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

 －－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作者：高伐林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为中国经历最丰富的作家之一；

他就是萧军－－今年农历5月23日（7月7日），是他的百岁诞辰。

年轻一辈对“萧军”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吗？或许很多年过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对萧军也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消失与中国半个世纪前的政权交替几乎同步。“文革”过后，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军重返文坛自我调侃说：“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萧军，与同样来自东北的女作家萧红的相识、相恋、同居，令多少人艳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誉为“中国的《铁流》”，而萧红的《生死场》让鲁迅断言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与萧红的分手，又让多少人叹惋；

萧军，是鲁迅最信任、悉心提携的东北青年作家，鲁迅回答斯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举了茅盾、叶紫、艾芜、沙汀、柔石、郭沫若、田军－－田军就是萧军。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序，推动出版；鲁迅下葬时，萧军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万人送殡的总指挥；鲁迅安葬后，萧军是鲁迅坟前唯一一位频繁的祭扫者……

萧军，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礼遇，是他的倡议，启发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点名让他第一个发言；但萧军又为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王实味仗义执言，在一次大会上舌战群儒六个钟头；

萧军，在东北解放区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中共掌权后文坛“第一场斗争”，从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杀、消音……

有文章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萧军这样特殊，牵涉那麽多重要的史实和人物，他像一个张开的蛛网，串联起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片断”；“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7年元月，多维记者拜访住在费城附近的萧军的小儿子萧燕，请他谈谈自己的父亲。

从30万言交代中认识父亲

“萧燕－－把这个‘燕’字读成‘燕子’的‘燕’（去声），你会感到几分纤细；把它读成‘幽燕’的‘燕’（平声），你会感到几成粗犷。”

多维记者认识萧燕已经十年。1997年，萧燕的彩色照片《鉴》（Reflection）荣获美国摄影协会第64届威明顿国际摄影大展的最佳纪实类金奖，我写下了上面那段文字。跟十年来日渐发福、也日益小眼眯缝的萧燕说起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我连姓带名都偏女性化麽，跟陌生人打电话，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别强调：“萧燕是一老爷儿们啊，别弄错了！”

萧燕“文革”前在清华附中读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县插队，“文革”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工作，从新闻系函授毕业；曾任中国《国际商报》专职摄影记者。1987年他来到美国，当过自由摄影师，后在北美卫星电视公司、传讯电视搞摄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站的摄像，拍到无数独家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也日涨。2003年，他是仅有的两名跟随美军进入巴格达的中文媒体记者之一。2006年，他从凤凰卫视辞职，重新当回自由摄影师。

对於他在伊拉克的战地见闻，对於他作为仅有的两三家中文媒体代表之一，出没於白宫、国会的采访经历，多维记者听他多次谈起过。但是听他专门回忆父亲，这是第一次。

萧燕说：“我爸爸晚年不写回忆录－－有很多人劝他写，说你这一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太丰富了，太宝贵了，不写下来多可惜啊！但他说，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疮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麽，而对於我自己，那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啊！虽然有些人当年伤害过我，但他们的子孙却没伤害过我啊！我应当为这些孩子们着想。后来他去世后，我妈写了回忆录《我和萧军风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过，非常难得的是，经历过“文革”焚书坑儒的劫难，萧军早年延安时期的三十几册日记却奇迹般保存下来了，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辑入这些宝贵的日记和萧军早年写下的一些回忆录。从童年写起，到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办《文化报》止，萧军详细回述了自己求学经历，与萧红相识到分手，与妻子王德芬的相恋结婚，四十年代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锋。收有生活照片70幅，还有三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的手迹，也是第一次面世。

萧燕赠给我这两本书。他说：我向你推荐其中首次发表的父亲的“延安日记”：以鲁迅弟子、《八月的乡村》作者、毛泽东座上客、党外作家等等独特身份，赶上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日烈、共产党在中国上台前夕这一特殊时期，以无掩饰、无遮拦、无忌讳的形式，及时、细致、清醒、客观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诸多领导人、以及后来在中国文艺界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家……这价值还用多说麽！

