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
鄧正健

香港寫作人。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 追蹤我的其他平台: https://ko-fi.com/tangchingkin https://linktr.ee/tangchingkin 合作邀約: tangchingkin@gmail.com

《憂鬱之島》:政治、代際與歷史的憂鬱(三之二)

圖:陳克治。《憂鬱之島》劇照

二、歷史(或故事)構成方法

《憂鬱之島》以多組統計數字,將三段歷史時空跟當下進行比較,例如死亡人數,被捕被判刑人數,以及逃難人數等。這些數字表明了導演陳梓桓所設下的敘事框架:以逃港、六四和六七作為反修例運動的歷史參照。統計數字為觀眾提供了一個概括的歷史印象,但真正要進行歷史對照的,卻是三組受訪人物。導演選擇這三組人物,反映了他對如何進行歷史比較的具體想法,也同時呈現電影的各種意象之中。作為一齣紀錄片,《憂鬱之島》的介入性很強,當中包括導演對歷史和社會現實的預設看法,以及在形式上讓被拍攝者與拍攝行為本身產生更多互動(這點在文本第三部份會再作討論)等。因此,我們首先要問:電影要呈現一個怎樣的歷史圖象?它又是基於怎樣的歷史觀點而產生的?

即使在電影公映之日,我們尚未能為2019年反修例運動下歷史定論。大量政治檢控仍然持續,移民潮如火如荼,運動中尚有很多未明真相。但為這場運動找尋歷史解讀,其實早在運動「發生之前」就已經開始:多年香港人一直在問,香港人應否愛(中)國?如果中共政權繼續壓迫香港,香港人應否以激進形式反抗?又或應該沉默地找尋安身立命的方法?

電影以「逃港」開始,這是「這一代香港人」的起點。香港曾是難民城市,絕大部份香港人的上輩都是逃港者,他們逃來,主要為生計,但日後卻通常被演繹為「投奔自由」。電影中沒仔細說明陳克治夫婦為什麼要逃來香港,最直接的解讀自然是逃避文革的政治逼害,但相對於另外兩組受訪者,這個段落反而是最不具政治性的。兩名學生岑軍諺和田小凝觀看陳克治在維港游泳,然後跟他飲茶談天,那都是無政治的庶民生活;而在訪問中,兩名學生都沒有直接提及社會運動,卻清楚說出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即使香港變壞,也不願離開的意願。

這裡,他們理解中的香港好或壞,並非以政治為標準,而是「自由」。電影中呈現的文革場景是虛假的,兩名學生飾演青年陳克治夫婦,主要要體驗逃港者翻山涉水的艱難,以及面對可能被怒海吞噬的危險。但鏡頭一轉,現實中的陳克治已在海港暢泳,享受香港「自由的滋味」。由此,作為電影的第一章,此段僅僅是為香港設下一個符合普羅大眾的庶民想像,卻去掉大量歷史細節的「定義」:香港是自由之地,因此上一代逃港是投奔自由;香港是我家,所以這一代年輕人不會離開。

紀錄片不是歷史書,當然不可能呈現過多的歷史細節。但《憂鬱之島》所呈現卻並非對所知歷史的反思方式,而是要試圖捕捉香港人的集體意識。三段中,這一段的人物最平面、典型化,卻又最能反映集體想像,跟後兩段有著鮮明的立場和價值對壘有所不同。

第二段所表達的,是近二十年香港最重要的一場政治論爭:六四的定位。香港愛國主義者跟本土主義者在六四問題上一直針鋒相對,本土主義者反對將「平反六四」跟「建設民主中國」等傳統香港的六四論述,跟香港民主化的進程掛勾。這種想法後來發展成各種本土政治論述,甚至是更激進的香港獨立論。電影中有一段拍攝林耀強跟幾名同伴在維園球場點起燭光, 似乎有點無可奈何,也有點行禮如儀地一同喊出支聯會口號「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期間背景卻有人揚起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反修例運動橫額,並唱著《願榮光歸香港》。 當林等人喊罷口號,鏡頭接上林的近鏡,畫外音卻是有人清晰地喊出「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口號,儼然是對林等人「平反六四」號的直接回應。林耀強聽罷,旋即語帶無奈地說了一句:「好犀利。」

犀利甚麼呢?在這一段中,林耀強才是唯一主角,方仲賢作為他的對話,面貌反而相對不夠清晰。同是學生領䄂,兩人在電影並置肯定有「傳承」之意,而導演讓方仲賢飾演1989年的林耀強,便明確帶出這一點。可是方仲賢的政治主張,他(和他這一代人)的政治心路卻沒在電影中被深入挖掘(是直到第三段講譚鈞朗時才稍有剖釋),但林耀強的心理圖譜卻是相當清晰具體。

那是一個典型而漫長的創傷後遺症:六四令他信念幻滅,形成「書房」中的逃兵情結。電影中拍攝他投入律師事業和社區工作,卻儼如自我麻醉。在學生組宴會中,他彷彿酒後吐真言,說對年輕一代感到愧疚,而另一邊廂又行禮如儀地以燭光悼念六四,以支聯會口號支撐理想。他對反修例運動一代的政治信念似乎不以為然,但又如弗洛依德式口誤般爆了一句「好犀利!」——「犀利」既指年輕一代激進、偏執而不顧一切,也隱然有反映了他的不以為然。這並非一種純粹的政治判斷或立場,更是一種情結:他終於找到以堅持「平反六四」作為他當年信念幻滅後的替補物,但潛意識中似乎知道這是虛幻的,只是他不願醒來,仍留在當年的「書房」裡。偏偏年輕一代的本土論述正是驚醒他的最後一道鐘聲,電影中維園球場一幕的蒙太奇,因而產生奇妙效果:林耀強跟他所屬的「六四一代」,就在這半夢半醒之間,眼巴巴看著年輕一代將他們遠遠拋離。電影以「憂鬱」為名,其中之一就是這種在本土派口中稱為「大中華膠」的集體情結。

