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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基布茲:平等主義理想的現實模樣

打開手機地圖發現已經越來越接近以色列與約旦邊境了。從加利利湖西面的山地往下走,巴士一路行駛在彎彎曲曲的下山路,最後來到湖的南面。路兩旁除了以色列隨處可見的橄欖樹外,種植著一大片椰棗、牛油果、香蕉。在綠色種植場的護送下,巴士終於到達今天的目的地——Sha’ar Hagolan基布茲,離約旦邊境只有大約一公里。

什麼是基布茲?原意為「聚集」,基布茲(kibbutz,קיבוץ‎‎)是以色列特別的集體社區。傳統上,基布茲以農業生產為主,但它們與普通的農村社區有著重要差別,可以說,從1910年第一個基布茲成立,它們標誌著創造一種另類社會生活的嘗試。在基布茲裡面,成員們過著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員間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茲的財產或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成員之間互相幫助共同合作。(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1,1992)是的,基布茲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便是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理想。

從第一個基布茲Degania在加利利湖南邊成立,到今天大約270個基布茲都按照成員自願加入的方式組建集體社區。成員的集體大會是基布茲中決定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成員們通過直接民主方式參與到社區的管理。從成立開始,基布茲核心的平等主義理想,便是我們熟悉的社會主義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在旅捨放下行李,沿著兩旁盡是草坪和樹木的小路,穿過一座座不超過兩層的平房,來到Sha’ar Hagolan的食堂。基布茲的成員都會在食堂之中就餐,而餐飲都是自助餐的形式。這似乎從一開始便是所有基布茲的主要安排,食堂是成員們重要的社區交流場所。

Sha’ar Hagolan基布兹(旅舍官网图片)

Sha’ar Hagolan基布兹

早期基布茲:平等主義理想的艱難實現

因受到越來越大反猶壓力以及一戰前後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許多歐洲的猶太人遷徙到巴勒斯坦地區。隨著1904年到1914年的第二波阿利亞運動(Second Aliyah,猶太人移民運動),一些從歐洲遷徙回來的開拓者,在社會主義理想和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的驅動下創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基布茲。早期成立的基布茲生活比較艱難。大部分基布茲位於當時比較孤立的地理位置,以農業為主的基布茲常常面對艱苦的開荒和種植勞動,環境惡劣時許多成員面對疾病的困擾,加上附近阿拉伯村莊長期的敵意,這些先驅開拓者面對的苦難相當巨大。平等主義式的社區生活在當時可謂必要的生活方式。成員們通過共享式的合作來對抗嚴酷的條件。集體勞動,並且平均分配勞動所得,使得成員們能夠在集體之下獲得較好的生活。同時,平等主義的分配使得在因勞動而受傷或生病的成員獲得保障,這對於開拓冒險十分重要。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先驅者本身持有相當強的社會主義和錫安主義理想。錫安主義指的是在歷史上以色列之地建立猶太人國家。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勞工錫安主義(社會主義錫安主義),主要發源於中東歐。左翼的勞工錫安主義深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堅信以色列立國必須依靠定居到巴勒斯坦的工人階級建立猶太人社區。受此影響,先驅者們建立基布茲,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便是在此地逐漸建立屬於猶太人的家園。以色列立國之後的邊境,許多依據基布茲的所在地而划。在社會理想方面,他們拒絕接受資本主義,希望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社會。共享收入和資源是實現平等主義理想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是重要目標,不同的平等主義理論或許有不同的論證。

基布兹分布(Abramitzky 2018)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主義理想影響下,早期基布茲實行收入資源的平均分配,同時拒絕私有制,成員沒有個人財產。基布茲內部沒有現金流通,實行按需分配,成員們在食堂一起就餐。基布茲提供許多公共設施,成員們共同分享使用。早期基布茲還建設獨立的兒童住所,成員的子女一起生活,而不是睡在她們的父母家中,同時接受基布茲提供的集體教育。成員們在基布茲內共同勞動生產,並且禁止雇傭外部非成員勞動力——根據社會主義原則,雇傭勞動實質是一種剝削。(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Kibbutz, 2018)