萧燕说，父亲从来不跟子女谈过去经历。子女比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赐：“1966年，我父亲被关押，还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写了关於他自己整个一生的材料，交给当时的市委学习班。他说每个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这份东西是借着在学习班写交待，给你们子女的一个交代：你们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麽样的人？－－那时候我每天抄啊抄，30万字啊！抄了这份‘交代’，使我们家所有这些孩子，对父亲没有一个动摇的，都是死保到底！”

萧燕很惋惜，插队年月把父亲的30万字“交代”遗失了，“好在大部分东西在他以后出的《萧军文集》里都写到了”。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过程，与中国传统所称道的权力者“礼贤下士”而士大夫则矜持自守，若合符节。

谁崇敬鲁迅，就跟谁亲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之间维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王德芬就是萧燕的母亲－－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毛泽东说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一次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在日记里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像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周围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麽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毛泽东对鲁迅先生评价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亲一下就觉得跟毛泽东感情上很亲近。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麽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麽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说：我父亲说他很珍惜在延安的这一段，在我们家，对两个人不能有非议，一个是对鲁迅先生，一个是对毛泽东。不过，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多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毛泽东进城以后变成什麽样，他已无能为力，不能改变什麽。他在日记里提到，这麽多的高官，他就觉得毛泽东和彭真是人物。

萧燕说，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在后来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据说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你们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麽没有落井下石？可能因为我父亲当时讲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麽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

一个建议导致了文艺“划时代”

在中国的红色文艺史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被称为“划时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引言、结论两次讲话，后来被中共文艺部门奉为“天条”，以致在作家、艺术家的语言系统中，“讲话”成为一个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艺术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温。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萧军建议举行的。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麽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

萧军所说“应当有个政策”，是指党对文艺事业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说要党定一套政策让艺术家个人服从。但萧军哪里预料得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后果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压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书中回忆这一段说：萧军虽然积极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却不打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若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和一些人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考察。但毛泽东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写信给他，留他晚一点参加了会议再动身。

1942年5月2日，文艺座谈会开幕，中共高层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萧燕说：“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我父亲第一个发言，父亲提出：第一，党不能够完全领导文艺，鲁迅先生就不受共产党领导；第二，政治、军事、文艺三家是各自独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后他又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这样很多人就不满意了：党要培养齿轮螺丝钉，你要成‘第一’哪行？！”

萧军讲了40分钟。许多人也都发言，开了大会开小会。萧军果然与一些人又争执起来，他担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静，不愿继续参加会了，以致毛泽东5月5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覆。”

妻子王德芬写道：“很明显毛泽东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她也苦劝丈夫不要太不通情达理，“怎麽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

萧军耐着性子开完了会。

做不做得到“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

关於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迄今，集体人格扭曲、畸变的过程，现在成为热门课题。不少人说，这一过程其实滥觞於延安时期整风运动。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那一天，萧军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国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萧军对中共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汉”，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

但是萧军和其他知识分子又不同。钱理群讲得很精辟：萧军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於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在彼岸。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萧军爱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边唱个痛快。他甚至亲自设计、定制了一件俄国式衬衣，绣上白色花边，胸前还紥上绿树枝的图案……这一切都使萧军在边区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让人侧目，孕育着危险，他却浑然不觉。

可以想象，一个具有他这样特立独行个性的文人，与革命队伍讲求党性、铁的纪律、步调一致，其间注定要发生水火不相容的冲突。萧军与周扬之间就起了摩擦：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艾青等人不满，他们讨论后要萧军执笔，写成“商榷”文章。萧军本来对此兴趣不大，但寄给《解放日报》被退了回来，使他愤愤：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就将周扬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一起送给毛泽东。毛提示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於是就在《文艺月报》第8期上登了出来，其中尖刻挖苦的句子，周扬看后必不好受。

整风期间，批斗作家王实味，最后以莫须有罪名处决，是跃跃欲试要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压服思想不驯、不“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萧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卷入到这一事件之中。

王实味於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近200万字马列经典。但他有一支杂文利笔，还办了份壁报《矢与的》，对延安的不良现象尖锐抨击，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讽喻抗日前方炮火连天，而延安却上演京剧《玉堂春》、周末跳交际舞的辛辣名句：“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这些文章，被重庆、西安那些与共产党明争暗斗的国民党势力拿去做攻击边区的“炮弹”，边区这边当然恼火，便批判、审查王实味，王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

