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士代代子
吉士代代子

青年女诗人,同人文作者,非洲文学博士。假装喜欢索马里诗,其实喜欢跳韩团舞。部分同人文英译版发表在ao3: jsddz mastodon: [email protected]

첫사랑 初恋 09

“所以我们要不停追问。”

09.


在那个似乎不足以谈“人生”的年龄段,我一直认为我和别人的人生都没什么不同。大家都过着差不多一样的高中生活,只是有的班级要每天穿校服,有的班级只需要课间操的时候穿;有的学校的食堂好吃,有的学校的后门有很多小摊。学校以外,有的人要上奥数班,有的人要学一门乐器,有的人喜欢一个球队,有的人擅长一款游戏。所以我在短暂地同情过玧其和玧智父母离异以至于他们双胞胎也要分隔两地以后,很快忘记了这件事带来的痛苦,开始羡慕起了闵玧其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首先是说粤语。闵玧其原本在英语上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但是去了香港之后,只一年的时间粤语就说得像本地人一样。我从那时隐约感觉到了语言的神奇。因为在他对我用粤语说出“我好鍾意你”的时候,我真实感受到的其实并不是浪漫,而是陌生。明明声音还是他的声音,这句话的每个字我也都认识,但是用粤语说出来,就不像是他说的,更不像是对我说的。原来当一个人说另一种语言时,他可以变成另一个人,变得离我好远。

那天后来其实也没再发生什么,我们两个都不停地换着找人聊天,生怕自己落了单。没有叙旧,没有告白,没有什么酒后吐真言,也没有我幻想中的我去洗手间他追我出来然后我们在走廊里亲吻。只有他点的一首粤语歌,是Beyond的《情人》。我们那帮同学里,那时也没有谁听过这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还闹吵吵地起着哄,说他是唱给我的。可因为这歌实在不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大家也就都沉静了下来。我对号入座去听它的歌词,只听出“是缘是情是童真”的直白,却不懂“是人是墙是寒冬”的深意。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我只会唱刀郎的《情人》。”

于是我们又没头没脑地恢复了联系。那个寒假我们只见了那一面,因为香港的寒假跟内地并不同,过年一共也只放十天假。他回香港之前我们发了几天短信,他回去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最原始的QQ联系。

“我都好久不用QQ了。”

“香港人不用QQ吗?”

“嗯,这边都用Facebook。”

我那时已经看过些美剧,早就听说过西方用的这些网站的名字,也知道在中国必须“翻墙”才能上这些网址。

“香港人是不是也不用百度,都用谷歌?”

“对,邮件也一般都是gmail。”

“那我也注册一个。”

并没有别的更成熟的原因,我当时只是单纯地觉得gmail这个域名很洋气,比什么qq、163都洋气许多。那是2010年的2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google.cn的网站上注册了我的gmail邮箱。而我记得清楚的原因是,一个月之后,谷歌退出了中国。

那时候“翻墙”这件事并没有现在这么普遍,或者换句话说,也没有现在这么危险。我从到处搜来的攻略里找到了连接VPN的办法,终于成功打开了Facebook网页,注册了账号,搜到了闵玧其。

我也是从facebook上,再一次认识到了闵玧其的生活与我的不同。

闵玧其上的学校,是全英文教学的私立学校,整个教学系统和学校的氛围都跟我们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试教育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为学文还是学理烦恼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我们在晚自习做题的时候,他们在看学校乐队的演出;我们的走廊里张贴着期中考试年级前50的红色大榜,他们的走廊里贴着的是五颜六色的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竞选宣言。

我在旁观闵玧其的facebook主页时,经常会有一种局外人的自卑。看着他转发自己社团的日志,在评论区跟自己的同学、朋友们用英文或者粤语互动,而眼前的这一切,都跟我的生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甚至不敢给他评论留言,说什么都显得格格不入,连打简体中文都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可是要用英文给他留言吗?这也太装逼了吧。可是很偶尔的某个瞬间,我也会想象,如果我也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问玧智,“你会有羡慕闵玧其的时候吗?”

“羡慕他会说粤语吗?那有什么的,他会说粤语,我还会说法语呢。Bonjour! Enchanté! Merci beaucoup! ”

“哎呀!不止这个……”玧智的不正经让我的正经显得更加不自然,“你有没有觉得,他跟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之后,有时候跟他没有话聊?”

“不会啊!我跟他,都聊你啊!”

“诶?” 意料之外的回复让我整个人卡住。

玧智十分随意地撇着嘴回我:“对啊。”

“什么啊!那你怎么以前从没跟我说过?” 

玧智依然十分随意地答话,“以前他不让我说。”

“那我的事,他知道多少?”

“啊……这个嘛……今天天气不错!”玧智开始很拙劣地,顾左右而言他。

“你这个叛徒!!”

我这才明白闵玧其为什么问都不问我田柾国的事,原来早都对我的动向一清二楚。

“所以你要跟他和好吗?”玧智一脸期待地问我,仿佛这件事在她心中已经是板上钉钉。

可是我却并没有这般轻松的心情。

“我觉得我跟他在两个世界里。他可能还喜欢我,但是没有我,他也过得很好。”

“那你呢?你还喜欢他吗?”

“就算我喜欢他,他也不在啊。”

“他说如果你能到香港上大学就好了。”

“我倒是想,但是去香港哪有那么容易!我爹又不是你爹。”

“我爹啊,”玧智叹了口气,“我爹最近好像是要给闵玧其找后妈了。”

“啊?”

我不知道如何接话,本来在聊的我的青春疼痛在这样的消息面前显得一下子就微不足道了。转念我又难过于这样的消息玧其并没有告诉我,而是玧智告诉我的。

“所以啊,你问我羡慕不羡慕闵玧其,当然羡慕,但我毕竟还是可以跟我妈在一起啊。”

煽情不过三秒,玧智又把话题转了回来。“所以你就跟他和好吧,不就是异地恋吗,我跟金泰亨也异地啊!”

