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論述 2

從自我的探究看西方文化中科學精神的發展

    現代科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早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西方現代科學的雛形已遂漸形成。而哥白尼(Copernicus)的日心說及觀察法開創了一套新的宇宙論及方法論。接著，歐洲的科學家及數學家便人才輩出，如加利略、培根、笛卡兒及牛頓等都是現代科學的先驅者，尤其是牛頓，他的力學原理在今日還廣泛被採用，可見其影響之大。

    我們如果把西方現代科學的誕生計算到自十六世紀開始，日時至今日，亦只不過五個世紀而已。五個世紀，把它放在東方社會的歷史中，不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以中國社會為例，單是周代，便有已有八百年的歷史。在六世紀開始的唐代亦差不多有三百年的歷史。而西方的十六世紀正是中國的明清時代。可是在科學的研究上，明清兩代並無甚麼大成就。中國文化的發祥可說早於西方文化。可是科學的發展卻那麼萎靡不振。雖然古代中國也有大發明如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及印刷術等。可是進一步的發展卻無以為繼。到了十六世紀，西方科學已開始萌芽，而清代的科學則一無所有。

    做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人的思維形式。現在我試試拿「人是甚麼？」這個問題去考察一下西方文化是怎樣思考這個問題的。而這種思考形式又怎樣影響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產生西方現代科學。

    「人是甚麼？」這個問題，可說是人類文明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說人類的文化一切都是為了「人」的話，那麼，人自己顯然會問：「我 (人) 是甚麼？」時代越是古遠，人對這個問題的興趣越濃。

    大致來說，在西洋思想史上，對自我的了解是一至終的目標。即使懷疑論者亦給予保留一位地。然而，在一個文化體系內，一旦人覺醒到他自我的存在而加以懷疑思索之時，他便把自我當作一客觀的對象去思考探索。這就是影響文化發展的一種最重要的思維形式。我們可以說它間接刺激起科學精神的誕生。下面我們試從西洋思想史上去尋求此一論證。

    西方文化有兩個源頭：其一是希臘文化，其二是希伯萊文化。希臘文化是一個尚智的文化，它影響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希伯萊文化是一個崇尚信仰的文化，它影響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現在我們從希臘文化說起。

    在古代希臘，蘇格拉底給古希臘的思想史來一個明顯的階段劃分。在他之前的思想家專心於宇宙來源的探討，不著重於對人的研究。(當然我們不能說古代希臘人對宇宙來源有興趣便足以證明歐洲人自古已有科學精神。因為在任何一個古代文明中，如印度、中國，他們對宇宙的來源也是極有興趣的。印度哲學中的吠陀、奧義書，中國古代的易經，也不是表示出人們對宇宙探索的興趣麼？我們現在所重視的是他們尋求答案、思想探索問題的形式及態度，這才是對以後的科學精神有影響的關鍵因素。) 到了蘇格拉底，他不再太專心於問宇宙的來源的問題，而是致志於「人是甚麼？」這個問題上。因為他認為人若連他自己是甚麼也一無所知，他如何去思索宇宙是甚麼呢？

    蘇格拉底對人性﹐如善、公平、勇敢、節制等作了深入的探討，然而他認為對於人性的探討不同於對於自然的探討。自然物可以通過它們的性質被界說，但人只可以通過他們的自覺意識被描述及界說。因此他認為經驗式的觀察及邏輯的分解都不能拿來解釋人是甚麼這個問題。而所謂通過自覺意識去了解就是面對面的交談，透過這種思想活動去了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為何蘇格拉底在教導學生時，喜歡用對話的形式進行。(dialogue)

    到了柏拉圖，他認為真正的知識是對理型或觀念 ( form or idea )的認識，經驗界的認知是虛假的，混亂的。因此，對於「自我」他認為除了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我」之外，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理型我」作為這個「經驗我」的依據。他認為這個「經驗我」是不真實的，要認識自我必須要認識那個在經驗界之外的「我」才可能。柏拉圖的觀念論認為真知識不在於經驗界而在於觀念界。這與現代科學的知識本有不相容的地方，所以不可能影響西方的科學精神的發展。但是他的思維形式及態度是尚智的。他的理型說把那個屬於主體性的自我分割出去，成為一個脫離主體的對象 (object) 去研究，便是一種尚智的精神。他把一切事物，不論是物質或精神，都化成一種對象去研究，這便是科學一種最基本的精神之一。

    到了亞里士多德，這種精神便更明顯了。他的整個形上學可算是一種「觀念的進化論」，在他的學說中，整個宇宙其實是純物質 (prime matter) 向著純形式 ( pure form) 層層發展。( 亞氏在這裏所言的物質非我們平日所指的物質的意思，他所言的物質是相對性的，例如種子對於植物而言是物質，而植物便是形式。但植物如果被砍下來成為木材，那麼對於桌子，這木材(植物)便成為物質，而桌子又成為形式。總言之，相對於整個宇宙言來說，亞氏所言的物質不是具有形式的，它是世界一切物質的基礎，他稱為 prime matter 。)所以整個宇宙的一切事物可分成四個層級，例如石頭及一切無機物是最低層的。植物是第二層，它們有生命但無靈魂。動物是第三層，它們除了有生命之外，亦有靈魂。而神 (注意不同基督教的神，它是指一種純精神靈魂的存有)便是最高層，它是一種純形式。整個宇宙的發展便是由最低層的基本物質(prime matter)向著最高層的純形式 (pure form ) 實現 ( actualization) 。人就是在這發展實現過程中的一環。由此可見亞氏對人的了解 比柏拉圖更對象化，雖然不是物質化。亞氏的這種觀念進化論的宇宙觀在西方文化種下了潛在的影響。到了達爾文，他便把這種觀念式的進化論變為物質的進化論，因而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科學思想。

