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美国理当再度成为超级制造强国

译按
    本文作者罗康纳（Ro Khanna），1976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原名Rohit Khanna，印度裔。1998年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2001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律博士（J.D.）学位。民主党人，2017年起至今担任联邦众议员，代表加州第十七国会选区（大致是硅谷所在地）。
    著有：《Dignity in a Digital Age: Making Tech Work for All of US》（2022）、《Entrepreneurial Nation: Why Manufacturing is Still Key to America's Future》（2012）。
    本文原题“The New Industrial Age”，见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3年1/2月号。作者文中呼吁美国采取一种新的经济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要求：增加国内生产，将工作岗位从海外带回，提升出口。作者认为，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必须推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向服务于国内和全球安全以及国家繁荣的方向发展。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除截图之外的所有配图均为原文所有。

美国理当再度成为超级制造强国

罗康纳（Ro Khanna）

对许多民众而言，美国梦已经缩水了。

近几十年来，美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且越来越依赖从国外进口商品。自1998年以来，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使这个国家丧失了500万个高薪制造业工作岗位，并导致近7万家工厂关闭。小城镇被掏空，社区被摧毁。随着财富集中在沿海主要城市，且先前的工业区遭到废弃，社会变得更不平等。因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越来越难以进入中产阶级队伍，社会流动性的萎缩引燃了人们的愤怒、怨恨和怀疑情绪。制造业的消失不只损害了经济，还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中国在美国的这一去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2000年，美国国会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此后美国的就业岗位开始大量流失。1985年到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60亿美元稳步增加到830亿美元。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逆差急剧膨胀，现已达3090亿美元之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使用受剥削的劳动力和向中国企业提供全面的国家补贴，中国不公平地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工厂和农村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破坏力度甚至大过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允许许多美国制造业和农业工作岗位转移到墨西哥。这场毁灭刺激了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反亚裔的仇恨情绪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经由美国政治中的极端主义和暴力，它们威胁到美国国内的民主。

在美国外交政策圈，对美国天真地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将平等地受益于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感到懊悔，已成为标准做法。但如此认知并不总是伴随着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明晰和雄心。拜登行政分支已采取重要举措，鼓励工作岗位从海外回归，支持美国制造商，并谋求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半导体技术。但美国必须利用具体的地方型战略强化这一议程，以复活这个国家处境艰难的地区，并强化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美国人理当采纳一种新的经济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要求，增加国内生产，将工作岗位从海外带回，并提升出口。当政策制定者不幸地旁观，除了为那些因自动化和产业外包而下岗的人提供创可贴之外几乎爱莫能助，一项专注于区域振兴的议程将为那些经历了数十年衰退的地区带来希望。重建美国工业基础的承诺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背弃世界，采取那种推动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孤立的经济民族主义。相反，美国可以重振重要产业，同时维护核心的贸易关系，欢迎移民，激发人民的活力和创新。

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必须推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向服务于国内和全球安全以及国家繁荣的方向发展。减少贸易失衡将缓解紧张局势，减轻民粹主义愤怒或供应动荡加剧地缘政治对手之间冲突的风险。在与北京的每一次对话中，华盛顿都应专注于生产的再平衡。美国政策制定者理当为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设定年度目标。他们可以通过艰苦谈判(例如，就中国的人为货币贬值问题)和单边政策调整(例如，支持美国和友好国家的制造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举动将有助于应对失业、去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破坏了美国社会的稳定。

通过实现这一愿景，美国不只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实现建设一个繁荣、多种族和民主国家的目标，成为世界典范。

“我们仍在制造”

贸易逆差是美国产业基础衰退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指出的那样，在本世纪头十年，因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美国失去了240万个工作岗位。北京的新贸易地位和低工资，加上被低估的货币，刺激了美国公司将制造业设施迁往中国。二十年后，因对华贸易逆差激增，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370万。贸易逆差反映了国内产业的衰退: 2020年，制造业占世界贸易的71%，而201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近73%是制成品。简单讲，因为有对北京的贸易逆差，华盛顿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