不過電影的好處,在於導演沒有在言詞和論述跟這一代人針鋒相對,而是帶著抽離的紀錄片視予以呈現。當然這呈現是一種帶預設的「再現」,那就是關於導演如何理解電影中的歷史敘事。

這種敘事是回溯式的——或者說,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經典說法,歷史敘事必然是回溯式的。電影中始終穿插著反修例運動的街頭影像,卻又遠不像如《時代革命》那種直面記敘,這些街頭影像(及其所再現的反修例運動)之於《憂鬱之島》,更像是一個時代背景,及一個歷史回溯的原點。導演並非要再現「運動」,而是要再現「運動所引發的種種歷史思考」。

電影第一段講述是的是「香港的歷史構成」,即其「自由港」與「避風港」的屬性;第二段是關於反修例運動的論述背景:以「六四」中的港式愛國主義為始,以反修例運動中的港式本土分離主義(不只港獨,更有一個很闊的光譜)為終。電影以林耀強的故事作為線索,呈現港式愛國主義的衰敗,卻未及深挖年輕一代的政治心像。於是,電影便有了第三段:從年代更久遠的「六七暴動」,追溯年輕一代在政治信念、暴力抗爭跟個人安身立命三個問題上的想像與抉擇。

從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轉折有點戲劇性,當林耀強在港獨口號聲音中悼念六四,然後鏡頭一轉,便是汽車窗外的內地城市風景,楊宇傑帶著香港學生來到四川汶川進行交流。在一輪質樸的愛國言談後,鏡頭帶回觀眾走進楊的書房,並返回他在五十年前六七暴動時期的時空。導演讓2019年的青年譚鈞朗重演楊被殖民地警察盤問時的情境。譚赤祼上身,義正嚴辭地跟外藉警察說

「Loving my own country is not guilty. I am Chinese. What is the problem for me to love China?」
「I said, I am Chinese. And here belongs to China. I will stay Here. 」


愛國無罪,香港是中國的。然後紀錄片的蒙太奇再次發揮作用,在同一場景裡,導演讓譚鈞朗用自己的身份接受訪問,並有以下對話:

譚:我係1998年3月20號喺香港出世。
問:你係唔係中國人?
譚:我唔係。
問:你唔係中國人,咁你係乜嘢?
譚:我係香港人。 


那是香港族群身份上的代際對立:楊以左派國愛主義對抗殖民主義,譚則以本土主義對抗國愛主義,並以他本人的出生為分界:他生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彷彿暗示著「九七回歸」 的徹底失敗——可是電影並沒有仔細呈現這段歷史背景,作為一部「後反修例運動紀錄片」(如果有這種分類的話),這段歷史已是常識,因此電影更著意呈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維度上,香港人的族群身份是如何轉化的。第二段中,觀眾從林耀強面對年輕「同路人」時的憂鬱,但在第三段裡,楊宇傑跟譚鈞朗的代際差距太遠了,在歷史觀、政治立場和人生經歷上俱無交叠之處,他們唯一共通之處,就是兩人都經歷過激進社會運動,同樣受過牢獄之災。

導演安排譚鈞朗飾演1967年的楊宇傑,同時也讓年輕的他體驗當時的歷史現場。電影中無法表現他如何理解楊宇傑一代以至上代左派愛國主義者的精神面貌,他所能體驗的——或說他所能對之產生共同感的——就只有那種反抗壓迫的革命情緒。因此「監獄」就成了這一段最關鍵的意象:它成了歷史時空的紐帶,在情感上連繫著兩代香港抗爭者。如果說電影第一段所表達的,是年輕一代追認上代香港人追求「自由」的意志,這一段則要呈現在世代族群身份撕裂(現實中表現為黃藍之爭)的時空下,兩代人如何重新建立共同感。

不過,這種連繫既結密又脆弱。電影中其中一段最令人念念不忘的戲,正是楊宇傑跟譚鈞朗在監獄中的對話。兩人分享了一個共同理念:理想主義。楊說「雖千萬人吾往矣」,若你認為正確的事,即使代價極大,你仍義無反顧的去做。於是,兩人均為自己認為「正義」的事,甘願面對牢獄之災。電影中甚至沒有讓兩人表達對反抗對象——不義政權——的看法,而單單表達了這種純樸的理想主義信念。這種信念只能關乎情感(理想主義)與身體(牢獄之災)的,若把信念上昇至政治理念上的層面,兩人的分歧就會馬上顯現,情感紐帶亦旋即折斷。

牢房中,楊宇傑亦分享他被同路人遺棄的經驗:「坐監難捱,坐完監之後仲難捱。」楊說。可是,楊宇傑仍然非常愛國,仍然在看電影《中英街一號》時感動於年輕時的理想主義,卻刻意跟政治保持距離。他對自己這番態度語焉不詳,這恰恰是現實中年輕一代對上代愛國主義者最不解之處。電影中似乎也刻意保留了這種語焉不詳,然而當楊宇傑說到,他這一代是「the abandoned kids of the riots」時,謎團彷佛解開了:他既保持了孩子單純的理想主義,又得在被現實遺棄後安身立命,於是他繼續在書房裡愛國,卻遠離街頭和政治。

這一句話也彷彿成了對譚鈞朗的預言——雖然他仍帶著官司,仍在激進政治運動的歷史場景裡(也就是這部電影的創作時代),這句話會否在譚鈞朗上應驗呢?電影未及呈現,但比起牢獄之災,這預言可能才是令他這一代人心深感憂鬱的根源——如果歷史是重複的話。

(三之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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