萧军并不认识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看到王运交华盖，他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反映。萧军真的去找毛泽东。想不到毛一听谈王实味，马上封门：“这件事你别管”。萧军解释：我并不想管，是有位朋友叫我来问问。毛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在当时，“托派”是跟“日本特务”一样杀头没商量的罪名。萧军听毛泽东这麽说，就不便再提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文抗”派一些作家当代表去旁听，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动员去了。王德芬写道：几百个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后边根本听不清前面的人说些什麽。萧军忍不住大声说：“让他（指王实味）把话说完再批判也不晚啊！”会场上人们的目光一时集中到萧军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会后萧军跟人议论说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记忆中他说的是“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陈学昭听到，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灿然等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断然拒绝其要求，将四名代表轰出门去。他馀怒未息，即刻写了一份题为“备忘录”的材料，交给毛泽东。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风小组会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他是主席团成员，又是鲁迅研究会总干事，轮到他发言，萧军当着两千多人，出人意料地掏出《备忘录》公开宣读一遍。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团成员－－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与他辩论。萧军不信邪，不怯阵，以寡敌衆，从晚上8点一直辩到凌晨2点，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最后站起来劝解：……

萧军以寡敌衆，从晚上8点一直辩到凌晨2点，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最后站起来劝解：“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上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麽大的火，我们应该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

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想起毛泽东叮嘱他“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心平气和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谁知丁玲劈头一句：“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的怒气，立即再次爆发，腾地站起来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天起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右手重重地顿了三下，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视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了。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萧燕对多维社记者分析说：

我觉得根本症结是“党同伐异”：入党之后就一切要听“组织”的，“组织”说好就是好。周海婴曾说他母亲许广平有时也不理解“组织”，但是，不可能怀疑“组织”－－党怎麽会犯错误？！所以她只能反省自己有毛病，自己跟不上形势，只能尽量改造自己－－当时的宣传是“党是绝对正确的”，这些观念对人们头脑潜移默化，一点点积累。“延安整风”现在有很多人在骂，当时我父亲认为中共确实应该“整风”，但整出这麽多“特务”，很多都是屈打成招！老画家张仃现在的老伴当时才十几岁，是“红小鬼”，她说当时也不懂啊，跟着胡说八道－－也幸好当时小，什麽都不懂，所以就没掺合进去。张仃当时在高台上就被推下来，他女儿乔乔当时给父亲送饭，还记得那些事。一入党马上人就变，“六亲不认”，所以我父亲说他不愿入党，他做不到“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麽！

不过－－萧燕又说－－他父亲还是认为，当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样的人，唯我独“革”也好，投井下石也好，他们毕竟还有变革社会、拯救民众的理想。现在这一代共产党人呢？很多人蜕变成了奔着好处去的帮派，他们的“理想”是什麽？就是捞权，捞利，捞钱！我父亲后来很理解丁玲，他说大家当时都年轻，都会犯错误，不管怎麽说都还有超越於个人利益的信念。“文革”中有人来找萧军，想借鲁迅所说的“（国民党）政府在养她”将丁玲打成“叛徒”。萧军说：“丁玲如果被国民党关起来了，那也是‘政府在养她’，并不一定是叛变了”。后来丁玲的老伴陈明出回忆录，就说对萧军这点很佩服－－自己没有“解放”，还为批判过他的丁玲说话，很难得！

刚入党就成了“反苏、反共、反人民”

萧军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头一批要打倒的彭真，也是这样，全然不顾日益逼近自己的危险，坚持认为：“彭真是一位受人尊崇的老革命！”

萧军与彭真之间的友谊，始於延安时期，经毛泽东介绍而相识。

毛泽东几次要萧军入党。王德芬书中说：“越说越兴奋，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改什麽行？’‘入党，当官！’‘哦，不行，不行……’”萧军推辞了。

萧燕介绍：后来彭真受毛的委托，专门找我父亲谈，说“你是鲁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响力很大，你不入党不好。”萧军说：“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还是独来独往比较好。”

