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讚為賞 思考創作的無價與廉價

楔子

收到讚賞公民2020年的第一季回顧，讓我記起第一次聽到這個概念，並拉朋友去聽相關講座時的期待。要改變產業生態並不容易，所以坦白說期待不是因為認為它能成功，而是衷心希望化讚為賞能至少能成為一個更多認識的觀念。這觀念有別於一般爭取文藝創作人的地位或合理薪酬，而是以讚賞作品為本帶來的價值。

我一直覺得自己對創作與金錢價值的理解，是意識流地理解，就是一個虛無的概念：從事文藝創作的人會「搵唔到食」（生活不繼）。我不想只有個印象，我好奇這個印象怎樣構成，怎樣影響文創世界。這篇文，算是我尋找答案的筆記和小結，所以可能散亂和不完整。

曾聽過一個笑話，說要真正了解一個職業，最好的方法就是聽從事那職業的人如何自嘲。我冇做過統計，但藝術家/創作人最常見的自嘲，應該就是「搵唔到食」。社會似乎也有既定印象，雖然不乏成功例子，但如果孩子告訴父母其志願是當個藝術家或從事創作，恐怕那對父母就先憂愁。

在嘗試了解更多的時候，發現荷蘭藝術家/經濟學家/作家Hans Abbing寫了一本書名很「到肉」的暢銷書——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

I rejected the argument that people do not care enough about art……

Abbing在前言開宗名義說不能把藝術家窮的現象歸咎於人們不重視，不付錢買藝術品。他形容藝術世界的經濟運動是例外於、有別於現實世界的，而這與藝術家的目標、態度，以及一些藝術神話有關。

他指他的同儕大多都很窮，作品多數賣不出，只好找份討厭的兼職來幫補，然後繼續創作。他直言不明白為何不直接放棄。據其觀察，藝術世界有個反差現象，一方面嫌棄金錢和商業，一方面又將作品視為神聖而「無價」（高價），而且藝術品交易必須要「超越商業」(beyond commerce)(Abbing, 2011, p. 12) 。關於被指「過分高價」的藝術交易，我發現那值150,000美元的香蕉和duct tape是個有趣的例子。

在第二章 The Denial of the Economy，Abbing進一步解釋這個反差，藝術交易大多不會明碼實價，而且市場上那種明買明賣的規則並不適用於此，行內普遍要求買家要「欣賞」那件藝術品，付的錢不是「買起」那件「產品」而是對藝術家，創作者的「讚賞」。 所以有時（特別是影視作品中？）會出現買家想高價買藝術品，藝術家因對方不懂欣賞而「有性格」、「有骨氣」、「有藝術家脾氣」地拒絕出售的這種違反市場原則的事。這裡說的不是人們欣不欣賞或懂不懂藝術，而是藝術世界有抗拒明買明賣的傾向，而且源自藝術家或藝術愛好者的態度、他們對藝術的要求。

As an artist (and an art lover) I believe that art is special. And therefore I am convinced that money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art. Being an artist I must relate to art, not to the market. [...] I understand that to serve a higher purpose I need money to survive, but it doesn't feel right. I want art to belong to a sacred world and not to the world of Mammon (Abbing, 2011, p. 37) . 

藝術家並非不需要或不愛錢，他們也很願意收到大筆贊助或捐款，歷史也有富豪供養藝術家的情況。同樣也是錢，只是換個名目就較容易讓藝術家接受了？因為買賣的價位就是市場衡量價值的標籤，而藝術是一種不能用價錢衡量——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不能以市場需求為準則的東西。所以我才說讚賞公民的概念，有別過去已高呼著的爭取文藝創作人的地位或合理回報，而是先是欣賞那件創作（文章），然後把欣賞變成有金錢價值的支持。

愈艱辛愈純粹？

文藝創作人除了抗拒商業，還有「自殘傾向」。職業無貴賤，也難以對比，但創作或許是最浪漫的工作，浪漫到人們，包括創作人自己會忘記它是一種工作，一種專業，一種值得收費的專業。

創作的浪漫，在於實現自我（self-realisation)，所以過程應是滿足的，所做的是自己所熱愛的，或認定是自己應該做的。如《文藝勞動》一書中，唱作人馮穎琪直言現時音樂如同免費，創作人收入無保障，但同時會認為「真正享受音樂，可以抵消一切負面的元素（何建宗，2016，p.6）。」 這又包括自願對作品的投入，結果沒日沒夜投入創作、完善作品。Abbing指有些藝術家會認為「自我犧牲」，包括堅持和忍耐長時間工作，把時間和心力都投放在創作（而非維持生計）是值得敬佩的舉動，所以工時與收入往往不對稱。