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主对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并不遗憾，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已变得更以服务业以及生产知识和创新为导向。但创新与生产有着内在关联。制造业公司占美国国内研发支出的一半以上。而且，正如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十多年前所论，创新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随着新技术从原型转向大规模生产而发生的“规模扩张”。这在美国越来越少发生，因为太多制造业已转移到海外。格罗夫哀叹道：“没有规模扩张，我们不仅失去了工作机会，还失去了对新技术的控制。失去规模扩张的能力，最终将损害我们的创新能力。”

制造业工人也更有可能加入工会，他们得到的保护使他们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工会参与使中产阶级的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美国用服务业工作岗位取代制造业工作岗位，实际上是取消了可靠的高薪工作岗位，转而支持更不稳定的低薪工作岗位。

一些人认为，自动化而非工业向中国迁移应当为现况负责。自动化和生产方式的转向无疑可以部分解释这些工作岗位的流失。

但与德国进行比较是有启示意义的，在德国，自动化也影响到劳动力。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约33%，而德国只减少了11%，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保持了贸易顺差。当两人都还在任的时候，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请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解释德国的成功。默克尔回答说: “布莱尔先生，我们仍然在制造东西。”

如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德国，因德国壮大了机械零部件的出口，被迫离开纺织和家具制造业的工人能够转向机械制造领域。德国约2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而美国只有8%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德国通过扩大自己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缓解了中国产业增长形成的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工人只能在低工资的服务行业找工作，这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沉重打击。德国还大量投资于学徒计划和为高科技的未来培训劳动力，美国没有这样做。（戈登·汉森，生于1964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导火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期间，2018年至202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了近1000亿美元。尽管他的关税开始弥补美国制造业这艘沉船上的漏洞，但特朗普缺乏让美国重新制造产品的全面议程。他削减了企业税，而不是投资于下一代制造业，而且大公司将减税所得用于二级金融和三级衍生品市场的投机活动。

2021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因美国人更多呆在家里，并增加了对中国制造的家庭用品和电子产品的购买，美国的贸易逆差再次飙升。2021年，美国进口了价值135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电子设备，如半导体和手机，以及价值600亿美元的电视机、相机和无绳电话。它还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60亿美元的机械设备，价值400亿美元的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材。中国还在汽车零部件制造方面取代了美国，它生产了全球汽车供应链上30%的产品。这些动态不只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习惯，还体现在美国各地关闭的工厂、荒凉的城镇和苦苦挣扎的社区中。

当然，争论贸易和自动化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美国工人的技术官僚的评价，并不比美国公众的评价更重要。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生活经历很重要。任何在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或宾夕法尼亚州待过的人都会证明，那里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社区失业与中国、墨西哥和亚洲更广泛的离岸外包直接相关。他们通过深思熟虑和对自己生活的记录得出了那一结论。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花点时间走访工业城镇，倾听那里的人们不得不说的话。

鸦片战争的长期阴影

每一个美国产业在试图出口产品时都面临一个重大障碍:美元的强势。美元比欧元、卢比、日元或人民币更具吸引力，也更稳定。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强烈讽刺在于，美国实际上是在补贴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同时却让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过于昂贵，在全球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与此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继续人为压低其货币的价值，这有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反制这些市场扭曲。

首先，美国可以与中国谈判，达成一项货币和商品协议，就像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与德国和日本在1985年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那样，当时两国都同意限制向美国倾销制成品，并接受美元贬值，以加强全球对境况不佳的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都同意协调购买对方的货币，以防止美元升值过高。德国和日本还同意限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尽管这些协议是自愿谈判达成，但德国和日本被明确告知，假如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减少德国和日本产品的进口，并让当时定价过高的美元贬值。

美国官员理当用类似手段与中国打交道。除非华盛顿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德国和日本那样威胁征收定向关税，北京方面是不太可能合作的。实质上，华盛顿必须向北京明确表示，它认为哪些产业至关重要，并解释假如被迫单方面采取行动，它将征收哪些定向关税，实施什么配额，然后解释中国可以采取哪些自愿措施以避免那些后果。归根结底，假如要终止那些贸易关系，倾斜的贸易不平衡关系的最大受益者也将蒙受最大的损失。贸易协定不是自杀协定，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不论有没有中国方面的合作，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缓慢的去工业化都将结束。