1944年3月，萧军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员的刁难，拖家带口到延安县刘庄的山沟里，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泽东后来派胡乔木去找他回来。他前往拜访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针对毛泽东两年前力劝他“入党”的提议，首次郑重提出申请，还把自己在刘庄乡下写的日记给彭真看了，让“党”了解自己的申请动机。彭真当然高兴，表示热烈欢迎。这一次谈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后彭真问：“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够做到具体服从吗？”

这下点到了要害。萧军毫不掩饰地答道：“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要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

萧军再次颖悟到这个问题“难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党要求：“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

朱鸿召著《延安文人》中说：在延安知识分子中，萧军是少数几个经历过整风运动而没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识分子之一。大多数文人经过整风，都不同程度地开始甚至完成了“皈依”过程，萧军却“冥顽不灵”：还是个“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毛主席、党中央派彭真等去东北地区建立政权，萧军也要求回东北工作。11月中旬，萧军随同周扬等率领的鲁艺文艺大队踏上回乡旅程前，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当着朱德和刘少奇的面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进午餐，饭后将萧军送到大路旁挥手告别。

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作出决定：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受彭真委托，萧军为哈尔滨各单位、机关、学校作了60多场演讲，听众达七、八万人之多。萧燕说：我父亲作为鲁迅的弟子，从延安来，演讲主要就是让年轻人摆脱满洲国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过问下，满足萧军的期望，支持他辞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担任主要负责人。1947年7月25日，萧军写信给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再次申请入党：“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的时期了－－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期了，因此我今天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

此事很快由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８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当口，实际由高岗主政的东北局发动了与萧军的论战，很快就变成了猛烈批判；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停办，他被撤消了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矿山“体验生活”。参加党组织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萧军自己认为：如果彭真还在东北，不致於如此。以后来彭真对萧军的关照看，或许不错。萧军因东北局不给转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收入，在北京靠借贷度日，全家陷於绝境。他潜心钻研掌握了正骨、针炙、按摩等医疗技术，1959年决定弃文从医。这时突然被安排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每月发给生活费110元，养活了家小，就是因为彭真针对他的情况发了话：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总得给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影响面很大。

但以萧军的秉性，如果不肯改变，与当权者的冲突和决裂在所难免。何况，彭真身处险恶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他不也就自身难保了吗？

萧燕说：在东北，其实高岗也不是要整我父亲这个人，他主管东北，就是要造出仅一种声音。直接出面整的，是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我父亲又演讲又办报，在东北掀起高潮，东北局看到后，觉得他跟他们“抢生意”，马上办了一份《生活报》，任命剧作家宋之的当主编，唱起对台戏，大批我父亲。

宋之的在“三十年代”是“国防文学”阵营的，而萧军当年是在鲁迅举起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旗帜之下。

唇枪舌剑之时，《生活报》报头画上出现一只铁拳－－在后来几十年一次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大家对铁拳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它头一回出现，却令人悚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萧燕认为：东北局的定性，主要认为我父亲跟共产党在争群众。所谓“反苏”，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在东北干了许多坏事，包括把沈阳、哈尔滨的机器、抚顺的矿井设备拆的拆、毁的毁－－当时苏联军队里有许多是白俄士兵，有些是囚犯，斯大林放出来打仗卖命，这些人为非作歹。我父亲认为：你苏联对我们要一律平等，不能以“老大哥”自居，欺负我们－－这就是“反苏”。第二是“反共”。当时共产党到东北搞“土改”，采取了很多像“清仓出户”、“满门抄斩”的政策。在内地，你家有20亩地，你就是地主，在东北这算什麽？二百埫地都不应算地主。但是当时把关内许多政策用到关外，把“地主”拉出去毙了，把老婆都分给贫下中农当老婆了。这种事干了很多。彭真专门为这写了《东北土改的若干问题》，专门出了书。我父亲看见很多这种事情，批评说你们不能这样搞，关内的政策在关外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这就是“反共”。所谓“反人民”，就是他当时提出了很多想法，要转化满洲国殖民思想。

东北局《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扣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大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

