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力犯台时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

本文原刊载于台湾立法院院闻月刊第31卷第10期92年10月出版

　　壹、前言

　　有关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各界的关心和争论。近期香港「商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针对中国的国防与军事建设问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观点。

　　这正是传闻中的中共解放军大规模军事改革与裁军计划即将展开。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军委将撤销原有以地域划分的七大军区，改以美军的作战编制为借鉴，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性质的大军区制。[1]

　　中共此举是因为受到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发现美军各种高科技武器，及先进的战术战法，和灵活快速的指挥调度。使得解放军深深觉得自己老旧的武器和过时的战术战法，确有改进的必要性与急迫性。是以，刻正加紧研究改进当中，以因应未来的挑战。面对解放军的军事改革与军区调整，我方当然也应思考如何因应与防制，才能在未来的变局当中，确保台湾的安全。

　　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前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及前驻京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Joseph Prueher）以及项目负责人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率领的由44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军力项目小组」独立课题研究组（Independent Task Force）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的「中国军力报告」（Chinese Military Power），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于2003年5月22日对外公布。

　　报告指出：「今后二十年内中国不是美国对手，但是这不意味着台海之战美方必胜」。报告批评拿人民解放军同美国军队比较，从而强调其发展落后的分析方法。中国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决定，可能并非是基于简单的中美台军队数量和质量比较。独立研究组也警告，小心不要将人民解放军的想法，同中国文职领导人的意图直接联系起来。[2]

　　独立课题研究组认为美国可以特别关注某些军事能力发展，因为这些能力的发展，有可能为解释中国的意图提供线索。但是中国军队的能力，不能自动地说明其文职领导人的想法。虽然课题研究组认为美国军队，在今后至少二十年，同中国在任何一个战区，或任何规模的直接冲突中，最后会取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次军事冲突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这一不确定性，在因为台湾的可能冲突中尤其明显。在这一场冲突中，谁是「胜利者」，将最后取决于中美台的政治决心，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反应，美国军事和政治反应，以及这三个社会的公共舆论。[3]由此可知，中共武力犯台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台海紧张的重要因素。而美国的干预程度虽然是这一场战争，会否爆发的重要指标，然而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和坚强意志，更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最重要关键所在。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从中共武力犯台之背景因素、中共武力犯台之意图、两岸军事冲突之潜在因素、美国对两岸军事冲突之干预等方面，逐一阐述、说明、分析之。希望能从中分析、预判未来美国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干预程度，作为确保台湾安全的参考方向。

　　贰、中共武力犯台之背景因素

　　一、历史因素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窥探中国广大的领土，企图瓜分中国，使得现今中国尚未真正统一。中共一向背负着复兴传统中国强国地位自许，对于以往的历史回忆印象犹新。有鉴于此，自1949年建政以来，曾因领土主权争议与邻近国家发生多次武力冲突。

　　分别为1950年至1953年之韩战；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1969年之中苏珍宝岛边界冲突；1979年之惩越战争；1988及1995年分别与越南、菲律宾于南沙群岛发生武力冲突。从这些战争中，可以了解到中共对领土主权的强硬立场，对于有侵害到领土主权的国家，不惜使用武力解决，以表达捍卫领土的决心。

　　当前两岸关系正因台独意识的高涨，而陷入紧张的局面，中共虽然明言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并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以遏止台湾走向分离主义。[4]

　　二、政治因素

　　自中共掌握政权以来，长期存在内蒙、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浓厚分离意识的头痛问题，而此一问题一直捆扰着北京领导人。如果北京不坚持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导致台湾走向独立，势必引发内蒙、新疆及西藏之独立运动。因而严重冲击中共政权内部的安定，甚至引发政权的存续危机，对北京领导人而言，无法处理好台湾问题，导致内蒙、新疆及西藏亦随之寻求独立，势必将被迫下台。

　　因此，台湾主权的归属，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独立或统一，对中共而言是一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不仅关系着中共政权内部的安定与政权的存续，而且牵动着北京领导人的权位更替。所以就政治因素而言，中共不仅坚持对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不太可能放弃，而且将会全力打压台独，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5]

　　三、战略因素

　　就战略因素言，台湾位居西太平洋花彩列岛的中央位置，控制台湾海峡与巴士海峡两海上交通要道，亦是东海与南海的分界点。为冷战时期美国围堵中苏共陆权势力，进入海洋的西太平洋孤岛防线之中心环节，战略地位重要。虽然世局已进入后冷战时期，然而随着太平洋世纪的到来，以及中共海权发展，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因苏联瓦解冷战结束而降低，反而更突显其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台湾控制着西太平洋四大重要战略水道（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的中间两条战略水道，为日韩对外交通之生命线，且为美国西太平洋孤岛防线，防堵亚洲陆地强权势力进入海洋，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地位之必要环节。[6]

　　此外，中共认为台湾没有自己的战略构想，从台湾的表现来看，台湾寻求和平独立，假如可以成功，必然依靠美、日为后盾。因此追求独立的台湾以及独立后的台湾，也必然只能依靠美、日，从而台湾将永久在两岸关系中为美、日的利益服务。以至于独立后的台湾自然不会考虑中共、中华民族的利益，等于是美、日在中共旁边安置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中共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形势发生。[7]