“你们俩算个屁的异地!”

那天的聊天最终以我勒令闵玧智不许将聊天内容透露给闵玧其结束。



而让我更加意识到我跟闵玧其过着彻彻底底不一样的人生的,是那年六月。现在后知后觉,原来闵玧其唱“是人是墙是寒冬”的时候,已经比我提前知道了“墙里”和“墙外”的区别。

我第一次听说“八九”这两个字,是我高一时语文老师说的,他没有用“六四”。我记得他那时上着课总是跑题,不讲课本,扯起了别的什么人生道理。好几次没来由地提到“八九的时候”,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1989这个年份。他说学生们不在教室、不在宿舍,都跑到外面坐着,却又说一半留一半,不说为什么去外面坐着,不说最后发生了什么。我问同桌,同桌跟我说:“好像是坦克开到了天安门上去。”

说来惭愧,我那时并没有听懂“坦克开到了天安门”意味着什么。我在百度上搜索“六四”,得到的结果是:“1989年,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发生了‘六四风波’。”如果把“六四”和“天安门”一起打进搜索栏里,就会变成“抱歉没有找到与“六四 天安门”相关的网页。”

只是我当时并没有立刻想到“翻墙”去继续查下去,可能写作业或者看点儿明星八卦都是比搞清楚“八九六四”更加要紧的事。做一张数学卷子,大部分的题我都清楚每一步的解法,然后算出一个答案。而遇到难题,我不知道解法,算不出答案,小题还能蒙一个上去,大题就只能空着。明星八卦就比做题简单多了,并不需要费脑子,只需要打开一篇娱乐报道,就能获取到一堆明星从开始约会到分手的整个时间线,我记这些时间线比记数学公式还准确。

可是到了这件“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网页”事,我只能把语文老师口中的“学生”、“镇压”、“谈判”……这些零零碎碎的关键词拼凑到一起,然后根据老师的口气和网络上的“查无此事”判断出,这应该是一件不能提的“大事”。然后就这样一知半解地过去了。如果你问那时的我,“六四”发生了什么,我会说:“好像是学生抗议去天安门静坐,然后跟政府谈判失败,被镇压了,听说坦克都开到了天安门去。”

这话听起来,其实算是描述得八九不离十。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抗议”、“谈判”、“事败”、“镇压”、“坦克”,这每一个关键词的具体画面,自然也不知道这些词到底都意味着什么,抹去这些词又意味着什么。

电视剧里演失忆的人,会在某些时间地点脑中闪过一些回忆的画面,可每次都会头疼、无法继续想下去,直到剧情发展到最终因某件事而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串连起来,最终找回记忆,皆大欢喜。可是跟电视剧相比,我们的现实是,我们这些90年代后才出生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一份记忆。如果没有老一辈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一份记忆,又没有史料记载可以追溯,那我们即便把零星的关键词串在一起,得到的也只是一句无法想象的冰冷的文字而已。他们只把他们喜欢的信息变成画面,比如“奥运”、比如“感动中国”,让我们对这些画面产生感情,把我们塑造成他们喜欢的国民。而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就算被提到,也只会被转码成“不可说”这个笼统的、作为终点的另一个信息。

我在大约知道“六四”这个信息之后,也就这样停留在了“不可说”的这个终点,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我某天翻墙时在闵玧其的facebook主页看到“六四”又被提起。闵玧其连着转发了几条写着“勿忘六四”的帖子,有他们学校电影社举办的纪录片的观影活动,还有写着集会纪念的时间地点的海报,当然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张张我从没见过的图片。

我在看到那些图片时,才终于明白我的语文老师所说的“学生们不在教室、不在宿舍,都跑到外面坐着”是什么意思。原来除了“坐着”以外,还有一个个横幅、标语、还有民主女神雕像,还有学生头上系着的布条,上面写着“绝食”二字。我当时甚至不能明白,为什么要以绝食的方式抗议。

在那一天之前,我只知道“六四”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的一件不能提的“大事”,并不知道原来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件“大事”是每年都举办活动来纪念的。

在那一天之前,“民主”也只是出现在教科书中的某个信息。我仿佛从没真正想过“民主”二字对于中国的意义,对于我的命运的意义。

于是我才知道去查更多的图片、报道、视频。在1989年过后的第21年,才第一次看到那个骑着自行车意气风发地面对外国记者镜头的年轻人,听到他用英文说:“Going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Why? I think…this is my duty.” 

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在那天之前,其实是对死亡没有概念的。我上小学时,祖父去世,可我清晰地记得我在葬礼上看着大人们哭得伤心,自己却一点儿也挤不出眼泪来。08年汶川地震,那时候我已经不能算作小孩子了,也看了许多救援的报道,看着死亡和失踪人数的更新,可到了默哀那三分钟里,我在班级跟所有人一起低着头站着,还是哭不出来。可即便我哭出来了,我的眼泪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得再残忍一点。电影中的血不如真实照片中的血,新闻中的数字不如真实照片中的尸体,能更让人直接地感受到暴力和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也更能让我们为消逝的生命而感到痛惜。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民主运动的历史上,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怎样的抗争、杀戮与牺牲。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人民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议,原来学生的力量除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外,还有“不自由毋宁死”。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政治书上写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空话背后,是强权与暴力机器之下,人民的脆弱。脆弱得被践踏、欺辱甚至夺去生命,然后变成“不存在”的历史和虚假的数字。

六月四号那天,闵玧其给我发来他在香港大学拍“国殇之柱”的雕像。

我问他:“我们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

“所以我们要不停追问。” 闵玧其说。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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