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
譚蕙芸

記者,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作者

用別人的十年來換回自己的十年

理大圍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後有人逃脫、被抓、死守。機緣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經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詳述自己逃生的經歷,十二小時內三度逃脫失敗,最後成功以游繩離開,現在回想,她深感僥倖,卻遺下滿腔內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種心情,她只能敘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詩(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進入理大,她說,數月來,她有幾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個小隊,經常一起行動,她入理大時,戰況已激烈,裝甲車被燒,水炮車沒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數多,士氣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戰點她都擠不進去,「夠人」之說響徹理大校園。

她一度只在一條炸了的橋邊行行企企,跟警察對罵,「很老套地,我當晚除了遞火魔(汽油彈),只跟警察宣讀了抗爭宣言。」

她記得大家意志高昂,飯堂裏遇上隊友,大家還談論當晚戰蹟,她形容該晚為多月「首次把水炮車擊退」。的確,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筆者目睹水炮車向人群射水射了整個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藍,即使水裡含令皮膚焯熱的化學成份,但抗爭者仍以汽油彈及磚進攻,水炮車沒法前進。

我問那種作戰心態是怎麼?阿詩想一想形容:「是憤怒,也是忟憎(受夠了),覺得每一次都是我們後退,能不能有一次我們想辦法進攻?是退無可退的心態。」

跟阿詩談,你會發現抗爭者和外界,出現一種資訊落差。我問,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動現場,警員有機會開實彈,記者也拍攝得警員手持自動步槍,她知道嗎?

她說,17日那個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機會圍城:「腦海裡沒有想過被圍,因為之前每一次,我們都可以成功離開。」

她形容,整個晚上,前線以外,校園裡氣氛其實輕鬆。我也目睹外圍在燒車燒橋,校園裡有人還癱軟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詩說,整個晚上,校園裡飯堂、體育館作為的休息室,百計人席地睡覺,翌日凌晨五時許,她還在刷牙,忽然聽到有人大喊:「起牀啦!起牀啦!打到來了!速龍衝進來了!」氣氛一度緊張,她說,當時校園裡還是可以,大家覺得外面設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彈待命,感覺警察不會那麼易進攻入來。

其實凌晨五時半,直播新聞的畫面嚇人,速龍已一度衝進校門,揮棍抓人,抗爭者焚毁雜物,校園門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詩說:「那個畫面我當時看不到,後來才看到」。顯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資訊,有可能比圍城內的人更快更多。

阿詩當時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隊員商討,凌晨六時試一試逃走,一度走到學校後面的公路邊,然而其中一個中學生隊員好像仍未睡醒,沒有躡手躡腳走路,給防暴警發現了,唬嚇他們,整隊人後退回校舍。後來再看新聞,知道義務救護員及記者均被捕,「此時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圍困。」

晨光初現,迎來了校園凝重的氣氛,阿詩說,校園仍有百計人在走來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丟棄了保護裝備,好以一個普通人的裝束準備離開。「校園氣氛尚算平靜,但你感覺到小小緊張,大家都盡量找路走。」她們聽到有提議,到平台集合,一起衝出校園。

中午前,有約六至七百人嘗試從理大正門衝出去,阿詩是其中一人,她當時臉上只戴着防護力弱的N95口罩,雖然防暴警沒有衝前,但向人群發射了催淚彈,眾人沒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園,阿詩仍未覺得太擔心:「那種心態是人夠多,一起互相掩護,都是漫無目的去衝,覺得要離開,不想坐以待斃。」

第二次逃離失敗,她又跟小隊回去休息,偶爾小睡,或吃點乾糧繼續籌謀:「吃了催淚彈根本沒胃口吃東西,但不吃東西又沒有體力。」她認識的長輩發訊息鼓勵她:「心存希望,靜待時機。」阿詩坦言,她沒看到有人寫遺書,大家情緒不是太激動,因為當時一心一意只專心想如何找路離開。

父母家人向她發出追魂訊息,讓她緊張。但同時亦有友人不斷提供逃走路線。她聽到有救護說,有人嘗試爬渠離開,於是隨大隊走到理工大學平台下幽暗的車道,只見十數人不斷圍在揭起的渠蓋討論,有人嘗試爬進去,但探過路後又爬出來,「有人說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裡。」

直至中午時份,另一批數百人,又聚在正門,決定再衝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較冷靜的阿詩情緒崩潰。

她回憶到:「走出正門之後,我向左轉,那條公路很長,警察開始發射催淚彈,煙霧非常濃密,我第一次發現,我們設計的路障令我們逃生更困難,我只戴着一個單嘴防毒面具,一個泳鏡,一邊爬路障一邊跑一邊吃催淚煙,我發現呼吸不了,覺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後我連防具也脫下來,發現沒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鐵絲網回來,怎知鐵絲網鉤爛了我的褲子,臂部皮膚刮了一道血痕,然後再抱着樹幹滑下來。」

筆者後來回到理大校園,可見校園外的鐵絲網上,掛着逃生者遺下的背包、運動鞋,可見眾人逃走時的驚險和慌亂。

「後來有人告訴我,煙霧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邊伸手想抓我,幸好一個男生抓着磚頭給我擋了,我才沒有被抓。我一邊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後來我在校園抱着隊員哭了,她說擔心我被捕,我也崩潰了一起哭。」

阿詩說,那一刻逃脫不成功,忽然悲中從來:「真切感覺到,好像經歷了一個死亡的關口,好貼身感覺到,那一刻像一個戰場。我覺得好像永遠鬥不過那班警察,因為他們有武器,我們沒有。我想到,為何政權要對我們這班年輕人趕盡殺絕呢?」