　　总之，在中共看来，除了因为以往西方殖民带来的历史包袱外，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境内如新疆、西藏都有分离运动的问题。如果中共没有保持对台湾的政治动态作监督，将会促使这两个地方的分离运动日益猖獗，而导致中共内部垮台的危机。中共现在主要的利益在于经济的发展，和提供国内政治稳定，以便加强共产党的统治。

　　一个有独立倾向的台湾，将转变中共这些目标，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减慢，并且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最后中共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强调海洋利益，而台湾位于中共进入东太平洋的要冲，万一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与外国力量成为紧密的联盟关系，中共的安全利益将会受到牵连的。而且将严重降低本身寻求区域霸权的机会。[8]

　　参、中共武力犯台之意图

　　一、中共武力犯台意愿之评估

　　（一）中共军方人士进入决策核心

　　回顾中共党军关系，便能了解中共军方人士，对于中共决策的参与程度。从中共十四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共有46位具有军方背景人士，大量进入权力核心，即可知道，军人发言的份量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曾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并进入政治局，成为7位常委的成员之一，同时另一位将领熊光楷亦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该小组的领导人即是当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由于中共中央决策阶层有更多的军方人士参与，刘华清更是第一位军方人士进入政治局常委，由此可知军方的发言权势必增加，所以对台问题一向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军方，倾向「用武」的看法应该会有出现的可能。[9]

　　然而中共十五大之后，虽然没有一位军方人士进入政治局常委，不过中共当局有意于1998年提升「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层级，且广泛的纳入中共高层领导人与军方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与迟浩田）。[10]此外，十六大之后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原就是成员之一）双双进入2003年新出炉对台领导工作小组名单，[11]相信军方对台问题将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综上所言，中共军方介入对台事务越多，则将会影响到中共的对台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以台湾任何台独倾向的举动都将会刺激到中共，如此中共军方对台湾问题也将越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来解决。

　　（二）中共从未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中共从来没有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就是为了一旦需要用武预作准备。向为中共对台政策具有指导性作用的邓小平，从八○年代始对此原则有所宣示，加上中共官方历年来不断地发布出各项对台政策谈话中，始终没有放弃有关「武力犯台的看法」。

　　而中共对台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就是「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其中就曾指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会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与领土完整」。[12]这就是中共对台不放弃武力最强硬的说法。

　　另外，对于中共对台用武的「战略考虑」，可从邓小平1984年11月的一段讲话，「我们坚持谋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3]来分析之，中共所谓的战略考虑有四个层面：[14]

　　1.中共不希望因为承诺不用武而自绑手脚。

　　2.中共一旦承诺不再用武，台湾方面态度就会硬起来。

　　3.中共认为统一的问题，可以充分时间来讨论，但是不能让它因为没有任何期待而失去信心。

　　4.中共始终不愿意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最重要的考量关键当然就在于台湾潜在的独立倾向。

　　由以上四个层面我们以为，中共把对台动武的底限界定在中国的分裂，也就是台湾的独立。所以一旦台湾有台独的倾向，中共当局为了中国的统一，则先会有强烈的对台谴责的行动，然后以武力为威胁。虽然还未到动武的时机，然而我们仍可以预判，一旦逼中共到忍无可忍地步，类似1995-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就有可能再次发生。

　　（三）运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挑动战争

　　中共于1979年之后，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原则、政策与毛泽东时期大相径庭，在毛泽东时期，强调武力解放台湾，但是在1979年之后则是强调和平统一，期望实行「一国两制」。不变的是一直对台湾诉诸民族主义与情感，所以台湾若迈向独立之途，将被中共视为数典忘祖，背弃中华民族人民愿望的逆施，因此中共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15]

　　但是近年来中共已经不提「民族主义」，而改倡导「爱国主义」，中共对爱国主义的解释为：是「进行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浓厚的思想情感；即对祖国忠诚与热爱。」[16]

　　由此可知，中共历来是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的国家，在中共领导人中，没有人愿意承担台湾独立的历史责任。倘若要攻打台湾，中共会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于一身，来巩固其对台用武，以完成统一的正当性。中共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和运用，来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因此，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战争的一项不能忽视的潜在因素。

　　二、中共武力犯台之前提

　　近年来中共在国际媒体宣称，在下列条件之下会对台使用武力，（一）台湾宣布独立；（二）外国势力干涉；（三）台湾内部社会动荡不安；（四）台湾自制核子武器。[17]此外，我方国防部综合中共领导阶层近年来之言论，归纳出在下列六种情形下，中共最有可能对台动武，（一）台湾宣告独立；（二）台湾内部发生大规模动乱；（三）国军相对战力明显趋弱；（四）外国势力干预台湾内部问题；（五）我方长期拒绝谈判统一问题；（六）我方发展核子武器。[18]以上为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几个前提。

　　除了以上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几个前提之外，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看法，进一步分析中共对台用武的一些前提：

　　（一）中共是否会对台动武，并非取决于台湾是否会避开上述所列前提，因为用武的主体是中共，何时改变决心不得而知；

　　（二）我方要体认到中共确实是有犯台能力，而且从未放弃其意志，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三）待中共军事能力足以抵销美国干预之际，武力犯台的机会就已来临，台湾宣布独立与否并不重要。从中共在武力犯台条件中，增列台湾无限期拖延谈判为其中之一时，即已轮廓出中共对台策略上的不耐，此举无形中强化了美中冲突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共是否具有足够抵销美国干预的能力，才是决定其何时武力进犯台湾的时机。[19]