萧军不知厉害，一如既往，无所顾忌，痛加反击。而在他的批判者们看来，这是在与整个党负隅顽抗！“摊牌”到来了：1949年5月，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於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后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於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等“反苏，反共，反人民”三顶大帽子的组织结论。一个党的高级机构对於批判一个文化人竟如此重视有加，如此煞有介事：从1949年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长达三个月的“对於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成为中共建国后全民性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

萧军不可能不想起王实味的前车之鉴。萧燕告诉多维社记者：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时，我父亲对我妈说：“带着孩子赶快走！战争一爆发，我可能马上就会被毙掉！”我母亲带着四个子女来到北京，寄住在我姥姥家，我父亲1951年才过来。

萧燕说：刘芝明主编了一本《萧军思想批判》，汇集了当时在东北报纸上批判萧军的文章。刘芝明自己也要批萧军，但没看过我父亲的文章，居然来找我父亲要。我父亲将全套报纸文章全给他了。他写完批判文章后给我父亲看，问“觉得怎麽样？”我父亲说：“不怎麽样！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麽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麽老鹰、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吧儿狗！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麽讨厌！”萧军离开东北时还对刘说：“咱俩的帐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再看！”

多维社记者查到，刘芝明早年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延安时期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延安平剧院院长等，去东北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长、东北文协主席。1953年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是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的作者之一，应该说，对艺术并不是完全外行。萧燕说，很多人对刘芝明的印象很坏，据说他后来死得也很惨……

学者谢泳写过一篇文章谈萧军在东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说：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识分子中是有传统的。萧军“虽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对萧军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从延安过来的，主要特点是把文艺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预设自己绝对正确，不许被批评的一方还手，除了这些以外，还对批判的对象进行组织处理。”

例如丁玲的批萧文章，从用词到举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识形态”的体现：“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群众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纸老虎已经拆穿，人们看到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堕落的、反动的东西。”这些话和“反右”时周扬批判丁玲的话基本一样，也与“文革”时姚文元批判周扬的话基本一样。丁玲、周扬、姚文元都想不到对别人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自己的头上。谢泳写道：“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於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附录一：

萧军“文革”中是否挨打和反抗

高伐林

我贴完关于萧军的文稿后，路三歌等不少网友发帖评论。

其中，针对我的这段文字：

“文革”中他（萧军）被关押批斗，“革命群众”大喝一声：“牛鬼蛇神，站起来！”萧军纹丝不动。有人要上前拖他，他一声怒吼：“谁上？你们敢动手动脚，我与你们同归於尽！”他们果然不敢动了。”

路三歌指出：“1966年8月23日孔庙批斗大会上，萧军还是被打了。那天被打的还有老舍。”

路三歌指出得好！确实我这里没有写清楚。这里补充说明如下。

我这次专访，重点问答是围绕萧军一生中的延安阶段（稍带上由延安延续下来的东北阶段），无法细问萧军整个的一生。萧燕回忆的这一段，是概括地描绘他性格的特点，从早年和晚年取了两例略叙，而不是具体特指陈述某个事件。

萧军在“文革”中不仅挨了打，而且挨过多次打。萧军自己的《人与人间》中没有写（这本书只写到他在东北挨批时期），在萧军的夫人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中则详细写到了：1966年8月16日，文化局几个干部和几个外边来的红卫兵对萧军拳打脚踢，“萧军看那些个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都和自己的儿女一般大小，没忍心反抗，但事后立即给革委会写了‘抗议信’。”

1966年8月23日，在著名国子监孔庙打人事件之前的下午，他已经挨了一次打。十几个女八中的红卫兵，“将萧军按倒在地又踢又打，因为都是十四五岁的学生，他仍然没反抗，忍受了侮辱”。

最残酷的就是国子监孔庙的那一次导致老舍自沉的毒打。包括老舍、萧军、端木蕻良、荀慧生等人在内的29人，被强令跪下，挨打三个多小时。二百多打手以北京印刷学校的学生为主，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分成几十人一批，轮番用道具：木刀、长枪、藤条、金瓜锤，以及他们的皮带，使出最大力气毒打这些牛鬼蛇神。书中写道：

