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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研究

社運影像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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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的劇照, 導演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

上周連續兩個晚上在香港藝術中心看反送中的社運紀錄片,幾部短片,兩個中長片,歷時一年的運動中的各種場景,在一個安靜屏息的環境裡,被展開,連帶著斑斑血跡,胡椒煙霧,聲響起伏的口號、咒罵、懇求,掩聲哭泣...

這些影像非常重要,除了紀錄片最直接的紀錄、記憶,檔案性的功能,我感受最深的反而是它們相對於主流敘述的異質性,而這些異質性又可以用於繼續思考社會運動的多重複雜面向。

幾部短片涵蓋了去年運動早期的幾個節點,不同的地理空間和抗爭形式,在尖沙咀面對自由行的大陸游客說普通話唱國歌,在機場廣泛的派發、張貼傳單,在和警察對峙面臨催淚彈驅散時大批地乘地鐵離去,那些場面,就如我們所知悉的,快速消失,成為客觀的危險、禁忌,連同一些曾被開啟的感知和互動。現在看來最“有趣“的一幕是在西九龍面對自由行遊客用普通話喊口號,“撤回逃犯條例,我要真普選”, 領讀的弄錯了發音,逃犯條例的犯讀成了三聲,大家也都跟著念“ 逃fǎn”,領讀意識到後笑著改過來,大家也再跟著念。等在中港城的門口,一些人自發的唱國歌,大喊毛時代的革命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還擺出紅軍衝鋒的架勢,一眾人嘻嘻笑笑,是嚴肅的也是輕鬆的。面對集結的人群,看著紛發的傳單,拎著箱子的遊客一臉錯愕,急速走過,也有好奇的、圖省事的人隨手接過傳單。一個本地大叔,用蹩腳的普通話回答另一個從深圳過來“看熱鬧”的大哥對於示範者是否收錢的疑問,他倒是很耐心,“不是收錢的,這麼多人,哪有這麼多現金” ,“兩八萬人”,“8萬?” “兩百萬”, “哦”。一場貌似很高難度的對話,還是和和氣氣的發生了。

一部在年初拍攝的短片,“一罩難求”,紀錄了賽馬會馬主組成公益團體給老年人免費派發口罩,卻引發擁擠推搡的混亂場面。當時市面上口罩稀缺,政府還在全球採購,一聽到免費派發,許多老年人連夜排隊,派發者缺乏組織經驗,加上排隊的阿伯和婆婆也缺乏排隊的心力和體力(不想用“質素”這個詞,這個詞也太有規訓的意味了),不時有人插隊,引發罵戰,其中有幾幕都引得觀眾發笑,好似是看一眾“廢老”們的笑話,但有兩處老人們的尷尬之笑,讓我覺得很特別,有一些聯想甚至是共情。一處是一個婆婆企圖不排隊跑入會場,稱自己早上5點就來排隊,老伴已經在會場云云,一聽自是大話,但她一副非常被冤枉的神情,隔了一段時間,又企圖小跑進會場被女保安一把抱住,她漏出一副頑皮尷尬的笑,活脫一個小孩子犯錯被抓包又不甘心的樣子,那一刻我想,她或許有一種“冒險”失敗的不甘,但同時也為自己的冒失舉動感到意外、刺激。規則於她,可能真是一種不想要承認,但被迫接受的束縛,她肯定吃過很多虧,但總是沒記性一般,又以身犯險,不知道為什麼讓我聯想到一些電影裡面被重複使用的情節,年輕男女吃完飯不買單就冒險跑走,一路飛奔然後喘氣大笑。只是當年輕美麗的面孔換成老婦,觀眾大多不會覺得可愛吧。還有一幕是人龍開始推搡,導演的鏡頭沒有停,隨著人流擺動,鏡頭里面人的身體越來越多,腦袋一個接一個的不斷湧入畫面,波浪一般起伏,一個阿婆,明顯意識到鏡頭的存在,被擠得不得動彈,也沒法避開鏡頭,隨著人浪推前擺後,對著鏡頭,笑了起來,那一刻她好像處在一個夢境般的奇怪遊戲之中,有著被拋入一個遊戲的尷尬,然後被動的擁有了一刻的身心釋放,並且意識到這一刻被鏡頭記錄了下來,有些可笑,但也覺得像是經歷了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情。

《一罩難求》劇照,導演:曾錦山

在中期與警察的對峙中,短片紀錄了前線的很多細節,直面警方,保鮮膜纏繞手臂,紙板盾牌,從街邊拆下的鐵棍,自然袒露著的民間的簡陋,對比防暴警察的全副武裝,完全懸殊的較量。相對於警方的動作,ta們更多是在退守,警方高舉藍旗,警告“非法集結,請即散去,否則使用武力”,前線則有人高舉黃旗,提示大家慢慢後退,也是有一套抗爭的規則。隔天看的一部長片,紀錄下社工夾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用嘶啞的嗓音通過大聲公向加速中的警陣連環“唐僧念”:“聽一下自己的心跳是否過快,過快就說明你處在憤怒當中,很容易超出最低武力... 你的心跳已經過快了…”(大意)。我隨其他觀眾一樣,忍不住大聲笑起來,雖然在新聞中了解過有大量的社工奔走在運動前線,但在那麼緊張對峙的場面,看到ta們面不改色的開展工作,還是非常驚訝和佩服。在香港這樣有豐富社運經驗的城市,從和平遊行到暴力衝突,都是可以有一套遊走於法制和社運文化的機制來對應,這套機制裡面包含了警察、社工、抗議者、記者,甚至也有圍觀的街坊,當然,很快這個機制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想像中的暴力抗議還是太順滑了,真實發生時的內部摩擦,分歧其實也非常頻密,要不要走,要不要燒垃圾桶形成防線,會不會擾民… 還有長時間的等待,等待中突然有人暈倒,周圍的人七手八腳的抬ta出去急救。畫面中較為緊張的時刻是催淚彈滾動著白煙射到抗爭者腳下,開始是一兩個,後面越來越多,濃厚的白煙自下而上騰起將人們包圍,有人戴手套去撿,丟擲回去,更多人撲過來咳嗽著用瓶裝水澆熄,突然一聲大喊,人們往一個角落圍過去,是那個被布袋彈擊中眼睛的急救員女孩,人們圍著她,焦急又有些無助,有人照相,有人控制秩序,處於中心的女孩捂著正在流血的眼部,一種屏息的不安,凝重...即使這些畫面已經成為新聞事件,作為影像再度經歷,仍讓人措手不及,無從逃避。