她打電話給最親的哥哥,崩潰地哭,說很絕望,怎樣也沒法逃出生天,也託哥哥跟父母說對不起。哥哥當天沒有上班,專心留在家裡幫她,掛線前哥哥說了一句:「現在沒有人可以幫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堅強。」阿詩的家人一向支持運動,但沒有她走得前,阿詩說,現在回想哥哥的話,也覺得感動。

差不多黃昏了,那個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沒有上班,走到街上抗爭,說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詩說,有一刻,在理工大學校園裡,聽到遠遠傳來隱隱約約有人喊口號:「光復香港……聽到也是感動的,覺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還是振作起來,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鐘,阿詩與隊伍又小休了一陣,替電話充電,與大家交流逃走路線。很多路線有人成功逃離了,一會兒又被警察發現封鎖了,訊息混亂。阿詩從遠處觀察到,校園有一條天橋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後來更跨出欄杆站在狹窄的平台上,向下張望。天開始暗,不久見到有人從橋上沿繩索滑下公路,並有電單車接應。

「最初感覺這方法很不安全,這麼觸目,這麼張揚,怎可能呢?擔心是不是一個陷阱。」最奇怪的是,遠處有防暴警察駐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繩離開的。她半信半疑,跟隊員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線,後來還是折返,有隊員決定,大家一起以游繩離開。

阿詩一生未嘗過滑游繩,她說,以前也有做運動,但體能一般,看到那個相等於幾層樓的高度,有點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說讓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繩子,「瀡」一聲滑下去,她回憶道:「過程比想像中快,但當我滑下去時,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雜物墊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應該是示威者扔下去來嚇怕警察的。」

每一次聽到抗爭者發現,自己最初設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終讓自己逃生更困難,聽着的人也感到揪心。當晚警察有向游繩發射催淚彈,但阿詩說幸好不太頻密,可以忍受。但由於游繩時她沒有戴手套,手掌皮膚被繩子割傷了。

她說,到達公路時,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電單車。電單車上已載着另一名剛逃脫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說,自己沒有坐好,勉強夾着座椅被送到橋頂,又被轉送到另一輛私家車上。她回憶說,整個過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長們扶着她「小心一點」,那是唯一一句從陌生人口中不斷說出的話。

這些義務來接送的車子,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車」,開車的義務司機叫「家長」:「坦白說,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長的樣子,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很多人是中產,他們真是很疼錫我們,做到與我們同行。」

家長把她送到九龍鬧市,司機還叮囑:「我們很多人支持你們年輕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動地抗爭了)。」阿詩說,直到車子入到市區,她的心才定下來,覺得真是離開了。

筆者當晚在另一處曾目睹逃脫者被家長接走的浩大場面,家長們憂心忡忡,逃脫出來的年輕人樣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長們把車子隨時準備好,也同時要避開警車,每當有一個年輕人走出來,家長們追着站也站不穩的孩子,把他們塞進車廂,遞上替換衣物,敏捷地送走,歷時十來秒,一切默契和信任,盡在不言中。

離開了,阿詩內心那五味翻滾的情緒,才開始浮現。

那一晚,千計市民走上街,營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詩也是後來才看到新聞片段,看到市民在鬧市抗爭,或只是聚集,就被大舉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覺得對不起他們,為了救我們這批人犧牲太多了,現在好像覺得是,別人的十年換了我們的十年,看到各區抗爭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淚。」

阿詩覺得對不起的人太多。「看到有人逃走時被捕,打得頭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為低溫症送去醫院,覺得每一個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夠逃脫,純粹幸運。」有些留守者出來,有人恭喜他們,阿詩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脫,因為後來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來的人,更加有內疚感。很多走出來的人,都有這種情緒,覺得對不起被捕的人。」後來她知道,游繩這條路,後來也被堵截,也知道有開車接走抗爭者的司機被捕。

阿詩說,作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覺得被離棄,「好感動是,看到整條公路也是家長的車,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斷記掛着我們,覺得大家都想救我們,只是難過大家付了這麼高的代價,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對運動有一千種想法。阿詩記得,有勇武抗爭者當晚反對大家撤離,覺得應該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認為反攻可能性低,她傾向先逃走。對於由正門走出去被捕,阿詩說她寧可逃走時被捕:「覺得不信他們(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證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別?」。

對於有少數人匿藏至今,阿詩認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認為死守也是一種抗爭,她會尊重。

阿詩坦言,即使留守校園沒有起居飲食的問題,她自己最難承受,是家人壓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給她發了十幾條訊息。到她回到九龍鬧市,給父親打了一通電話,她一直以為父親是冷靜的大男人,怎之聽到爸爸以非常緊張的語氣問她身在那裡,知道女兒安全,呼了一口大氣。

「我跟爸爸談完電話,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淚,我從來沒聽過父親那麼緊張的語氣,覺得對不起他。」後來才知道,父親為她擔心得一度哭了出來,嚇得母親不知怎樣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堅持說:「我雖然對不起父母,但沒有後悔。」父親還是搖頭嘆息,覺得女兒輕視了十年監禁的代價。阿詩說,這一次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覺得此後抗爭更要思前想後:「此後打陣地戰還是要三思,出外抗爭更不能掉以輕心,要好了解地理環境。」

阿詩說,理大一役代價很大,多人被捕,對運動元氣大傷,但無奈是,如此巨大犧牲,又震驚了國際社會,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裡逃生,阿詩還是沒法放下運動:「每次聽到那一個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幫,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輕的中學生,前仆後繼付出,怎麼忍心呢?」

若有機會回到理工大學,她想做甚麼呢?「我想細看每一件留下的雜物,或許這些豬嘴、醫療用品對普通人是廢物,但對我來說,卻留下了一幕幕抗爭的回憶,我也想給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個擁抱,到時,我想我會哭起來。」阿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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