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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王莽改革、刘秀与郑兴、王充《论衡》、唐二税制与藩镇自主

一、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称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二、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行动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刘秀逼问郑兴“能否通过谶言断定天意”,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比张衡还要早约五十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之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三、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

  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和对人谦让(mutual deference)。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

  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

 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四、两税制:

  虽说其税收私自办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

  9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做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边军用募兵,购买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的“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做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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