同時，文藝創作人亦因為以創作表達自我，而對工作會有一種「責任感」或「義務感」，要讓作品「忠於自己」而不能迎合市場需求和大眾口味，至少不能完全以此作為創作的依歸，否則就是「背叛」藝術(Abbing, 2011, p. 12) 。不能迎合市場需求，也意味不能追著錢走，解釋為何容易出現文藝創作人刻意與商業、金錢回報保持距離。這種距離不是指免費工作，但可能會恥於講價或維護個人利益，以免落得「貪錢」的污名。

我也確信追著錢走，會缺乏自由甚至本末倒置，傷害了創作。「藝術一個簡單但必要的條件：真誠（黃國鉅，2019，151）。」否則，何以以政治操作為目的，以果推因地想控制受眾反應和思想的創作，即使斥巨資也往往讓人覺得品味差劣？

其實觀眾的心理十分微妙[...]但弔詭的是，這種心理變化必須自然產生，很容易「見光死」，一旦創作人或觀眾刻意尋求這種效果，反而會更達不到（黃國鉅，2019，145）。

收豐厚的酬勞不代表能有佳作，問題是有時卻被扭曲成貴就不是好作品。

如有藝術家向別人透露有經濟困難時，得到的評價是他是個「真」藝術家 (Abbing, 2011, p. 182) 。而透過收少些錢來換取創作自由聽起來很突兀和不合理，但或許比想像中常見。俗語有話：「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受人二分四，做到索哂氣」；如果不想那樣，就唯有賺少一點。如我就曾聽過有設計師堅決不依客人的要求改動，說服不了對方，最後竟用「我收你少少錢，仲想我點？」為理由。事實上，文藝產業較多人選擇自由工作；如香港的藝文界有高達八成人以彈性的方式工作，部分或許是因為收入不足，部分或許是因為工作性質，但想必部分也是透過承受沒有保險、福利、穩定收入來換取生活的自由、自主——一種創作很需要的養分。

同行如敵國

文藝創作人其實是頗孤獨的工作，雖然也有與不同創作人、組織、企業合作的機會和歷程，但那些合作較多是實踐、落實、生產成品的階段。創作的本質是思考和呈現，別人不能鑽進畫家的腦袋畫草圖，也不能鑽進作家的腦袋打腹稿，也不能聘人代編劇想故事。創作只能「靠自己」，這種自己完全掌握自己工作以至事業發展的感覺，除了同樣造成工時過長，也令同行競爭特別激烈，甚至出現減價搶工作，免費搶曝光等惡性競爭。 2016年，英國獨立專業人士及自僱者協會做了一個統計，發現創意產業的自由工作者每年約因免費工作而損失5,394英鎊。反正不是為錢創作對吧……

而這種觀念實在不健康。曾在外國網站看過一篇〈曝光不是工資〉的文章，作者是個專業樂手，已工作26年，在業界頗有名譽；他透露至今仍會收到工作邀請——用一杯啤酒作酬。他直言這是一種羞辱和貶損；不幸的，是這些情境在創意產業界時時發生。

當然，有些創作人懂得自己的價值而且能企硬，如當年Steve Jobs一度離開蘋果公司另開公司，想請平面設計師Paul Rand為新公司設計商標，著他免費交幾個草圖Rand請教父食了大檸檬：「不可以，我會用我能想到最好的方法解決你的問題，用不用在於你，但你要付款給我。」但現實是很多創作人，尤其新入行者是以自己的生命和精力設法彌補收入不足的問題，並受著要與「銅臭」保持距離的想法煎熬和同時得到安慰。

後記

當網絡內容眾多，人們可以「東家唔睇睇西家」，也就愈來愈不習慣為線上創意付費，優質免費內容即使受到大量支持，一旦要求收錢，就變得很難有出路，反而要求受眾的個人資料還更易。網絡的抄襲問題亦猖獗，一鍵搜尋，總有相類近甚至相同的內容。線下創作亦然，盜版電影、盜版書不在話下，大量報紙評論、雜誌內容等都不用花錢在網上任看；一按「另存圖片」或直接截圖便把畫家、插畫師、攝影師的作品據為己有，即使不是用來侵權謀利，也能免費收藏欣賞。

幸好，訂閱制愈來愈成熟，也有Medium、Matters、讚賞公民等種種媒介意圖從不同方式入手去改變網上的創作生態。而當中我對讚賞公民的感覺最深，因為我覺得它如能變成一種欣賞和消費作品的習慣，對創作人的意義最大——化讚為賞似乎是他們心目中最理想而毋須保持距離的獲利方式。

後後記

最近我發現文藝創作圈子中，用賺不賺錢，賺多少錢，生計艱不艱難來衡量真誠和的意識流評估，似乎也出現在黃色經濟圈救急的討論裡。然而，發展黃色經濟圈，與改善文創作人的生活，擺脫被人剝削一樣，都需要先訣刪去自我剝削和內鬥的戲碼，不能陷入賺錢即不真誠不可信這種思維，否則難以發展下去。

Abbing, H. (2011). 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何建宗：《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

黃國鉅：《酒神的抗爭：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香港：天窗，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