　　以上所列三点，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思维，跳脱中共和国防部所界定之中共武力犯台前提，而提列出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些可能前提。主要目的乃在，以多维的观点，厘清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和不变性。希望能提醒各界支持国防建设，协助政府建构一定程度的防卫赫阻力量，酝酿全民抗敌的坚定意志，先期取得预防性防卫的效果，让中共不敢轻启战端，避免战争的发生，才是最佳的战略考量。

　　三、中共武力犯台之政治价值

　　（一）中共武力犯台之成本问题

　　中共对台动武，并非只考虑到收复台湾，或攻陷台湾为其单一目标。在其决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成本价值的计算，也就是中共一定会有其利弊得失的通盘考量。例如：

　　1.北京必须评估攻台会有多少兵力和武器的损失；

　　2.中共当局必然衡量在两岸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中共同样也会面临到被报复或甚至被击败的风险；

　　3.一个经历战火洗礼的台湾与充满仇恨的台湾民心，中共要如何处理？[20]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中共所要考虑、衡量的。从理性抉择的角度来看，中共以武力的展示或以武力的威胁（中共称为威慑）就能迫使台湾接受统一，这对中共而言是最佳的政策抉择，若真的对台使用武力，则是次佳或是不佳的抉择。

　　从博奕理论（Game Theory ）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模式可以了解到，由于台海双方对彼此的信任感不足，而可能会导致都采取冲突政策，但合作的空间仍存在于彼此之间，所以为了避免零和状态对彼此都不利，中共在两岸关系中仍愿意接受沟通、接触、协议的，以促成双方的合作。「台湾不是不能选统一的策略，只是不信任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使得台湾选择比统一更具冲突性的政策（维持现状或独立），但合作的空间是存在的。」[21]但是中共对于台湾的现状更是着急，所以文攻武吓是中共在运用武力之前的展示阶段，基于成本的考量，中共会「以赫迫统」的和平解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由此推论可知两岸关系是非零和游戏，如下图所示：[22]

　　资料来源：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49.

　　上图是在政治面向上用game theory 对两岸关系作一理论性的假设与探讨，然而在国际上互依互赖的今天，两岸关系中经济权力因素的重要性正在升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正在增加当中，大陆市场对台商而言更是重要。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制裁也将成为中共对台政策之一，台湾也唯有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分散的多元化投资，才能抑制中共的经济制裁。是以，因为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两岸关系将变得更复杂，[23]这亦是中共武力犯台所必须考虑的。

　　（二）台湾问题的国际化

　　中共一向声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的家务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共却处处让国际社会来注意到两岸问题，就像中共与每一个国家建交，就一定要求建交国要断绝与台湾的任何官方关系，甚至在建交公报上加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在国际上则极力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任何组织。由此可知，当中共声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且要自行解决，但却必须借助国际社会的注意与承诺来辅助，这正是说明了两岸之间所存在的问题，脱离不了国际社会环境的吊诡情况。所以中共对台动武是会受到国际社会所制约的：[24]

　　1.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受到影响的绝非只有两岸而已，包括利用台湾海峡为国际航运水道的亚太地区国家，亦会受到波及。

　　2.在后冷战时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已经形成国际共识，所以一旦台海发生危机，必然影响到国际局势，因而形成国际问题。

　　3.「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 ）对于台湾的安全与稳定的维持具有具体的承诺（具体条文请参阅台湾关系法第二条B 项第一至第六目），大意是说：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与美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利益息息相关，反对任何以和平以外的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保持美国对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强制形式，而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与经济制度之能力，美国为对付任何此类危险，而会采取适当之行动。

　　（三）其它重要因素之考量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中共在发动台海战争时，是会考虑到成本问题与国际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中共亦还有其它因素的考量，本文分析如下：

　　1.战争将不利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最低限度将影响中共的决策、外资投资、工业成长、以及中国大陆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2.中共进行军事现代化以及「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亟需时间来完成，况且中共军队目前正处于换血的过程，希望尽量避免任何军事冲突，而使得改革工作受挫。[25]

　　3.台商于大陆投资与中共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中共不希望台商因战争而撤资，影响其经济之发展。

　　这些因素虽然是中共考量武力犯台与否的因素之一，然而并不代表中共就一定会基于这些因素，而放弃武力犯台的不变性。是以，台湾安全的确保，不应建立在中共的武力犯台的与否，而是要时时提高警觉，避免给中共武力犯台的借口，方为上策。

　　肆、两岸军事冲突之潜在因素

　　一、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忍耐度

　　中共对于统一台湾的耐心程度，这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在1949年之后，且两岸还处于军事对峙的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提过，解决台湾问题即使花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时间都可以。1979年之后两岸开始交流，双方敌意开始下降之时，中共对台政策也有安排出优先级之时间表。其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于1997年香港问题及1999年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说，北京当局知道在本世纪，根本无法解决台湾问题，无法完成统一之目标。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共会有耐心的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解释的。中共虽然在其统一的时间表上，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延后，但不等于不解决台湾问题。而中共对台湾的耐心程度，可由其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的频繁程度看出端倪，中共想以最后达成「以战迫和」来统一中国。所以中共的耐心因素，以及台湾对统一之配合意愿，便成了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26]

