人民是客人,不是主人,得要看人臉色,這跟我在紐約看到的肆意是不同的。

我很快走到了麥迪遜廣場公園,紐約的陽光過於美好,人們好像也完全沒有被新冠肺炎打亂正常的生活,一路上沒有人戴口罩,我很欣賞這種氣氛,孩子們在樂園裡嬉戲,狗也都自在玩耍。我沒帶書,我也什麼都不想做,我覺得今天罷工就應該什麼都不做而只去浪費時間,於是我坐在長椅上對著太陽假寐,而我的思緒卻如流水止不住。最近走路去上學的時候每每被太陽曬到,我都想這樣休憩一番。我記得以前在思源湖邊也這樣坐著,常常是夜裡去彈吉他,但例外是13到14年的元旦我在湖邊溫書,看我怎麼都記不住的思政內容,之所以在湖邊是因為圖書館關門,但很離奇的是元旦晚上忽然收到短信通知說包玉剛圖書館為了方便大家複習又開門了,我對大家一生一世學習的意志很欽佩。後一年的元旦就不太平了,在外灘發生了踩踏事件,說遠了。我對拖鞋門口的草坪還是很有記憶的,我見過有人靜坐在那兒示威,另一點不同則是它沒有毛澤東像,上大學以前我比較常去的大學校園是復旦和華師大中山北路的校區,他們都是有毛像的,我就以為所有的大學都有毛像。尤其常去的是華師大,毛像面前是一片草地,會有人坐在那兒看書野餐,我很困惑他們在人像的注視下是不是能真正放鬆,而它周圍的歷史樓、物理樓,看來和毛像則是相似的嚴肅。中學去物理樓上課,每每能看到有人在毛像下的台階附近玩滑板。啊滑板,我想到最近那個新聞,想在公園裡玩滑板的那個姑娘,被人那樣訓斥謾罵,滑板更是被人摔了……我忽然不想再想這個故事,近來自己的思想過於複雜,這樣一件事情我都可以從公權力、女權各種角度去論述半天,論述完自己精疲力盡。思想複雜有什麼不好嗎?好像也沒有,因為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偏偏就是這麼多維,可以讓我們去探討許久,簡單化才可怕,為了維護自己的結論而去合理化許多並不成立的論據就更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大家現在都很忙,所有的行為都很碎片化,簡單歸納是許多人認為最高效的,沒有人在意文章太長不想看這種態度會帶來什麼問題。這一周以來,新冠肺炎在美國擴散開來,雖然我會給大家推薦實時更新信息的平台,但是我自己看手機新聞卻變得越來越少,也許是這些天與人面對面的聊天才真正有趣,我已經開始不關心那些訊息了。東邊日出西邊雨,轉而變成國內的人憂心起國外的人,總是在風暴中心的朋友(去年在香港現在在孝感)給我發信息地圖,我覺得這很好,我既感受到這是他真心在關心我,又不覺得他在push我,是在他所能範圍內提供最大的關心和幫助;也有人會催促我要戴口罩或者跟我說美國人囤槍,但我覺得這些信息對我而言是無用的,我又不是看不到新聞,而我在美國能看到的媒體數量比在中國多很多,在一月初我看了新聞覺得事有蹊蹺告訴我媽他們要戴口罩的時候,我是給他們買了口罩寄到家的,那麼這個勸說就是可操作的,但是現在勸我戴口罩的人為我做了實際的考慮嗎?並沒有。告訴我美國人囤槍的人去核實過這些信息,並且考慮過對我們有沒有實際的影響嗎?也並沒有。那跟我說這些的意義是什麼呢?難道是要向我彰顯制度自信?喔那也正常,畢竟看大家批評中國政府這麼久了,也想批評一下美國政府。是,在一些人眼裡,批評中國政府就是認了美爹什麼的,這一整套話語邏輯讓我難以理解,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批評中國政府又不代表完全認同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做得並不好,世界各地也並沒有哪個政府就一定值得表揚的,因為總有人得病,任何一個政府不要造成更大的傷害就已經是萬幸了,可能比較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因為批評跟揭露而極端地刪帖,這才促使一些人更加激進地去傳播這些信息。我想起春節時候和一個泰國同學在美國教授的家裡聊天,大家批評世界各國政府不當的措施。批評的分明是行為,就事論事,為什麼有人一看批評就可以簡單地看成站隊呢?為什麼總在塑造二元對立?說好了不做超級大國,又要處處較量,既已是司馬昭之心還不如攤在明面上好好講講各國的資本如何互相滲透和勾結。當然我也理解,要應對批評是很痛苦的,很難沒有任何的負面情緒,但是不去看自己的錯題集下一次如何能做對呢。不承認錯誤是很常見的,也同樣是很父權的,女性的內省和道歉似乎總是多一點。我也很欣賞一個觀點,勸說自由派或者左派的朋友能批評地更冷靜,如果自己佔據道德高地發聲就不加限制,也未見能讓人聽得進去。總而言之,大家各自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保全自己身體健康安全,誰也不要見著一點什麼就看熱鬧冷嘲熱諷。