－－“萧军在延安的时候就反党，是老牌反党分子，老顽固，使劲打！”于是萧军头上背上又多挨了重重的几十下，背心嵌进了肉里，黏在了一起，实心的金瓜锤打得他痛彻肺腑，几乎要背过气去。按萧军平实的性格和练就的武功，这种侮辱根本是不能忍受的，但是他考虑到如果自己一动手反击，肯定尸横一片，可这二十八个同伴也就全完了，一个也活不了！自己也会寡不敌众当场毙命……（引文结束）

看到路三歌博的疑问后，我又再请教萧燕。萧燕也说：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时并未特指，如果要具体确切地说，这是两件事，在叙述中串连到一起了：

第一件事，是1966年7月23日在批斗文化局长赵鼎新的五百多人会议上，主持大会的现役军人薛焕文大校，说赵包庇一大批“牛鬼蛇神”，然后一一点名要他们站起来。萧军听到点他的名字，但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牛鬼蛇神”，坐着不动。在薛的鼓动下，到会的很多人对着萧军吼叫：“站起来！站起来！”他扇着扇子笑眯眯地说：“我不是牛鬼蛇神，干嘛站起来？”也有人怕他吃眼前亏，悄悄劝他站一下，他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不能站！”薛大校只好自己下台阶：“他跑不了，以后再说，继续开会……”

第二件事，是1968年9月萧军被要求参加所谓“集训”，他给集训班的负责人写了一张条子，声明：“如果谁敢对我作人身侮辱、人格侮辱，我将和他同归于尽！”因此虽然受到了批斗，有时一天两三场，却没人敢打他侮辱他。

这两件事，在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也有记载。第一件事在261页，第二件事在295页。

附录二：

傅光明：萧军－－历史的多侧面

英国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中说：“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

在作家萧军身上，即体现着历史的多侧面，以至于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真正的萧军，尤其当他尚处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历史时段过程中的时候，更是无法给他的肖像画出逼真的效果，哪怕勾勒一张历史的剪影速写，都属奢望。庆幸的是，值此萧军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可以用历史之笔给他画张像，绘画的原料自然离不开他自己书写的文学的历史记忆－－20卷《萧军全集》－－也离不开他之外的诸多记忆。或许有些记忆正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但历史的目的之一即是把“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呈现出来给人“观看”。

书卷少侠萧“三郎”

童年萧军对被圈在私塾里接受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的传统国学教育提不起半点兴趣，他的文学启蒙，幼时对忠奸善恶的分辨，都来自民间说唱文学。上了小学，常因在课堂上无法在老师眼皮底下“淘气”而逃学。但当同学送他一个“逃学鬼”的绰号，他又因感到羞辱而跟人打架。他有诸多的理由选择放弃受教育的权利，跟父亲“商量”的结果，是被打得胳膊脱了臼。10岁，对教育充满逆反的萧军，偷偷拜师学艺。他要自己长大，要“背插单刀一把，闯荡江湖，除暴安良，辅助弱小”，他的偶像是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视死如归的“刺客”。但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满脑子侠义思想的少侠突然爱读书了。这时，他仿佛就已经具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属于“另类”的叛逆气质，而且，这种气质伴随了他一生。他似乎总难随遇而安，他似乎总要挑战什么。试想，如果不是因受五四运动影响，顶撞了无理申斥他的体育教员，被学校以“辱骂师长”开除，他可能还不会像“一条饥饿的蚕”那样苦读起中国古典小说来。

18岁，已经成年的萧军进身行伍，成为一名骑兵。因写得一手漂亮小楷，擢升为“文书见习上士”。但“兵匪一家”的现状，让他想尽早从“人间地狱”中脱离出来，他渴望一种“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醉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酒人生。

对军事已了无兴趣的萧军，一边继续着行伍的日子，一边偷偷地写文章并试着以“化名”悄悄向报纸投稿。“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萧军因秘密参与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情败露，潜入哈尔滨。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炮兵科毕业学员刘蔚天，就在此时，开始了那个笔名叫“三郎”的作家生涯。