　　二、中共「民族意识」VS？台湾「本土意识」

　　在中共对台政策中，不管是坚持「一个中国」，还是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到1995年1月的「江八点」，及其它的中共对台重要声明文件，都显示浓重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感，及中国文化的认同。中共这种民族意识是为其统一政策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与手段，这是我们身处台湾所不能忽视的。

　　中共今日已经不再强调阶级，而是强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且将此二者混合使用，来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必须有一定的认知。此两者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战争的一项潜在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因素，是中国人内心的痛，所以这份特殊的民族主义情感，一经由中共煽动则会造成两岸的敌对。[27]

　　然而就台湾的「本土意识」而言，常被中共认为是台独的意识，虽然实际上这与台湾独立的主张，有相当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种与中国脐带情感疏离，亦是中共所不愿见到的，大陆学者以「隐性台独」或「暗独」等用词来描述。[28]然而就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或维持现状的看法，以民国92年5月行政院陆委会所作的民意调查可知：赞成「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的占35.8﹪，「永远维持现状」的占16.8﹪，「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占15.9﹪，「维持现状以后统一」占13.7﹪，「尽快宣布独立」占5.7﹪，「尽快统一」占0.9﹪。（如图二）由以上的统计数字可知，赞成「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35.8﹪的百分比是高于其它意见的。

　　足见台湾民众的确是比较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两岸关系。

　　图二：

　　三、两岸对「美国干预」的认知不同

　　最后一个隐性因素就是双方对美国干预的认知不同，例如：1996年3月，中共在台湾海峡一连串的军事演习一旦重演。台湾方面会认为，由于美国视台湾地区利益的重要性，等同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且必将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北对中共施压。另一方面，北京则会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会以非常谨慎的态度介入国际冲突事件，当然也就无意插手台湾问题，避免破坏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因此肯定美国不会插手。若真的形成这样的解读差距，当然就无法保证，台海双方不会发生军事冲突。[29]

　　基此，在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只要美国中介的角色依然积极扮演着，则台湾与北京双方的决策当局，将无法避免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将美国因素纳入双方的行动准据。是以，如果双方的评估有所重迭或交集，则美国的因素将会有缓和的作用。

　　伍、美国对两岸军事冲突之干预（1995-1996台海飞弹危机）

　　一、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准则

　　1.温伯格准则（Weinberger‘s Doctrine）

　　1984年11月28日，温伯格在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一篇名为「军事力量的使用」（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演说时，主张在以下六个情境下美国可以进行军事干预：[30]

　　（1）除非美国或与美国联盟的国家之重大的（vital ）国家利益受威胁时，否则美国不应该承诺将军队派遣至海外作战；

　　（2）如果决定要出兵，就要全心全力投入必要的兵力与资源来达成目标，以及要明确战胜的企图心；

　　（3）若决定海外出兵，政治与军事目标要明确界定；

　　（4）如有必要，需不断地对军力（规模、组成和配置）和目标之间的承诺进行评估与调整；

　　（5）军事行动受到美国民众与国会合理的支持与保证；

　　（6）诉诸武力是最后手段。

　　2.包威尔准则（Colin Powell Doctrine ）

　　1988-1991年出任布什政府时期，之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现职小布什政府国务卿，并在波斯湾战争出尽丰采的包威尔将军（Colin Powell）也提出海外出兵的准则：[31]

　　（1）在其它非暴力性政策手段皆失败之后，才可诉诸武力；

　　（2）出兵行动的政治目标是具有重要性、清楚的界定以及是可以理解的；

　　（3）判定军事目标可以获得之际才使用武力；

　　（4）当确定要使用武力时，就必须以大规模压倒性的优势来执行之；

　　（5）成本与危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6）军事行动的后果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布什准则（George Bush Doctrine）

　　美国前总统布什（George Bush ）在其任期将届满之际（1993年11月5日）对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也对合宜的使用武力表达个人看法，并提出「决定使用武力」的四个原则：[32]

　　（1）不能将利益的相对重要性作为出兵考量的指标。军事力量的使用，可能并不是捍卫某些重大利益的最佳途径。换言之，只要证明使用武力来保卫重要的利益也是最佳途径（其中就含有其它非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时，人道任务时，的出兵考量）[33].

　　（2）要使出兵有意义，需要考量危机发生处，何处与何时武力能够有效的发挥、没有其它有效的手段、有限的出兵范围与时间、以及潜在的利益与成本和人员伤亡的考量。

　　（3）即使与同盟国或友邦共同军事行动是比较好，但是对于国际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渴望，并不构成美国出兵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有必要美国单独的出兵行动亦可。

　　（4）军事行动必须具备明确可达成的任务、一个完成任务实际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旦任务完成之后的撤军标准。

　　4.柯林顿准则（Clinton Doctrine）

　　1994年5月6日，柯林顿总统签署25号总统决策指令文件（PPD-25）又称为「柯林顿政府改善多边和平行动政策」（Clint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Peace Operations），规划其政府和平运作的途径。从PPD-25的文件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柯林顿总统海外出兵准则七项：[34]

　　（1）武力的使用要能够提升美国的利益；

　　（2）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一个决定性的计划，其中包括实际的终点（realistic endpoint）、可接受的指挥与管制的安排；