   另方面，希臘思想家自蘇格拉底以來，即把自我的地位從自然中提升起來。人藉著他的道德意志，藉著他的理性，是可以把自己的地位從自然中提升。這種精神我們亦可從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看到。柏拉圖哲學的主要目的是想肯定人的德性，給它定立一種絕對客觀的標準。亞里士多德把人放在一較自然物高一層的地位。到了犬儒主義時期 (stocism)，自我更被高估了，在他們的理論中，宇宙的秩序與人的秩序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同一種規律的不同表現。(以亞里士多德世界理性(world reason)去了解便可明白。)因此如果個人的生活若與他的自我和諧，則他也以整個宇宙和諧。再者，人能夠提出批判及懷疑的活動，顯示出在自我與宇宙的關係中，不是宇宙佔主導的地位，而是自我佔主導的地位。。

    這種對自我地位的提升足以使人由尊崇自然轉而駕馭自然，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根基之一。一個害怕自然及過於尊崇自然的文明是很難產生科學的。印度文明及中國文明便是例子。

    古希臘的思想，如果得以順利發展下去，歐洲的科學應該早就可誕生。可惜到了中世紀，歐洲又被另一個文明---希伯萊文明，所籠罩。這個文明與希臘文明會合，產生了中古的神學。希臘的尚智精神一下便被宗教的信仰所打倒。人的懷疑得到信仰的安頓。因此他們也把「自我」放到神的懷抱之中。中古著名的神學家如聖奧古斯汀(St.Augustine) 便起來貶抑希臘文明過於崇尚理性。他認為理性不能使人更清晰認識真理，走向智慧及信仰的道路。因為理性本身也是模糊不清的，人本是上帝依祂的形象創造而來。可是他的尊貴已因亞當的墮落而一去不返，而人的理性之光也變為晦暗了。後來承襲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聖多瑪斯(St.Thomas Aquinas) 對理性的看法雖然比聖奧古斯汀的高，但在信仰的殿堂下，理性仍要俯伏下拜。但他深信若得不到神恩的領導，理性是不能發生正確的作用的。

    在信仰的籠罩下，我們看到中古科學精神的衰落。可是在對自我的了解上，那仍是極之對象化的。他們把希臘人的自我從理性之手轉交上帝之手。這種對自我的態度，使我們看到西方文化仍有一份把自我「對象化」的跡象，至少在他們看來，自我是一個可以交出去東西。

    到了十六世紀，西方人對自我的了解便由過往的對象化進一步轉為物質化了。古希臘思想家及中古的神學家還只是把自我對象化，但自我仍是精神的。至少他們是把自我視為一種精神去考察。可是一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便把那個對象化的自我物質化了。他們不再以理性的思辨去了解，而開始以經驗的觀察去了解自我。首先是笛卡兒以一套數學的方式去從事他的普遍懷疑(universal doubt) 從那個懷疑去肯定自我意識的存在。即著名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 。到了哥白尼，他提出了一套日心說 (heliocentric system) 這是一套新的宇宙觀。在上古及中古時代，人認為他是世界的主人，但現在，在哥白尼的學說下，人卻成為一個短暫的，被困在一個有限空間的生物，在他的週圍是無限的、變動不羈的宇宙。

    哥白尼的學說給人帶來很多不安，因為他打破了前人所定下的人與宇宙關係。那個關係是和諧的，且人佔有一個主導的地位。現在人卻不那麼容易了解自己與整個宇宙的關係了。於是十七世紀的思想家如Bruno, 萊布尼茲及史賓諾莎等便提出一套新的解釋。Bruno 把無限賦與一新的意義，他認為哥白尼的學說正好給人類開創了一個新的世界，自此人類不再封閉在他所接觸的有限世界中，他可以馳騁在無涯的外在世界中。而萊布尼茲及史賓諾莎又提出以數學的原理去把人類與那個無限的世界關連起來。自然的一切規律都可化歸為理性的數學原理被人所了解，包括道德的規律也如是。史賓諾莎的倫理學(Ethic) 一書便是以一種幾何學的論證形式寫成的。因此人與外在世界都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秩序的，可以被人類的理性所了解的東西。

    這種發展到了十九紀，被達爾文的進化論打破了。達爾文發展了一套完全是物質化的進化論。在他的理論下，人只是一種由低等物質(或無機物質)進展到有機物質的發展過程中的一環，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並沒有一個最後的有理性的目的。(正如亞里士多德之言) 。相反，這個演化過程是機械性的。人若要了解他自己，必須透過物質及環境的因素才可達致。從此西方人遂以一套純科學的方法把人(包他的身體及人性)當為一種自然現象去研究，就好像物理學家對自然物質的研究一樣，連那本來是屬於精神範疇的人性亦可化歸為一種自然現象去研究。到了佛洛伊德，這種探究由生物學的領域轉為分析心理精神的領域。人在一社會文化的種種表現，都可以用科學觀察的方法去分析他在成長過程中以一種怎樣的態度去對待他的性本能而得之。到了馬克斯，他又把它轉化為經濟活動。

    據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西方文化中，人對自我的探究及科學的發展實有著微妙的關係。上古及中古時代，西方人對自我的探究的態度及思維方形隱含著一種尚智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在十六世紀便成熟地表現在科學理論及科技的探究上，使十六紀成為西方科學的黎明時期。而這種科學的發展卻再回過頭來影響人對自我的探究，遂產生了二十世紀的生物進化論及辯證唯物論，於是整個西方文化的思想便牢牢地困在物質化之中。在這種文化精神籠罩下，西方文化之中，科學發展的迅速及深入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參考書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