Ran 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the Kibbutz, 2018, Princeton

當然,僅有理想並不能解釋基布茲的建立以及長期的發展。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Ran Abramitzky在年初出版的新書《基布茲的秘密》(The Mystery of Kibbutz)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基布茲的成立以及後續的發展。在Abramitzky教授看來,有兩個重要的經濟學因素也影響著基布茲的建立和平等主義生活方式的維持。

首先是集體生活所帶來的規模經濟使得基布茲成員能夠更獲益。單獨個人難以在偏遠地區買一塊土地賴以生活,需要面對很多難題:阿拉伯人的襲擊,資金短缺,基礎設施不足等等等等。相反,當集體共同建立定居點的時候,這些難題就能較輕易地解決。同時,共享的基布茲經濟,使得內部提供的各種生產和服務有具效益。因為集體生活,公共生產能夠降低原材料的單位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特別是在平等主義理想驅動下,成員們更樂意努力集體工作。同時,基布茲內部提供的服務也因為規模化而更有效。基布茲中的伙食、洗衣、兒童看護照顧、公共設施,都因為向集體大量提供而使得個體成本降低。基布茲建立集體食堂、洗衣房、兒童住所、文化中心等等,成員們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這些服務。可以想象,女性能夠從這些傳統家務勞動中釋放出來,參與到勞動之中,也是很重要的影響。

此外,平等主義模式也為基布茲成員帶來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經濟保障。平等分配的生活方式使得成員們不再擔心因為各種的不幸而失去好的生活,成員生病或者家庭失去重要勞動力時,她們的生活也因為集體提供的生活服務而得到保障。基布茲運動中關鍵的規則之一便是「為成員及其家屬提供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個人需求的滿足,保證成員及其家屬體面的生活。」(Abramitzky 2018)在基布茲成立的早期,面對艱苦的環境,未來的不明確,某種意義上好比羅爾斯在《正義論》所說的「無知之幕」,開拓者大多來自同樣的背景,處於同樣的經濟狀況,面對艱苦和不確定,很自然會選擇能夠互相提供保障的平等主義生活模式。

基布茲的發展:平等主義的蓬勃

基布茲成立早期的許多這些特徵依然保存至今,儘管經歷了幾十年來的跌宕變化,正如Sha’ar Hagolan的食堂。週五晚上正好是猶太教的安息日開始,食堂滿是下班休息的成員。成員中有老人,也有青壯年。一位父親拉著一個木板車走進食堂,木板車上躺著他的女兒,女兒身上插著管,連著同在木板車上的儀器。大家與父親打過招呼之後,也向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無法舉手回應招呼,但是臉上仍然可以露出笑容。在食堂工作另一位成員,一隻手不能自如活動,側著頭蹲下來,用另一隻抓住小女孩的手,跟她聊天。成員們取過餐後坐在寬敞的食堂聊天進食。食堂的一邊點起蠟燭,標誌安息日的開始。

Sha’ar Hagolan食堂

Sha’ar Hagolan基布茲種植業和養殖業等農業行業以外,還有塑料產品工廠,其中主要生產交聯聚乙烯管(PE-Xa pipe),是整個基布茲最主要的經濟收入。當然,Sha’ar Hagolan還提供旅捨,發展旅遊業。基布茲產業多樣化之後,成員們在不同的產業中工作。

大部分基布茲在發展過程中也進行產業的多樣化,從以往主要從事農業擴展到各種不同的產業。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茲經濟的多樣化同時也為成員們帶來更多的保障。當基布茲成員從事不同行業中的不同崗位,具有更多樣的能力時,基布茲整體面對風險的能力便會提高。例如當牛油果種植不景氣時,塑料工廠的收入並不會受到衝擊,基布茲作為整體的經濟也能夠穩定。到以色列立國以後,政府提供正式的失業保險,基布茲的平等主義方式更變為保障成員生活水平的全面支持。