美国还应重振并投资于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进出口银行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帮助美国公司在海外销售商品。华盛顿长期以来拒绝支持其商品出口。它再也承担不起这样做的代价了。通过协助美国公司在海外推销商品，进出口银行可以消除抑制投资于美国产业的风险，比如可能输给有其自家政府提供大量补贴的国外竞争公司。尽管美国应小心行事，不要利用进出口银行妨碍低收入国家建立自己的产业，但华盛顿理当专注于补贴向世界各地出口的清洁能源技术产品，以与中国受补贴的清洁能源出口产品（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竞争。美国理当像其竞争对手那样，推动自己的出口。

今年早些时候，我向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提出了许多这样的观点。他告诉我，他愿意谈谈贸易不平衡问题。随即，他希望美国更强烈地重申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这一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该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这里的“今年”或指2022年。——译注）

他承认贸易逆差的危险，指出十九世纪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源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和西方对茶叶、瓷器和丝绸之类中国商品有强烈需求。但中国并不在意羊毛这样的英国商品。英国人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这导致数百万英镑的白银外流，英镑贬值。为平衡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英国的鸦片利润飙升，与此同时，数百万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瓦解了中国社会，最终驱使中国皇帝禁止并销毁从英国进口的这种毒品。这一行为引发了18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的，这场冲突发生在欧洲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扩张时代，但秦刚大使暗示，这一事件是贸易逆差如何能引发国家间冲突的有力例证。

如今，大国竞争和中国潜在的不自量力无疑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贸易逆差助长了敌意，加剧了许多美国人的恐惧，而他们想要的不过是经济安全。对贸易进行再平衡，将弱化美国国内因工作岗位流失、去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对这个国家社会机体造成的伤害（包括以阿片类药物危机形式呈现的伤害在内，进口中国制造的芬太尼使情况变得更糟)而对中国形成的不满情绪。

中国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经济目标。出于对那些不想失去生意的工厂主的关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情愿对贸易实施再平衡。在不失去制造业和保护作为经济繁荣突出象征的大型工厂方面，党的地方领导人也有既得利益。

但从长远来看，正如习近平承认的那样，生产过剩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出现和维持。中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冲突，党务人员和工厂主狭隘的短期利益与中国中产阶级持续的长期发展之间出现了对立。习近平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必须慢慢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发展一个更多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其引擎将是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购买力。

美国必须继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强调，贸易再平衡最终将促成中国出现一个稳定、可持续的中产阶级。

美国制造

为成为一个更加坚定的出口国，美国必须在国内制造更多东西。行政分支可以将制造业和生产能力释放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首先，它应该成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委员会（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这个委员会将向总统汇报工作，投资于产业并与之建立伙伴关系。它有权研究贸易逆差，并向联邦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筹集信息。这个委员会应该召集包括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内政部、国务院和财政部在内的重要机构，连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私营部门代表，来决定必要的资本投资，以使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例如，在制定振兴该国非工业化地区的战略时，理当考虑经济学家汉森正在收集的关于经济困难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大量数据。执行广泛的再工业化议程需要一个协调机构，确保所有机构同步工作。

经济发展委员会应利用联邦融资和采购协议，以帮助企业获得重建国家制造业基础所需的资金。政府必须使其财政干预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和有限度，特别关注中西部和南部受去工业化影响的社区。政府不应无限地用公共资本支持企业，而应只帮助促成那些已经吸引了私营部门资金支持的项目壮大规模。

国会也可以发挥作用。国会理当通过一项免税方案，以说服公司把生产带回美国，反过来则要对关闭在美国的工厂并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征收10%的离岸公司税。国会还应增加对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的拨款，该计划是一种公私合作关系，为制造商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援助。总统乔·拜登今年提出的预算案要求为该计划增加1.25亿美元资金，但它应该提供10倍于该数量的资金，以支持美国各地的中小规模制造商。

美国理当着眼于重振某些关键产业的生产。1970年，美国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0%，如今已降至4%。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20大钢铁出口国，但同时是第二大钢铁进口国。相比之下，中国占全球钢铁市场的57%。自1990年以来，在美国钢铁工厂工作的人数已经从大约25.7万人下降到大约13.1万人。联邦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和要求联邦基础设施建设商购买美国制造的钢铁，进而提高美国的钢铁产量。

美国的钢铁出口并不需要主导全球市场，但美国可以在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比如下一代轻质高强度钢，这种钢可以让电动汽车在单次充电的情况下行驶得更远。一些新的美国工厂已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例如，在建的肯塔基州纽柯（Nucor）钢板制造厂将提供风力涡轮机之类抢手机器所需要的厚精钢。