　　（3）手段要有可行性；

　　（4）危险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存在国内和国会的支持或该支持能够被汇集；

　　（6）要有足够的兵力来达成明确界定的目标；

　　（7）如有必要，则达成目标的军力规模、组成以及配置要作再次的评估与调整。

　　5.裴利准则（William J.Perry Doctrine ）

　　在1995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书中，裴利更明确地道出美国海外出兵的标准，就是在评估风险、利益以及代价后，在决定出兵之前，应该考虑下列特定因素：[35]

　　（1）现有的条约承诺；

　　（2）相同看法国家的意愿与能力，特别是受到冲突所影响的国家；

　　（3）在没有同盟伙伴参与下，美国片面行动是否恰当；

　　（4）明确的军事目标支持政治目标；

　　（5）判断作战期间与作战代价，即在适当时间内，是否能以可接受的资源损耗达成任务，并以可接受的方式结束战斗；

　　（6）承诺投入充足的部队，达成既定目标的意愿；

　　（7）美国国会与人民支持介入程度；

　　（8）在多国部队作战时，美军指挥与管制提议的接受度。同时所承诺投入的部队规模、组成及部署的关系，以及美国的目标，都必须重新评估，必要时应予与调整。[36]

　　6.雷克准则（Anthony Lake Doctrine ）

　　1996年3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雷克（Anthony Lake）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一篇名为「界定任务目标，设定终战期限：符合后冷战时期的新安全挑战」（Defining Mission，Setting Deadlines ：Meeting New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演讲中，也提出「何时」进行军事干预的七项情境：[37]

　　（1）防御对美国人民及其盟友直接进行攻击的行为；

　　（2）对抗侵略行为者（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3）捍卫重要的经济利益（如科威特）；

　　（4）维持、促进和捍卫民主（如巴拿马与海地）；

　　（5）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主义、国际犯罪以及毒品交易的传布（如巴拿马）；

　　（6）维持美国的信誉，如果伙伴关系强且对美国领导有信心，则很容易予我们共事来负担义务（如波斯尼亚）；

　　（7）对抗饥荒、天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人权迫害行为等人道目的的行动（如所马利亚、海地、波斯尼亚）。

　　总结以上有关美国出兵准则的论述，可归纳出下列要点：[38]

　　1.国家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情境与事件，或支持一项广义的人道救援任务；

　　2.诉诸武力是最后的手段；

　　3.军事行动要有明确的政治与军事目标、适当的兵力规模与装备、建立一个达成任务终点标的、以及可接受指挥与管制的安排；

　　4.武力的使用要有赢的明确企图、手段的运用要配合目标的达成、成本与危险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要有民众与国会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6.要继续地再评估和再评价国家利益、目标以及军力的运用。

　　二、1995-1996台海飞弹危机美国干预始末

　　（一）背景与经过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共试射可携带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威吓台湾。中共此一举措，毫无先例可循，也是自1954-1955与1958台海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台海危机。这两次飞弹试射清楚显示出，中共要对台湾目前的走向（务实外交、民主化与台独倾向），表达出按耐不住的愤怒，而且也要警告美国，不可以帮助台湾。[39]

　　但是中共享飞弹传达威胁的方式，就推动统一目标上来说，并没有达成实质的进展。这可从三方面显示：

　　1.台湾政府一度讨论是否应该制造核子武器来防止中共飞弹的威胁；

　　2.台湾的李登辉总统凝聚更多民意的支持，以压倒性的多数（54﹪）连任成功；

　　3.柯林顿总统在中共第一次试射飞弹时，虽然没有采取因应的行动，但是在第二次飞弹试射时，就在台湾海峡附近海域，部署两艘航母战斗群，巡弋台湾海峡。[40]

　　自从1988年1月李登辉接任总统以来，台北就开始大力推动「务实外交」，其中最令中共不满的是，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且都能成功完成任务。其中包括1989年3月6-9日的「度假外交」（新加坡）、1994年2月9-16日的「破冰之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1994年5月4-16日的「跨洲之旅」（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南非、史瓦济兰）。期间李登辉总统也藉参加哥国，以及南非总统就职典礼之便，会晤了宏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元首。此外，1995年4月1-4日，则访问沙特阿拉伯大公国与约旦等国。李总统带头在外交上「走出去」，已成为当时台北「务实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环。[41]

　　中共对李总统推动参与联合国、增加邦交国，以及元首外交的努力深感忧虑，认为我方在推动「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分离运动。北京方面除全面打压我外交努力，挖我墙角外，也开始运用和战两手策略：一方面提出和平建议。希望与我方进行官方谈判，另一方面则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策略的目标则是希望统一中国。[42]

　　对中共来说，「和、战」两手策略是中共对台一直擅用的策略。1994年一连串军事演习是「江八点」的前奏，在「江八点」发布的同时，中共又将M 族飞弹基地由江西南移到福建，射程涵盖全台湾。中共希望借着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企图与能力，来增加台北谈判桌上的诱因。但是从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允许李总统访问美国康乃尔母校的决定一批准，此一决定是受到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的压力下而做出的（5月2日众院是以396票对0票通过；而参院则于5月9日以97票对1票通过），打断了中共和平统战的布局，促使北京不得不放下和平身段，改采对台武吓的策略。[43]

