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经常会重演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晚年的一部著作，他将必然性引入历史观中，不再把历史看作纯粹由偶尔事件堆积而成的记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自由”精神沿着必然性的轨道持续进展的过程；为了说明这种必然性，他在书中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

历史事件重复发生，呈现出必然性

以往，人们认为凯撒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都拉基乌姆战役中，他几乎就要战死沙场了，只因幸运女神的眷顾才得以生还；当时的西塞罗与布鲁图都认为只要除掉凯撒这个幸运儿，就可以援救奄奄一息的共和国，将其从独裁官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于是，布鲁图发起了刺杀凯撒的行动，虽然他成功杀死了凯撒，但没能阻止共和国的灭亡——另一个自称“凯撒”的人——屋大维不仅清洗了共和主义者，而且还消灭其他两名巨头，建立起了罗马帝国。

黑格尔指出，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重复，罗马诞生了“前三巨头”与“后三巨头”，并且出现两场内战，由两名独裁者取得胜利。因此，黑格尔写道：

“假如一种政治革命两次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也就是这样，拿破仑遭到了两次失败，波旁王室遭到两次放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起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便变做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

黑格尔用历史事件重复上演的例子来说明了历史必然性问题：当拿破仑在1814年第一次战败的时候，多少还有些偶然性；而到了1815年，他在滑铁卢之战中再度落败之后，人们已经普遍相信拿破仑帝国的瓦解是必然结果了。

同样的，波旁王朝虽然实现了复辟，但在“七月革命”中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波旁王室退出历史舞台也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

在黑格尔看来，罗马从共和制转向帝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并不由凯撒或屋大维的个人意志来左右的——“要知道罗马共和国所以灭亡，并不是由于凯撒降生这件偶然事故——这种灭亡自有它的必然性。”——罗马的社会发展已经突破了奴隶制的框架，国家大事都由比较知名的公民根据权力和财富来决定，共和制早已虚有其表；财产权的纠纷引发了土地改革，又导致了内战。

为了结束令人痛苦的内战，罗马人只得把希望寄托于“独夫的意志”，渴望一位最大的独裁者出现，以便平息各个党派的纠纷，让国家获得可贵的安宁——所以，两次内战都由独夫胜出而告终，帝制是罗马人选择的必然结果——当然，这是在所有最坏的选择中挑了最不坏的一个。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理论的发挥

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重复两次出现的理论对马克思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黑格尔的思想，并且对其进行了改造，他写道：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忽略了这样的问题——罗马的第一场内战以凯撒获胜而告终，而凯撒在接近称帝的时候被刺杀，上演了悲剧；第二场内战则以屋大维的胜利来结束，与之前不同，这次屋大维虽然成功建立了帝制，但在他死后，罗马并未更加稳定与光明，反而进入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尼禄等多位暴君的轮番统治黑暗时期，塔西佗把这段时期称为“充满了灾难的历史”——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讧，四位皇帝被杀，三次内战爆发以及更多的对外战争，简直比共和国末期的两次内战更加痛苦，正剧演成了笑剧。

为什么历史事件第二次发生时会从严肃的悲剧变成荒唐的笑剧呢？这是因为人们误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能够重现先辈的伟业而不必顾及现实的状况；这是一种极端的自负，人们自以为能够凭一己之力为历史的发展指明方向，结果反而陷入唯心史观的荒谬之中，最终自食恶果。

路易·波拿巴想要重演历史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重新建立共和制。而此时的路易·波拿巴正在为了恢复帝制而密谋策划，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法国出现了一幅复古的漫画：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1848年—1851年的法国仿佛就要重演1789年—1799年的历史了。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在1793年建立起了共和制度，然而到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在雾月十八日发动政变，建立起独裁统治，使革命的高潮结束。

类似的，法国人在1848年重建共和制度，之后路易·波拿巴被农民拥戴成为总统，共和派遭受打击；到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成功，延长总统的任期，政治嗅觉十分敏锐的马克思随即于当年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认为路易·波拿巴即将模仿拿破仑一世进行称帝，但他的下场会很悲惨——马克思在书的末尾写道：

“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

这句预言最迟写于1852年3月25日——当年11月，路易·波拿巴就被元老院尊为“拿破仑三世”。接着在12月2日宣布恢复帝国，皇袍真的落在了他的身上。

与拿破仑一世不同，路易·波拿巴在称帝之后并没有上演征服欧洲，然后遭遇失败的悲剧；而是演了一出入侵普鲁士，反被普军击败并俘虏的笑剧。1871年4月12日，随着第二帝国的倒台，旺多姆圆柱在巴黎公社的指令下，真的倒塌了——马克思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那么，为什么路易·波拿巴在重演历史时，没有成为悲剧的主角，反而把自己弄成了笑剧中的丑角呢？马克思认为，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的。”

路易·波拿巴生活的时代与拿破仑一世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创造历史的条件存在本质的差别；路易·波拿巴却完全不顾这种现实条件的不同，依然要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所以他本想成为主角，却堕落成别人眼中的丑角。

在拿破仑一世的时代，资产阶级刚刚推翻封建制度，为了从内战中挣脱出来，恢复生产秩序，他们选择拿破仑一世来做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向欧洲的各国君主宣战，为此不惜答应让拿破仑做皇帝的条件——政治革命结束了，社会革命却得以延续。拿破仑虽然是皇帝，但他也通过颁布法典来确认革命的成果，积极与资产阶级合作。当他战败而被流放之后，在进步人士眼中，他是一位被旧势力击倒的悲剧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而在路易·波拿巴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站稳了脚跟，被推翻的七月王朝是一个由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国；而新生的共和国则是“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政体才能确保全体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而君主制只能满足资产阶级中的上层金融贵族。正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争夺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法国社会中占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秉持着原始的爱国主义精神，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希望他能像伯父拿破仑一世那样重振法兰西帝国的雄风。这样——法国阶级斗争最终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路易·波拿巴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小农观念的寄托者——法国农民被人愚弄，把“平庸而可笑”的路易·波拿巴当做精明强干的拿破仑一世。结果在路易·波拿巴称帝之后，他干的都是复辟的勾当，阻碍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位天真的皇帝想重演拿破仑一世的剧本，先称帝、后称霸，结果在色当会战中被俘，成为真正的丑角。

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认为历史事件之所以两次出现，除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之外，还存在着人们刻意模仿先人阶级斗争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如果是基于唯心史观，不考虑时代状况与物质经济条件，那么模仿前代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是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笑料。

阶级斗争并不是一个随时可以套用的公式，古罗马时代的阶级斗争跟现代肯定不一样；拿破仑一世时期的阶级斗争与路易·波拿巴的时代也不一样，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清楚阶级斗争所基于的物质经济基础。

对此，马克思号召：“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时代的革命运动不能再模仿、重复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弄清自己的内容，“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物的。”当代人不需要模仿古代人，历史也不需要刻意地重演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