從1920年最初的12個基布茲,805名成員,到以色列建國後,1950年共有214個基布茲,人口達66萬成員,甚至到1980年全國共有255個基布茲,人口超過11萬成員,基布茲迎來蓬勃發展時期。(Abramitzky 2018)第一代基布茲成員多數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她們見證了戰爭、壓迫、屠殺,不少希望能夠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理想家園。大部分基布茲也是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建立。基布茲對於以色列的經濟貢獻卻是十分關鍵。1950年代,基布茲的農業生產是以色列農業生產的主要部分,並且因為規模經濟的影響,相對私人農場,基布茲更具能力引入更高效的大型機器。同時,因為原則上拒絕雇傭外部勞工,基布茲更有動力發展新技術,創造了許多農業上的新生產方式,包括後來著名的滴灌技術。在工業方面,從1960年代起,基布茲便擁有超過100個工廠,從食物加工、傢具生產到後來的塑料、橡膠、金屬、電子產品,都對以色列工業發展帶來重大貢獻。

基布茲成員的生活水平也開始超過以色列的平均水平。到1970年代,基布茲成員可以住在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園和綠化,以及現代化的生活設施。這時候的基布茲,以成員間的完全平等作為目標,似乎逐漸實現了當初的平等主義理想。

基布茲面對問題:理想和現實的差異

依靠意識形態理想和規模經濟優勢蓬勃發展的基布茲同樣也面對來自意識形態和經濟方面的挑戰。

早期以平等主義理想建立起來的基布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成員本身對這個理想的認可並投身到平等主義的事業之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第一代開拓者漸漸老去,新一代基布茲成員對集體主義的認同感逐漸也會減退,這或許是某種的歷史必然。

在基布茲中,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集體生活對個人隱私的入侵。因為鼓勵集體的社區生活,成員之間在同一塊地方居住、工作、進食,互相之間能夠保有的私人空間變得十分狹窄。同時,集體主義生活意味著個人工作選擇,衣食住行的偏好,都受到集體的指揮。甚至早期的成員也曾因無法忍受個人自由的壓縮而離去。新一代的基布茲成員受更多個體主義的影響,對集體指揮的認同相對就更弱了。

另外,對集體主義生活認同感減少還體現在新一代基布茲成員對兒童住所體系的否定。家長們開始更希望子女能夠與她們一起居住生活,而不再是每天限時的親子會面。經過激烈的討論,大部分基布茲農場廢除了兒童共住體系,子女開始與她們的家長同住。

這些意識形態上的改變,不僅僅影響成員對平等主義的認同程度,同時也會帶來或增強不同程度的經濟問題。當兒童共住體系廢除後,基布茲需要擴大或重新建造家庭住所,使得有子女的家庭能夠舒適入住。為此,基布茲便需要向政府和銀行做更多的信貸。以色列立國以後,勞工錫安主義已經成為以色列國內主流。長期執政的包括左翼的以色列地工人黨(Mapai)以及後來的以色列工黨,領導人大多是在第二次阿利亞運動來到巴勒斯坦地區,包括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於是,左翼政府自然會對基布茲提供較多的支持,也為基布茲提供更低廉的信貸。但是,這也同時埋下了後來基布茲危機的種子。

另一方面,基布茲成員希望獲得更大的個人自由,決定個人學習、生活、工作。基布茲內部不存在現金流通,成員也沒有個人銀行賬戶,但為了滿足成員的要求,不少基布茲開始引入個人預算制,例如每個成員每月有某某額度的預算,可以在基布茲內的商店換取物品,衣物、傢具、個人用品等等。成員可以根據個人喜好自由地「購買」物品,同時基布茲中變相引進了私有財產。