　　1995年6月9-10日，李登辉总统以私人身份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并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不时以「中华民国在台湾」（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来挑战北京当局所采取「一个中国」的论述。而中共则采取飞弹试射以及军事演习来回应。1995年7月18日，中共新华社宣布，中共订于7月21-28（26日宣布演习结束）日，举行二炮部队的飞弹试射演习。这是中共第一次史无前例的以飞弹来恫赫台湾，且距离台湾彭佳屿北边仅60哩。

　　对于此一军事演习的行动目的，诚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所说：「此一军事演习的目的，是要美国认知到中美关系导向正途的重要性」。此外，也是要警告李登辉及其它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士，不要走向台独之路，否则难免一战。[44]

　　不久之后，中共新华社又在1995年8月10日宣布，中共将从1995年8月15-25日，在东海进行一系列新的飞弹试射，距离北台湾90哩。中共也再次警告外国船只与飞机避免进入演习区域。在此同时，台湾情报部门也指出，中共正进行海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代号为「957」。7月16日，中共已将歼七或歼八战机部署于距离台湾250哩的机场，此一举动明显地具有高度不寻常以及挑衅的味道。这两次的飞弹试射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台湾试射飞弹，过去中共二炮部队或潜艇发射长程飞弹试射，不是在中共境内，就是在人烟稀少的太平洋中进行。此次中共目的十分明确：证明解放军有能力运用飞弹恫吓台湾，以及封锁台湾的海、空交通。[45]

　　为了影响台湾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员的选举，中共在11月15-25日于东山岛举行海军与两栖军事演习。12月底，中共官方证实，一直到隔年（1996）3月，都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计划。1996年初，中共就已经将其它区域的兵力，移防部署于面对台湾的沿海区域，并且建构出一套新的军事指挥结构体系来对付台湾。

　　而美国对1996年2月起，中共在福建境内增加兵力部署，准备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则认为事态严重。虽然柯林顿总统于2月7日表示：中共不会攻打台湾，但是国务院官员担心台海两岸会擦枪走火。2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奇（John Deutch ）重提担心中共军事演习，会导致「任何错误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46]

　　1996年3月5日，新华社宣布中共将于3月8-15日实施导弹试射演习。演习范围距离基隆港与高雄港25-35哩。3月8日，中共进行第三次的飞弹试射演习，飞弹试射的命中范围涵盖半个台湾，且与重要的飞机与商船的航线十分的接近。当日凌晨中共发射三枚东风十五（M-9型）飞弹，两枚命中高雄港外海附近，距离台湾南部海域仅35哩。第三次飞弹命中基隆港附近，距离台湾北边海岸仅23哩，而距离台北市仅30哩。13日又发射一枚于高雄外海。[47]中共第三次飞弹演习于3月15日结束。除了飞弹试射演习之外，中共另有两次大型的军事演习，一次是3月12-20日在东海与南海进行海空联合实弹演习，另一次是3月18-25日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地点为福建省平潭岛附近海域。19日，进行对小岛实施三栖登陆攻击演习、20-23日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对于连续的军事演习动作，中共则宣称并没有计划要攻打台湾，而其真正的动机，是要用军事演习来恫吓威胁台湾，并且影响3月23日的总统选举。结果李登辉先生仍然以54﹪的高票当选。[48]

　　综上所论，学者迦佛（John W.Garver）指出，中共1996年飞弹试射真正的战略意图，分别针对台湾与美国而来。在台湾方面，中共飞弹演习的最小目标，是逼迫台湾终止进行「务实外交」；最大目标是胁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对美国来说，中共飞弹演习的最小目标是，让美国知道侵犯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原则，将要付出成本；最大的目标是说服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然中共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49]（参见表一）

　　资料来源：John W.Garver，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 ，1997，p.119.

　　对于上述议题的论述，学者罗斯（Robert S.Ross）也提出相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共的目标是要胁迫（coerce）美国，终止对台湾独立的间接且渐增的支持，迫使柯林顿政府重新评估与台北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修正美国对台湾在国际的角色；对台湾方面，中共飞弹演习的目的也是要胁迫台湾放弃务实外交的作为，并重新定义「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50]

　　（二）美国的反应

　　长期以来，美国对两岸统一的立场是希望双方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北京领导人也从未放弃使用武力来对付台湾，并且提出动武条件说：台湾发展核武、台湾宣布独立，以及外国势力涉入台湾问题等。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是来自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Act ），法案提到任何对台湾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都是美国所关切的，同时美国有义务提供台湾足够且必要的防卫能力。[51]

　　1995年12月19日，为因应台海可能产生的危机，美国派遣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USS Nimitz），从东太平洋驶往阿拉伯海域巡弋，而路过台湾海峡水域附近，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将航空母舰驶往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巡逻侦查的任务。[52]事实上对于美国尼米兹号通过台湾海峡一事，也肯定为中共情报单位所知悉，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理解，美国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所代表的政治与军事意涵。对于中共军事演习之事，中共高层官员在1995年底，就告诉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傅立民（Chas W.Freeman ），中共将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对台湾进行飞弹演习，计划每天发射一颗，持续30天。会谈中中共官员也透露，如果美国介入台海问题，中共有可能使用核子武器来对付美国。[53]