铝业是另一个美国在中国那里失去相当大地盘的产业。198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国，但去年下降到全球产量第九位。中国占全球铝产量的57%。2001年，美国有超过9万铝业工人，今天大约有5.6万。低成本、高效益的铝冶炼仰赖低成本的能源，这就是中国使用煤电厂生产铝的原因。美国可以使用更清洁的绿色能源生产铝，并在未来的另一个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带回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

拜登行政分支的《降低通货膨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通过在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投资数千亿美元，已重振产业。结果是，耗资200亿美元的新的英特尔半导体工厂综合体将在俄亥俄州创造超过一万个工作岗位。存储和数据存储公司美光 (Micron)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台湾也有三家工厂，该公司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纽约州北部创造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Ascend Elements公司将在肯塔基州设立一家潜在价值十亿美元的锂电池工厂。这些公司之所以回到美国设立工厂，部分原因是自动化。但它们仍将创造出许多薪酬比现在更高的工作岗位。2022年，美国已开始从海外带回35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回流美国是可能的。

一些人会辩称，政府投资于产业部门将鼓励那些失去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变得仰赖联邦资金维持生存。但历史提供了许多相反的例证。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和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太空竞赛期间获得了大量联邦资助，但它们仍然维持着生产力，也依旧成功运营。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的公司也更有能力筹集私人资本。例如，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初始投资是200亿美元，但那笔投资可能会增加到1000亿美元。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会来自《芯片与科学法》。私人资本将为美国的再工业化提供动力。

此外，政府必须只支持那些参与公开和竞争性投标过程的公司，且必须确保那些接受政府资金的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严酷的市场条件下生存下来，避免出现类似 Solyndra公司那样的情况。这一太阳能初创公司在奥巴马行政分支期间获得了政府资金的支持，但以失败告终。尽管 Solyndra 仍是共和党人的谈资，但奥巴马行政分支理当因成功支持了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等其他公司，而收获更多褒奖。共和党也持续呼吁政府利用在州一级实施的减税激励政策和补贴投资于企业。

政府不仅应支持先进制造业，还应支持下一代护理工作。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主张的那样，数字技术特别有助于提高日渐壮大的护理行业雇员的生产力。政府应提供技术拨款和激励措施，改善儿童保育和老年人护理工作，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这些工作的薪酬。

新的经济爱国主义会意味着明确拒绝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美国不同，中国有国有企业和银行。中国政府基于地方政治的当务之急和偏好奖励企业。市场无力决定哪些企业真正有生产能力且能成功，从长远看，这会削弱中国企业的实力。

此外，对政府的浪费性开支，中国没有联邦、州、地方社区和选举性质的制衡，更不用说由自由媒体进行监督了，而那些制衡和监督守护着美国的制度。一周又一周，《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公开抨击《芯片与科学法》。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样的批评有助于将裙带资本主义的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企业和教育行业的领袖可以共同努力，开发人力资本，支持社区的高薪工作，这将造就动态增长，为二十一世纪建设进步的资本主义。

稀土日志

随着美国复兴传统产业，它还必须专注于为未来的产业获取材料和零部件。中国目前拥有世界锂电池生产能力的76%，以及建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所需的稀土金属的60%。美国生产的锂电池占世界的8%，稀土金属占15.5%。

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前夕，罗斯福行政分支理解这一当务之急。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指出的那样，为避免在关键产品上依赖对手，冲突爆发前，行政分支先发制人，大量买下美国产品和自然资源，并大量投资于国内生产能力。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一些行动的成功部分仰赖于这一做法，美国在随后几十年间的产业优势也是如此。

今天的美国需要一项获得必要的锂、钴和石墨的计划，以在国内建设绿色能源的未来。作为《降低通货膨胀法》的受益者之一，电池公司诺沃尼克斯 (Novonix)正在查塔努加（Chattanooga）开设一家工厂，生产合成石墨，以开拓新的领域。合成石墨采用新工艺，加工过程较天然石墨要清洁得多。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支持类似的举措。