對基布茲更大的質疑針對的還是平等主義經濟的安排,首當其中的是「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因為平等分配,個人不管在什麼崗位做多少工作,她所獲得的收入都是恆定的。既然在工作中少付出收入也不會改變,那個人為什麼還要全力以赴呢?同樣,既然食堂食物任意領取,房間的電費集體繳納,個人為什麼需要節約呢?搭便車以及相關的這些問題,都是比較常見對平等主義的質疑。百分之百平等主義的基布茲可能需要面對更嚴重的搭便車問題。然而,Abramitzky教授的研究指出,基布茲成員事實上並沒有如大家想象那樣搭便車者遍地。根據以色列多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統計,在個人上報的工作時間中,基布茲成員平均每周工作時長超過以色列城市人口和非基布茲的農村人口。另外,根據1995年的數據,Abramitzky教授發現,基布茲成員從25歲到69歲年齡段都有超過85%的人口參與到工作勞動之中,遠超非基布茲人口。當然,這不是最好的統計,個人上報可能會造假,也不排除總有部分人會搭便車,當這些數據的確反映,基布茲中的搭便車問題並非想象中那麼大,並不會破環基布茲的平等主義運作。

其他經濟上的問題,例如人才流失和逆向加入,對於蓬勃發展時期的基布茲同樣並非大問題。然而,當1980年代基布茲危機發生後,一切似乎就不一樣了。

基布茲危機:理想在現實面前的失守

在耶路撒冷南部與伯利恆交界,同樣屬於以色列邊境的位置,Ramat Rachel基布茲在山上遙望位於伯利恆的拉結之墓(Tomb of Rachel)——猶太人祖先雅各的妻子拉結所葬之地。除了大片種植園以及成員平房以外,與Sha’ar Hagolan不同的是,Ramat Rachel基布茲看起來現代化很多,並且擁有頗為豪華的度假酒店。酒店以及車釐子種植負責人Dotan說,他帶領的車釐子生產全球領先,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時,Ramat Rachel基布茲發展起來的高科技產業,為農業、醫藥業、鑽石加工行業提供精准點數和包裝技術。不止三次,Dotan頗為驕傲說,她們依然保持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沒有錢,但十分富裕。

Ramat Rachel酒店(官网照片)

Roni Dotan(以色列时报采访照片)

然而,當下並非每一個基布茲都能如此。1980年代出現的基布茲危機迫使大部分基布茲進行改革,開始逐漸遠離平等主義的最初運作。

在以色列工黨的執政下,基布茲獲得很多優勢。左翼政府對社會主義基布茲提供很多支持,包括上文提到的低息信貸,政府對基布茲產品的補貼,以及在以色列稅法底下,基布茲只需要按照成員平均收入進行納稅,這樣基布茲成員避免了很多以色列累進稅制下本需要繳納的稅。不過,1977年以色列選舉,右翼利庫德集團執政之後,逐漸開始減少對基布茲的資助。而隨後的經濟危機更是大大打擊了基布茲。

1970年代,左翼聯盟政府面對各種內憂外患。首先是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與埃及和敘利亞兩國聯盟對戰。這次戰爭在國內引起極大反響,特別是國內對以色列戰前準備不充分的不滿,掀起一系列的抗議活動。最高法院隨即發起調查。在調查和抗議活動的壓力下,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以色列首位女總理)最終辭職。

這次戰爭還引起了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報復,發起了對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的石油禁運,引起第一次石油危機。在石油危機的影響下,以色列對外經濟受到影響,本來已經嚴重的通貨膨脹進一步加深。另外,工黨內部還發生多起貪污醜聞,涉及到政府內部多名高層,這使得以工黨為主的左翼聯盟出現不同程度的執政危機。

另一方面,以色列立國30年後,人口構成開始出現大的變化。中東國家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及其後裔)已經成為以色列猶太人的大多數。而工黨左翼多為東歐猶太移民。人口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得到充分的代表來照顧他們的利益,工黨被視作政治統治精英集團。利庫德集團通過動員這被忽視的大多數,在大選中獲勝,完成了此次革命。