太陽西下,沒有了陽光,在長凳上不再覺得這麼暖和了,我起身回家。晚上我和兩個因為支持Jingyao而認識的女生聊到凌晨。如果說去參加那次現場的應援活動有什麼意義的話,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結識了一幫真正有共同價值的朋友,兩個月來也是這些朋友能說些交心的話;自從新冠肺炎爆發至今,我的朋友圈裡最愛說話轉發文章的就是這些人,雖然從不好的角度說來,我又進到了一個泡泡裡生活,以為有很厚的同溫層,但是在最近的局勢下,我還是更喜歡看到有這麼多說正常話的人。之前有人說我根據政治立場來交朋友,我忽然想起以前我批評爸爸交一些酒肉朋友,對他自己根本沒什麼好處,說完他沉默了,我看出他有絲難過和羞恥,我覺得自己的話也許說重了。完全不考慮政治立場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嗎?我不是很確定。但是我覺得考慮政治立場交來的朋友,好像比我因為學習工作而不得不交的朋友讓我感到交流起來舒服些。

婦女節後一天,因為新冠肺炎一個月未能見到面的朋友來看我,她給我帶了肉罐頭、藜麥、濕紙巾等應該囤積的東西。我們也聊了好一會兒,接連著幾天我都因和女人們聊天而感到治愈。我忽然不想再去看新聞,本身知道多一條少一條好像就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我也不會因為隨時刷手機而變得更安全。這一個星期我跟媽媽的通話就超過了我在紐約的第一年,也許也超過了本科的四年。在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之後,我開始想辦法糾正以往我和她的不親密,我覺得我們有進步。

傍晚收到郵件通知,學校從星期三開始要上網課。總的來說,我對紐約人的恐慌程度感到滿意,人們頻繁地洗手,囤積了不少冷凍食物在家裡,生活一步步根據情況做調整,沒有生硬的禁足。我不是很願意上網課,畢竟付了那麼多學費和房租讓肉身在美國,卻要上網課,但我也感慨肉身在美國,至少有很多的公共空間,有公民社會,有讀到許多文字和寫下許多文字的自由。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它會在大陸被審查,過了幾天這個石墨文檔的鏈接也許會打不開,我都習以為常了,畢竟我的微信朋友圈有那麼多條只有我自己看得見的內容,我的微博草稿箱有一堆因為違例而發不出去了的消息。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到底寫了什麼違例內容,我覺得我最近寫的每個字都對我自己很誠實,也無任何羞恥。但是我並不是為它們而寫的,只是為了我自己,為了自己我就有十足的理由去寫。中學時我就特別喜歡為自己寫一些有的沒的,在紐約中央公園參加完李文亮的追悼會後的一天,我翻開自己中學時的QQ空間,讀了當時我對溫州動車事件、上海11·15大火的頭七市民自發悼念現場的記錄,坐在實驗室裡我忽然止不住地落下淚來,我的日本師兄見狀與我聊天安撫了我一番,我感懷不已,我從他這裡獲得的同理心遠遠超出了許多與我同一個國家的人。他聽說學校改上網課,開心地跟我說,那我可以在實驗室一邊觀察小鼠行為一邊上課了。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確實最擔心的是實驗中斷了。唉,罷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們都已經如此習慣於工作又熱愛工作,期許著工作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價值。百年前罷工的女性多麼不易,而她們罷的是她們的社會工作,女性的家庭工作呢?家務勞動的價值被人正視了嗎,當她們決定罷家庭工作時能得到旁人的認可支持嗎?那天呂頻在離開紐約的火車上打來電話問女權夥伴們,大家對婦女節有什麼期望。今天再思索這個問題,我覺得我的期望或許是,女性在每一天都能有想要罷工的自由,不論是社會工作還是家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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