兩部長一點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和運動時間線一樣,愈發推進愈加壓抑。兩個在運動高點的事件,最觸發我的的還是一些“異質性”,像是衝擊立法會玻璃門的過程。衝進立法會,這一在想像中非常激進的姿態,在現實中是若干示威者花了超過四小時的時間,用一架店鋪常用的運貨鐵籠車(裡面還裝滿了廢紙皮),加上鐵棍,雨傘等其他日常物料,一下一下撞擊,撞擊的過程中,很多人也嘗試勸阻,甚至有議員用身體去阻擋,聲淚俱下的懇求,告訴他們不值得為此做十年牢,而下定決心要撞碎那塊玻璃的年輕人,給予的回應是,你們(議員)沒有用,立法會沒有用。 “撞這塊玻璃有用麼?” 印像中那個男生沒有回答,撞擊在持續。我看到的是,社會運動當中身體的釋放,對具有權力像徵性的死物的暴力確實有一種巨大的激情,對參與運動的全情投入者來說是一種當下的解放。這讓我想到之前在看另一部雨傘的紀錄片《扯旗,我要真普选和…..》(廖韜作品),裡面紀錄的一個中年女性,在街頭歇斯底里的咒罵自己的丈夫,咒罵所有人,導演並沒有將她作為與占領無關的發生而剪掉,而是給予了她足夠持久的面對鏡頭的抒發空間,社會運動對於她來說是一種身心的釋放,並不是任何理性框架可以涵蓋的。

另一重“異質性”是記者,尤其是紀錄片拍攝者本身,忘記在哪裡看到過一張照片,警察和示威者對峙,中間圍繞著許多媒體的“長槍短炮”,一系列反修例運動,幾乎每一刻都在媒體的關注之中,尤其是直播,給了很多人一種身臨現場的幻覺,但與現場最大的不同,恐怕是運動中媒體鏡頭的存在被忽略了,紀錄者的身體性、情感性從來都不被納入運動的主體性之中,ta們處在一種模糊的客觀中立地帶,但同樣被暴露在不斷升級的武力之中。紀錄鏡頭作為前述所說的,香港社運機制的一部分,也被兩個陣營不同程度的警惕、排斥。紀錄者自身對於社運的聯結、反思,一種有距離的在場,本應是一個回溯運動複雜性的有益的位置,特別是很多紀錄者也是經歷香港逐年的社會運動現場而成長起來的,ta們本來可以通過拍攝、剪輯,來思考和呈現社運的複雜肌理,療愈社運對於個體和集體的創傷,但在國安法的壓力之下,這些工作恐怕很難完全自由無顧忌的進行。

佔領立法會裡有一幕,是拍攝者在佔領人員、媒體悉數離場之後(包括抗議者最後集體把想要死守的四個人抬出去),匆忙跑回主會場,鏡頭隨著喘息而搖晃,紀錄者拾起遺留在地上的黑色雙肩包,把鏡頭拿穩,拍下眼前的一幕,凌亂的立法會大廳,塗鴉、標語、垃圾,呼吸聲還在繼續,彷彿也可以聽到急促的心跳,感受到紀錄者此刻的百感交集,ta以這樣的身份這樣的方式見證、記錄了歷史。類似的鏡頭也在理大圍城中出現,當示威者突圍失敗,被警察圍捕,鏡頭在一片混亂之中嘗試聚焦、追踪, 待暫時平息之後,再次回到現場,拍攝被捕者掙扎時遺留的一只鞋,周邊的血跡,空曠校園裡的各種”佔領“痕跡,那想必是一種很莫名難以歸納的體驗,紀錄鏡頭的在場與紀錄者相對於運動抗爭主體的不在場,辯證地共存。

映後交流環節有觀眾說起理大,說自己一開始也在場,立馬被周圍的人勸止,ta意識到不妥,也改口說自己發夢,但觀眾們還是從形色的口罩後發出一致的聲音,暗示還是不講為妙,那位觀眾朋友也會意沒有繼續說夢了,三位參加交流的年輕紀錄者也半開玩笑的給彼此起了藝名,偶爾說漏嘴,觀眾們也都會心一笑。這一系列的來回貌似輕鬆、揶揄,空氣中的沉重,措辭的謹慎和慾言又止卻是無比清晰的。

這樣的放映氛圍相比於之前,恐怕也是一種異質性的存在,在場的觀眾也在體驗、紀錄著雙重歷史現場:“我城”歷時最長最跌宕的社運現場與漸漸收緊、壓抑的社運影像記憶現場。

圖片拍攝於19年10月25日,社會運動電影節在深水埗的露天放映,和本文的影片不直接相關,但圖片紀錄下的社運背景中公共空間的觀影,或許在日後會變得更加困難,可以對應文末提及的放映的異質性 @surveil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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