與左翼錫安主義的社會主義和世界主義相對,右翼錫安主義主流堅信較為強力的民族主義,其中主要代表是由澤維·賈鮑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建立的修正錫安主義(revisionist zionism)。賈鮑京斯基堅信,左翼錫安主義的通過建立社區逐漸演進策略是不現實的,因為猶太復國本質上是殖民運動,為了保證立國,除了各種文化措施以外,強大的軍隊是必要條件。只有強大的軍隊的支持下,才能迫使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接受猶太人的大規模移民。修正錫安主義以及後來發展出的利庫德集團持有較強的民族主義,對阿拉伯國家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例如利庫德第一位首相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堅持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控制,發展更多的猶太人定居點。對內,修正錫安主義堅持,以色列建國代表的是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拒絕與阿拉伯人分享權力,一方面表達在民主以色列中包容阿拉伯人,另一方面無視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定居點的反對。

按照Abramitzky教授援引的數據,1980年代初,基布茲經濟年收入達到20億美元,盈餘達1.2億美元,資產遠大於負債。此時以色列迎來了一次經濟危機。當時以色列通貨膨脹嚴重,年通脹率從1980年的131%攀升到1985年的500%。(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2,1997)同時,以色列稅率高企,商品出口降低,很多生產業,特別農業受到嚴重衝擊。基布茲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危機。

在蓬勃發展時期,基布茲通過大量貸款進行生產發展,擴大生活區,提供更多的公共設施。同時,政府為了控制通脹實行一系列穩定措施,使得本來依靠通脹可以減緩還貸壓力的基布茲面對相當高的利率。到1984年,基布茲年盈餘變為虧損,赤字達1.65億美元。到1988年,基布茲總負債接近50億美元。(Abramitzky 2018, 以及Near, 1997)即便最終通過談判,部分債務得以取消或重組,基布茲仍然深陷危機之中。基布茲成員生活水平直線下降。一系列大問題直接影響到基布茲成員的生活,以及基布茲的生存。

隨著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布茲內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當外部的生活前景如收入期望值和生活保障比內部高的時候,基布茲的成員可能會選擇離開基布茲,特別是擁有更高學歷或者更高技術水平的成員。當基布茲危機到來時,基布茲成員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同時,以色列此時逐漸開始了高科技產業的飛速發展,使得城市生活前景漸漸高於大部分基布茲。再者,當處於經濟危機的時候,基布茲能夠提供的生活保障也將大幅下降,甚至出現嚴重的退休金短缺。因為成員沒有個人賬戶,退休保障有基布茲提供,然而當基布茲無法承擔的時候,成員們沒有存款,甚至居住了一輩子的房子也不屬於自己,政府提供的基本社會保險金不足以維持全部生活。根據以色列國會討論的數據,到2010年,30%到50%的基布茲成員將會是退休人口。老一輩的基布茲成員將面對嚴峻的問題,生活保障不再吸引新一輩的成員留守,基布茲不再能夠留住基布茲成員,人才流失變得嚴重。反過來,高水平勞動力流失又加重了老一輩基布茲成員的生活問題,沒有足夠高效生產力的基布茲難以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

彷彿一夜之間基布茲成員被拋棄在風暴之中,打擊十分巨大。

基布茲改革:逐漸遠離平等主義的理想

為了生存,基布茲不得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私有化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出現在各個基布茲中。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希望盡量保證基布茲平等主義的原則的同時,盡可能地擺脫當前的經濟危機。核心的思路,是由Yehuda Harel提出的,將基布茲的經濟和社區生活分離開來。

提高效率是首要的目標。在基布茲日常消費方面,為了減少平均分配所造成的浪費,大部分基布茲開始實行服務的私有化改革。比如,以往的電費由基布茲集體繳納,現在改為個人、家庭自主負責;部分基布茲開始改革集體食堂,有兩成基布茲甚至將食堂承包出去,以減少食物浪費。很多服務通過私有化來實現節源,不過平等主義核心的服務仍然由基布茲集體承擔,例如醫療、兒童看護、文化中心等等,以保證平等原則的不變。基布茲同時會建立特別基金,用來幫助緊急需要照顧的成員。(Abramitzky, 2018)基布茲還提高成員個人的每月津貼配額,鼓勵成員為自主生活負責,到2001年,七成基布茲開始對成員在集體食堂的就餐進行收費。