与萧红：“乡心一片鹃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将萧军与萧红的相识定格在1932年的夏天，萧红因欠哈尔滨“东兴顺旅馆”600多元的债，被“囚禁”在散发着霉气的房间里，并极有可能被卖到妓院抵债。此时，她怀有身孕。后来，她产下一个女婴，因无钱付住院费，而把孩子留在了医院。产后住在医院里的她，身体虚弱，头发开始脱落。后来，她病情加重，甚至感到了死亡的临近。而他以近乎失去理性的野蛮暴怒，换来医生还算及时的救治。所以，许多年以后，他仍是那样掷地有声地说出：“至少我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未来出色的女作家。”

一男一女两位“萧”姓青年，拥抱了，亲吻了，“萧红所拥抱着的是一个都市里的流浪诗人，是一个反叛社会的青年；而萧军所吻着的，不单纯的是一个少女，而是带有作为一个为宗法社会所损伤的那种被迫害的实体。”患难催生爱情，他们成了“情人”，在欧罗巴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结为夫妻。萧红后来在小说《商市街》中，以文学的历史真实记录和折射出他们此时窘迫而幸福得活色生香的生活。“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1933年，他俩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们二人的文学之路，也从“商市街25号”起步了。萧红的小说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在报上发表。1933年，署名“三郎”“悄吟”的萧军萧红小说散文合集《跋涉》“非法”出版。1934年，从哈尔滨逃到青岛的萧军萧红，在观象一路一号的住所，以生命爱的结晶胚生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部名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文学途路上的携手“跋涉”，成为他们最美好的爱情记忆。萧军永远难以忘怀1934年11月的上海，在阴冷的亭子间，萧红为他誊抄《八月的乡村》修改稿；为第一次参加鲁迅在“梁园豫菜馆”做东邀请的“宴会”，不吃不喝，也不理人，花十几个小时，为他赶制一件帅气的“礼服”……

然而最终，这对一度患难与共的知心情侣，曾令人羡慕不已的作家夫妻，因“性格不合”分了手。

几十年以后，萧军回忆说：“六年中，我所付出的代价与辛苦，我所经受的内心苦痛与牺牲，又有谁能知道？！就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强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所承诺过的一切，我从不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可以这样说－－我与萧红，是偶然地相遇，偶然地相知，偶然相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1938年，我们永远分离的历史渊源，其实早在这结合的开始就已经存在着了，历史已经做了证明：终于，她去寻找了她想要寻找的人！毁灭在了战乱中的香港……”

1942年，萧红在香港去世时，萧军已与夫人王德芬有了一双儿女。

与鲁迅：漂泊的灵魂被伟大的温情浸润

萧军读鲁迅的第一本书是《野草》，这本蕴涵深邃哲理的散文诗集，给萧军思想与感情的影响，仿佛松花江南岸明净的秋天，引起他深深的哀思与漠漠的惆怅。而鲁迅在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里，却这样写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这让萧军感到先生的朴素、真诚，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

在上海，见面之前，鲁迅还曾在信里善意地“警告”二萧，“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通过鲁迅，萧军萧红结识了一些左翼进步作家。鲁迅特地“指派”叶紫做他们的“向导”和“监护人”。1935年，在鲁迅的“授意”下，这三个“小奴隶”组成一个“奴隶社”，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鲁迅为他们分别写了序。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鲁迅陆续要了几批分赠给朋友们，很快，有人将书带到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国外，苏联最先出版了“俄译本”，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随后出版了不同的版本。

从1934年10月萧军给鲁迅写第一封信，萧军萧红共收到鲁迅写给他们的书信53封。其中署名给萧军的33封，给萧红的1封，给两个人的19封。

当萧军得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病逝的噩耗，赶去扑倒在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的号啕大哭。”

萧军作为“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承担着各项具体的工作，连续三夜值守灵前，抬棺扶柩。送葬时，他担任总指挥，并发表了激昂的演讲。

那以后，无论天气如何，每周他都要到先生的墓地去一次，献上一束花。

几个月过去了，回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萧军还恍惚在昨：“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你真的是死了。这简直是一个幻景！虽然我曾一直看着你埋入了地穴，却总以为你还是仰坐在你桌边的藤椅上，一面吃着烟，一面从那个圆筒似的，没有尾巴的白色日本瓷的小茶杯里一口一口地在吃茶。”