　　其后随着中共军事演习的脚步逼近，美国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1996年3月5日，中共宣布从8日到15日进行第一波的飞弹演习。飞弹目标区一个距离台湾西南海岸仅32哩，另一个目标区距离东北海岸仅22哩，3月7日晚间，雷克、克里斯福，以及裴利邀请中共高层官员晚餐，并传达「非常明确且不含糊」（very clearly and very unequivocally ）的美方认知：中共飞弹演习是「草率鲁莽」（reckless）的行为。同时警告中共，「如果试射出问题，会有未知的后果」。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裴利告诉媒体，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战斗群（Uss Independence），已经部署在台湾海峡附近，距离台湾东北边的国际水域不远之处。几天之后，白宫也宣布战斗群包括驱逐舰休威特号（Hewitt）与奥伯龙号（O ‘Brien ）、巡洋舰邦克山号（Bunker Hill ）以及巡洋舰克拉斯基（McClusky）。[54]显然中共并没有理会裴利的警告，也没有受到美国实际军力部署行动所赫阻。9日，中共宣布第二波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期间为12日到20日。11日，克里斯多福在白宫宣布，第二艘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已经奉命从阿拉伯海前往台湾海峡与独立号会合。此一战斗群包括巡逻舰皇阜号（Port Royal）、驱逐舰加里罕（Callaghan ）与奥兰多符号（Olendorf）、巡洋舰福德号（Ford）、潜水艇普尔茅斯号（Portmouth ）以及两艘运补舰威勒麦特号（Willamette）与夏斯达号（Shasta）。根据白宫的说法，部署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国在该地域的利益，不受中共错误估计而有所损及」以及「确认我们在该区域的友邦，在和平与稳定的情境下维护其利益」。[55]15日，中共宣布第三波军事演习，时间从3月18到25日。此亦显示出，中共没有受到美国派遣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部署行动，而使演习受到威胁受阻。这也可从中共总理李鹏，在中共发动第三波军事演习之前，所发表对美国警告的谈话中可知：「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力展示不仅是徒劳无益，而且会进一步使台海情境更加复杂。」「如果有某些国家威胁使用武力来对付中共，其结果可以从过去经验证明得知－不会带来好结果」。[56]3月25日，中共结束第三波军事演习。

　　三、未来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与方式预判

　　从历史上我们发现，每当台海关系紧张时美国总会积极地介入。19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如此，1996年3月之台海危机也是如此。重要的是，1950年代美国的介入可以说是较单纯的对，「北京与台北之政权冲突」的军事干预事件。而美国当时对两岸并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其军事干预主要目的只在两岸停火；但1996年台湾进行首次总统直选，而引发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及美军介入，已使得「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化运动」，与「后冷战时期东亚安全体系之重构」二个议题联结在一起，使得美国对台湾之军事干预，除了「台湾关系法」（TRA ）之法律依据外，也逐渐在政策面上，取得更强之合理化依据。[57]

　　是以，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根据我方国防部的看法是「中共若悍然出兵台湾，美国应该会依据台湾关系法，保障台湾安全之精神，衡量中共对台湾构成之威胁，将对美国利益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而采取适当之干预行动。」[58]所谓美国「适当」之干预行动，正呈现出我国官方预判中共犯台，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如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都似乎说明了美国是会采取「适当」之干预行动。由此可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提供台湾的一个安全机制，然而问题就难在，随着中共犯台的军事行动，或是武力运用的层次增高，美国军事干预的方式，是否也会随之增高呢？以下是本文的分析：[59]

　　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若美国认为亚太安全是其重大核心的国家利益，则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会随着中共运用武力的层次而增加，这对台湾来说亦是理想状态，如图三所示：[60]

　　但是实际上，美国干预台海军事冲突的情形，将会是以美国国内生存的重大核心国家利益，为其主要考量因素。而中共武力犯台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就只能算是美国次要的重要利益（因为还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生存，只会间接的影响到）。所以美国就只会在中共武力威胁与展示的层次之时，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吓中共，使之降低用武的层次，使中共不敢随意提升武力运用的层次，因而对中共产生赫阻的效果；但是若中共不理会美国的干预，继续升级其用武的层次，而达到武力使用，则美国可能会降低干预，以避免与中共正面的武力交锋。基此，本文试以Game Theory 中着名的「小鸡游戏」（chicken game）的例子来分析，如图四所示：[61]

　　若美国以强大的军力对中共（当其进行武力威胁与展示的阶段时）产生了赫阻效果，使中共降低用武的层次，此举对美国来说则是「最佳」策略，如图四中Ⅲ的情况；倘若美国在中共武力威胁与展示的层次未将中共赫阻住，美国为了利益，将会减少（退缩）对台海的干预，此举对美国来说则会成为「次佳」的策略，如图四Ⅰ的情况。在此情况之下，台湾就只有在图五状况一与状况二下，会有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上之保障，但是到了状况三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会降低，则台湾就必须依赖自己的国防军事力量，来对中共产生赫阻的效果。图四Ⅳ的情况对美国来说则是下下策，所以美国在台海发生危机时，就只有Ⅰ与Ⅲ两种选择。所以当台海发生危机时，美国对台海干预之实际情形就会如图五所示：[62]

　　以上所述之美国在台海危机发生时之干预，均系从90年代以来台海三次危机的实际经验和中西方学者专家之推论而来，然而，台湾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除了美国的协防之外，其实真正可靠的是，我方政府和人民的坚强意志与决心。

　　陆、结论

　　我们绝对不希望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然而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与不变性，始终存在。而其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与阻断，与日俱增，因此，有形的武力犯台，容或可以防范，然而无形的较劲与暗伤和台湾朝野的恶斗，才是销蚀台湾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的确是不容忽视的，台海危机的发生与否，并非取决于台湾的回避与误判。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美国当然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兵干预与否的依据，并在利益与风险的考量之下，决定是否长期干预。对美国而言，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是涉及美国的重要利益，而非重大核心利益，因此，当台海危机发生时，美国将会选择性的出兵。是以，台湾的安全与未来，决定在自己，而不是建立在「中共犯台」的可能性与「美国干预」的不确定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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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拟大规模军改撤销军区制，中国时报，2003.06.06.