在生產方面,為了提高效率,大部分基布茲開始私有化它們的生產部門和服務部門,實行經濟與社區生活分離。大部分基布茲工廠和農場成立獨立分支,以最大化利潤和降低成本為主要目標。這樣的運作,完全就是將經濟方面變為資本主義模式,讓生產部門可以獨立於基布茲全體作出運作的決定。部分基布茲甚至高薪從外部聘請專業管理者來打理它們的產業。基布茲的生產部門在某個層面可以不顧慮基布茲的集體生活方式進行運作,基布茲內部的社區生活仍然由基布茲成員決定。甚至部分基布茲內的幼兒園和學校,也被專業管理人員發現存在資源浪費,通過開放給基布茲周邊居民兒童入學來實現資源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基布茲在附近地區的聲望。(Near, 1997)

對於成員而言,為了更好地留住成員為基布茲貢獻,多種舉措同時實行。大部分基布茲開始允許更多的成員到基布茲外就業,而且鼓勵成員獲取更高的教育,就職更高收入的工作。同時,基布茲也鼓勵成員在基布茲內部成立新的商業部門,為基布茲廣泛開源。除此之外,基布茲也開始更大規模地雇傭外部勞動力,用以補充流失成員空出的低技術工作。

更遠離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現在基布茲開始引入成員收入差異制。為了提供生產效率,並且盡可能留住高素質勞動力成員,基布茲開始實行反映市場的收入改革,通過參考市場上同學歷同類崗位的薪酬,向基布茲成員提供不同的收入。在基布茲外部工作的成員保留他所獲得的較大部分收入,內部工作的成員則按照新標準發放差異薪酬。那些能夠為基布茲帶來更高收入的成員,所能獲得收入也會更高。並且根據學歷的不同,成員會得到相應的收入。

沒有比成員間的收入差異更遠離基布茲當初的平均分配理想了。基布茲成員之間開始產生妒忌。老一輩成員投身數十年到基布茲中,為新一代成員提供高水平生活和高水平教育,最後新一代成員獲得比老一輩多得多的回報,令不少老成員感到不公。某些成員因感到不公而起訴所在的基布茲。

當然,不同的基布茲改革的程度不一樣。較為貧窮的基布茲不得不通過犧牲平均分配的理想來保證生存,而較為富裕的基布茲則可以更大程度保有平等主義的生活安排。大部分基布茲保留了生活保障底線,為成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基本醫療、社會保險、公共設施等等。更富裕的基布茲,或許可以像Dotan所在的Ramat Rachel那樣,依然保持著平均分配的安排模式,繼續沒有錢但很富裕的生活方式。除了富裕程度以外,成員對平等主義理想的認可度也會影響到基布茲在改革後是否能夠保持較高程度的平等主義安排。但不可否認的是,危機之後的改革,已經使得基布茲整體上偏離了成立早期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理想了。

今天的基布茲

在Ramat Rachel的廳就餐時,講解到一身大汗的Dotan坐在旁邊。想起他很自豪地介紹Ramat Rachel種植的車釐子如何革新技術提高生產出口全世界,他本人也常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介紹車釐子的新種植技術。同時,我也想起坐在Sha’ar Hagolan食堂,躺在木板車上的小女孩。她爸爸吃過飯後,拉著她的木板車走在兩邊盡是草坪和樹木的路上回家,在黃昏中漸行漸遠。

經歷過一個世紀的基布茲,有過蓬勃發展也有過嚴峻危機,到今天以新的方式繼續存活著。最早形成的平等主義理想在這一百年間以不同的方式實現著,也鼓勵著我們不斷思考,平等主義的現實應該是什麼模樣。

本文修改版首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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