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
譚蕙芸

記者,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作者

每一晚,我們守護悼念的燭光

去年11月初,科大22歲學生周梓樂於將軍澳停車場墮下後延至8日不治,自此每個月的8日,將軍澳街坊都會舉行紀念活動。這一晚是周梓樂4個月的死忌,碰上肺炎疫情,卻有多達五至六百人於傍晚到來。街坊解釋:「本來以為過了幾個月,大家會把件事丟淡,但因為有人morning call,叫醒大家,記得要來,大家就來了。」

街坊王先生續解釋,他語帶諷刺的「morning call」是指警方於約一星期前,於2月28日深夜,有防暴警把停車場裡市民設置的「祭壇」拆去,市民悼念的紙鶴散落一地,用作悼念的告示貼被撕毁。「警察吼我們少看一眼的時候,就走去拆祭壇,我們很嬲,把大家的情緒重燃了。」

王先生(化名)約40多歲,是殘疾人士,自小因為大腦麻痺和痙攣不良於行,小時每天走路可以跌倒十多次,後來練習運動強身,但至數年前身體狀態變差,需要用電動輪椅代步。他體型健碩,說話爽朗,更自嘲:「我呢啲唔係大隻,係叫肥。」

十多年前,他搬來將軍澳,跟街坊是「Hi and Bye」的關係,雖然也有投票習慣,甚至替泛民候選人助選,但對社會時事的投入程度,始終不及去年6月反修例之後。

七二一、八三一,他在家看直播也難受,但直至11月初周梓樂在他樓下墮樓離世,他覺得十分悲忿:「始終是在我家附近發生,感覺很近。」自周梓樂去世那晚之後,每一個晚上,他都開着輪椅下來,和街坊一起守護周梓樂的祭壇。

他和數十街坊,把路邊的祭壇清理乾淨,把蠟蠋點好,下雨天時拿東西遮風擋雨,或製作精美的十字架燈箱(周梓樂是基督徒),漸漸,王先生開始與來守護祭壇的街坊熟稔起來,當中有年輕人,亦有中老年人。

王先生難忘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白天要上班,晚上經常來,有些時候,她每三小時便來一次:「深夜的時候,她計算着每一枝蠟燭能點亮三小時就會熄滅,即使回家睡着了,也會校鬧鐘叫醒自己,定時定候下樓,只為重新親自來點爉燭,確保祭壇的爉燭不會熄滅,我試過在一個晚上見她下樓兩次。」

漸漸,王先生想,自己不只是守護關於周梓樂或陳彥霖的記憶,而是守護這群守護記憶的街坊,特別是年輕人。最初,王先生從傍晚留到深夜就會離去,但有時候,看到年輕人逗留至凌晨四時,他還是撐着睡眼守在祭壇旁。「不想再有甚麼事再發生,不想再有另一個周梓樂,我唔忍心,有些孩子只有11、12歲,他們不離開,我也不想走。」

作為開電動輪椅的中年男士,他覺得警察對他的態度是有一點不同,最初不願意理會他,他自嘲道:「我跛的嘛,要把我那麼重的輪椅搬走,也是麻煩。」但後來他也經歷過兩次查身份證,這一個晚上,警察在祭壇附近圍起幾百人,幾百人擠在行人路幾小時,有長者有一家大小,有記者有急救員,逐一查身份證及隨身物件,王先生也身在其中。

王先生說,最初第一次被截查也有一點驚,怕會被拘捕,但漸漸,他說已經不會驚。「以前警察查我身份證時,會寸我,會講粗口,今晚算講少咗。下午我看到大埔警方不讓人遊行的情況,也預了今晚有事發生,下午將軍澳已經佈防了很多警力,不可能讓我們舉行紀念會了。我以為會有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沒想過是圍封我們幾百人。」

王先生說,被圍起來時,他不斷跟認識的年輕人傾偈,有些年輕人說要衝出去,他勸大家三思「別送頭」。記者採訪期間,的確有幾個人逃跑成功,一時人群裡拍掌歡呼。

也有其他被搜身者表示,被警察辱罵他們「死曱甴」「走啦果頭近」。但有被截查者留意到要警方出動A4紙抄身份證資料及被錄影面貌,之後警告要他們即時離開,若再被發現在此附近出現將被控告「非法集結」。也有被截查人士指,有警員曾跟老婦理論,稱不要把周梓樂的死歸咎警方。警方亦表示,在停車場裡發現汽油彈及磚頭。圍觀的街坊亦達百人,不時喊:「放人!」「黑警!」

王先生說,被圍起來幾小時,氣氛輕鬆,記者觀察也看到大家繼續滑手機,下雨的時候也撐起傘,那條行人路被擠得有十層人,根本沒法子要求他們逐一舉手或坐下。

「大家係人群裡面都係嘻嘻哈哈,回想起傍晚時,默哀一會兒就被圍起來。若警察警告說給我們一點時間離開,我還可以接受,但一秒鐘就我們圍起來,幹甚麼?」他說,之前將軍澳也發生過類似的大規模截查,但人數沒有今次多。

王先生說,他自己坐着輪椅,曾在過去的日子,眼睜睜看着年輕人被警察帶走,他望着自己雙腳,有點自責:「見到警察留難年輕人,我冇能為力救人,唯有通知其他街坊落黎幫手。」他提到,警察在將軍澳行動多次,有時更衝進屋苑拉人,有被捕人士已經較少出來。

住了在將軍澳十餘年了,他覺得這大半年鄰里感情變得不一樣:「有些人,說捐錢給你們買物資,把祭壇打理好,完全是沒條件的,以前香港人不會這樣,我們又會互相照應,關係變得很親切。」

被警察查截多次,他不怕嗎?王先生說:「警察靠嚇啫,次次都話『下次唔好畀我見到你』,最初我都驚,但驚驚吓變到唔識驚,我拼死了,冇嘢驚,我被打都願意,我就算痛,比起周梓樂受過的差很遠了,我身體咁樣已經多年,睇事物很化了。今晚被佢圍,我唔驚,但嬲囉。」

說到這八個月的感受,王先生感嘆說:「香港點解會倒退咗咁多?好似回到皇帝統治咁,真係誰大誰惡就誰正確?搞到香港走哂樣呀。」

我跟王先生談了很久,他的電話響了幾次,每次都說跟電話那邊說:「我跟記者講緊嘢呀」,很有誠意繼續說下去。他坦言,有些相識多年的朋友不支持運動,但他卻願意我把他和將軍澳街坊的故事寫出來。

抗爭這麼久,都好像沒有結果,失望嗎?「我個人,好的會諗,壞的也會諗,成不成功都好,會繼續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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