“先生：你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我们了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他喂饱。”

把历史中意味深长的几个时段不同，但内在逻辑紧密相关的细节连缀起来，即拿时间的挂钩把历史的花锦做成插花，常常会获得一份意外的学术惊喜。其实不仅在萧军身上，像这样的花锦还有很多很多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1942年10月19日下午，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备忘录》，并由此与人展开激烈论战的萧军；在东北“《文化报》事件”中，对批判者说出“你要能批的我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的萧军；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中的萧军，只能是同一个年轻时“体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的萧军，是那个对一切不公正的压迫有着“决斗”意志的萧军！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他追随先生，是要“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他有十足的资格做一个流浪人”

在妻子王德芬的眼中，萧军“是个热诚、真挚、善良、敦厚、开朗、豪爽、朝气蓬勃、幽默风趣的人”。她跟萧军恋爱时，相处没多久，就坚信“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左翼作家，是抗日进步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政治上是可靠的”。尽管家里反对，她却义无返顾。因为她相信，“如果他真的爱我，我可以跟随他到海角天涯！只要和他在一起，他什么也不怕，我相信自己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我一定能够和他同甘苦共患难！伴他以终生！”她真的在不满19岁时就把“终身”托付给了他，跟随他桀骜而孤寂地任命运主宰，并毫无怨尤地跟他漂泊了一生。谁能想象的到，刚跟萧红离婚不久的这个小伙子，居然在给反对这门婚事的未来岳父的信里，斩钉截铁地写下这样的话：“我只屈服于‘真理’，却不能对‘暴力’低一低头的。”“德芬已经是我的，我也是德芬的，即使刀放在脖子上也要爱到底。”这只能是萧军！

在女儿萧耘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出色的人，豪杰般的猛士！”她说：“父亲生前，朋友们打趣说我是爸的‘影子’，是他的‘跟班儿’……他们说我太像父亲：圆胖的笑脸，豪爽的快性子，以至热忱、欢喜的直肠子……特别是当我们爷儿俩高歌一曲‘信天游’为朋友们带来无比的欢情时，父亲的那份满足，远远地超越了那歌唱。”“他有着一双看透人生一切，而对生活仍充满了信任与希望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备受炎凉之苦，而仍火红的博大的仁爱之心……”这是萧军！

评论家眼里的萧军，“不苟且。行文犹如做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他对自己有的是信心。”“他的骨气够硬的。”“他以士兵的单纯的信仰从事文学，然后明了文学不像当兵那样容易。”

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倔，似乎是萧军的个性，既在作品的格调中，也在作家主体的创作意识中。”

萧军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我是个性格暴烈的人。”“对于任何外来的、敢于侵害我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要以死相拼的；但对弱者，我是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用残害虐待自己的肢体来平息要爆发的激怒……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能想象吗？萧军曾对批斗他的人说：“你们可以批斗我，叫我怎么都照办。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如果这样，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

“钟期死去哀千古，地老天荒一寸心”

对于喜欢某一个作家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来说，最宝贵的材料莫过于作家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因为单就阅读而言，最过瘾的感觉也是莫过于能阅读到作家的自述文字。因此，20卷本的《萧军全集》在是作者一种个人化历史“微观叙事”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大历史”的意味，至少它可以透过个人在不同时期沧桑坎坷的命运遭际，折射出不同阶段的历史轨迹。

当晚年萧军回首往事时，对他的一生无怨无悔。“我这一辈子，如果说，所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得少的话，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仍是精力饱满的在干着……”

其实，早在40年代，萧军就已经写下这样的自剖：“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或正在恨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世界上还有比为自己所信服的真理，所信服的人，所信服的事业，所信服的美（万事全应以不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前提）工作一生，或战斗而死更悲壮的吗？”

萧军以他的命运选择，回答了自我，并把这份答卷交给了历史，交给了读历史的我们！而我们对萧军，对历史，又像萧军在鲁迅逝世40年之后的缅怀诗所说，常常是“一番追忆一怆然”！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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