政府还可以动用国防储备，在美国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国防储备储存着稀土矿。过去七十年间里，这些储备的价值已从1952年的42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下降到2021年的8.88亿美元。国会至少应该将国防储备的价值提高一倍，并购买国内稀土材料。

最紧迫的是，美国官员必须确定哪些防御系统依靠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依靠中国提供各种基本材料，包括用于夜视镜和核武器的锑。国会理当要求国防部确定所有国防设备的零部件来源国，并在未来出现问题和中断时确定替代来源。

或许没有一种国外开发的产品比智能手机更适合现代生活。手机供应链突显了降低美国对中国依赖的困难和必要性。绝大多数智能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例如，根据最新的可用数据，苹果手机价值链的25%在中国运转。美国进口的手机，80%以上有一个零件是在中国组装的。

华盛顿应当鼓励企业将有价值的零部件——显示屏、半导体芯片、电池、传感器和电路板——的生产转移到美国或盟国。它还必须推动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友好国家增加自己的手机电子元件生产。假如美国和那些国家采取正确的联合行动，美国进口的中国组装手机占比可以在五年内减少一半。

对美国进行再工业化不必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中国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境外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美国和七国集团理当拿出替代方案。要做到这一点，华盛顿理当清楚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尊重它们的自决权，并规划一个最符合它们本国人民利益的发展未来，而不是像中国的政策那样制造一些债务国。

华盛顿还应与友好的低收入国家分享技术诀窍，以便它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现代工业。并非供应链的每一部分都能回到美国，所以美国人有必要帮助合作伙伴获得原材料，并发展生产能力，以生产美国仍然需要进口的商品。

根深蒂固的全球化

复兴美国产业意义重大。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未能帮助民主国家兴旺发达，事实上助长了民主国家的衰落。过去二十年间，随着全球化得到强化，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地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倒退。在欧洲和美国，极化和极右民族主义加剧了，许多政治人物在工业部门工作岗位丧失后煽动对移民的恐惧。在全球范围内，高收入国家优先考虑的是跨国公司的利润，而非社区民众的健康及其公民的生命。

1996年，当市场自由化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大体畅通无阻地扩散时，法律学者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捕捉到了全球化的局限性，他警告称，不要“在未能应对……市场驱动的全球主义的颠覆性挑战的情况下，接受世界大同作为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替代品”。二十年后，中国长期未能兑现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的特朗普成了美国总统。（理查德·福尔克，生于1930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法与实践荣休教授。——译注）

在英国，产业工人的占比从1957年占劳动力队伍的近一半，下降到2016年的15%。这一趋势使得英国的极右势力将对移民的恐惧武器化，在去工业化的北部和更繁荣的南部之间制造文化隔阂，并赢得了脱离欧盟的公投。邻国法国的国内产能比二十年前下降了20%，这一事实与极右翼领导人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崛起并非毫无关系。勒庞诋毁移民和法国穆斯林，并讨好许多幻灭的工人阶级选民说，“我们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了”。

美国也经历过排外性质的强烈反应，但这个国家丰富的多样性仍然是世界的典范，特别是与中国可成鲜明对比，中国试图压制自己的政治、文化、族群和宗教上的多样性。但正如福尔克所坚持的那样，在赞扬多样性的同时允许社区被全球资本的力量摧毁是没有好处的。美国领导人必须提高国内生产和重新平衡贸易，进而振兴全国各地的社区。共同繁荣将使每个美国人都能够为建立在对多种传统兼收并蓄的融合之基础上的整体民族文化做出贡献。这样的爱国主义不一定会转变为怒气冲冲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反映了对社区和地方的自豪感，而民族主义则将自豪感转化为沙文主义，力图使一个社区变得孤立和排外。

即使美国重新平衡了自己的贸易，中国仍将是一个竞争对手，华盛顿会需要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以遏制对台湾的入侵。但美国绝不能预留针对中国或任何其他人民或国家的冷战麦卡锡主义。它应该与中国合作，以防范竞争爆发为战争，两国还应该在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安全和军备控制等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展开合作。

一种新的经济爱国主义呼吁一种植根于普通美国人利益的全球化，而不是过去四十年来粉碎美国经济和社会机体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全球化。通过国内生产实现贸易再平衡，将有助于美国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实现在国内建设一个繁荣民主国家的承诺，并确保全球化惠及所有美国人，而不只是部分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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