　　[2]陈雅莉，《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21期（总第37期），转引自中国事务网页2003.5.28，http://www.chinaaffairs.org.

　　[3]同注2.

　　[4]唐仁俊，中共武力犯台之可能行动分析，空军学术月刊，2003年1月号，第554期。

　　[5]杨文镇，中共武力犯台之可能性分析，全球防卫杂志，1999年8月号，页90.

　　[6]同注5.

　　[7]杨开煌，「两国论」后中共「文攻武吓」之分析－以部份地方媒体「武力统一论」为例，跨世纪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三军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学院，1999年12月20日，页18.

　　[8]Chuanjian Zhishi（Shipping Affairs），April 1996，p.2.转引自Andrew Nien-DzuYang，"Crisis，What Crisis？——Lessons of the 1996Tension and the ROC View of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China's Shadow（RAND1998），p.144.

　　[9]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2月出版，页41-56.

　　[10]中国时报，1996年2月27日，第11版。

　　[11]陈子帛，中共对台人事变动初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6月12日，天下事版。

　　[12]联合报，1993年2月27日，第11版。

　　[13]邓小平选集第3卷中的几个重要主张，联合报，1993年11月5日，第7版。

　　[14]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2月出版，页450-451.

　　[15]吴建德，后冷战时期中共武力犯台问题之研究，台北：时英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页17、64-65.

　　[16]景杉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页28.

　　[17]争鸣，北京：1991年1月号，页44.

　　[18]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48.

　　[19]陈伟华，主权与战争：两岸关系的转捩点，远景季刊，第2卷，第3期，2001年7月，页207.

　　[20]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2月出版，页459-463.

　　[21]陈骏德，「游戏理论和两岸关系」，共党问题研究，第10期，1998年，10月15日，页20-33.

　　[22]同上注，页28.

　　[23]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49-50.

　　[24]张旭成、拉沙特合编，如果中共跨越台湾海峡，页77、99、130、149.

　　[25]吴新兴，「两岸军事现代化互动关系之研究」，理论与政策，1996年，夏季号，页100-101.

　　[26]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2月出版，页472-473.

　　[27]堂国英，中共「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9月，页169-190.

　　[28]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2月出版，页474-475.

　　[29]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51.

　　[30]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99.

　　[31]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100.

　　[32]同注31，页100-101.

　　[33]Avella ，Decisions to Use Force ，p.40.

　　[34]Haass，Decisions to Use Force ，pp.209-213，pp.219-220.

　　[35]William J.Perry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athttp://www.dtic.mil/execsec/adr95/chall.html.

　　[36]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103.

　　[37]同上注，页105.

　　[38]Avella ，Decisions to Use Force ，pp.45-46.

　　[39]费学理，「中国飞弹飞越台湾海峡的政治与军事评估」，收录於李节明、唐思合编，张同莹、马励、张定绮合译，台湾有没有明天？－台海危机美中关系揭祕，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年2月，页204.

　　[40]同上。

　　[41]裘兆林，「1995-1996年台海危机：华府、北京与台北之决策失误检讨」，收於林正义主编，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5-1997，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所，1998年，页101-102.

　　[42]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108.

　　[43]同上注，页109.

　　[44]同上注，页110.

　　[45]费学理，「中国飞弹飞越台湾海峡的政治与军事评估」，收录於李节明、唐思合编，张同莹、马励、张定绮合译，台湾有没有明天？－台海危机美中关系揭祕，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年2月，页205-208.

　　[46]Garver ，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pp.67-78.

　　[47]Garver ，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pp.74-75；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111.

　　48Garver ，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pp.96-110；人民日报，1996年3月6日、10日、16日，版1.

　　[49]Garver ，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pp.119.

　　[50]Ross ，“The 1995-96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Credibility，and the Use of Force，”p.89.

　　[51]陈紫财，美国海外出兵准则检证之研究－以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战略与国际研究季刊，第4卷，第2期，2002年4月，页113.

　　[52]Garver ，Face Off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p.78，pp.96-97；

　　[53]Ibid.，pp.97-99.

　　[54]Ibid.，pp.100-102.

　　[55]Ibid.，pp.103.

　　[56]Ibid.，pp.106-107；Ross ，“The 1995-96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Coercion，Credibility，and the Use of Force ，”pp.99-112.

　　[57]宋学文，二十一世纪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持续与转变：美国对台安全策略之形成、松动、与转变，战略与国际研究，第3卷，第3期，2001年7月，页82-83.

　　[58]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53.

　　[59]同上注，页53-54.

　　[60]同上注。

　　[61]王则柯，博奕论评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8月，页87-90.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54.

　　[62]转引自，黄恩浩，中共武力犯台与美国干预之可能性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27卷，第7期，2001年7月，页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