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德] 阿多尔诺 ：电视开场白 （选自《阿多尔诺基础文选续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2年）

尽管经验科学研究的高级技术能够把电视特有的“因素”隔离开来，然而这些因素只是在体系的总体之中才发挥其影响力的。人们不愿意改变，而更愿意焊接在不可避免的事物上。电视大概使他们再度成为他们已经成为的那种人，仅仅让他们更加那样。这倒也符合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当今社会总趋势，也就是说，不再试图超越社会意识形式中反陕的当前阶段一现状，反而无情地在现状面临威胁的一切地方巩固了现状，恢复了现状。人们的生活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如果不曾将他们先前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岌岌可危的适应性向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并且在他们内心反复出现，那么他们就无法忍受压力。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对本能冲动的压抑从未彻底、一劳永逸地完成，所以个人会不停耗费其无意识的心理能量，以确保无意识中的一切不进入意识层面。今天，个人心理的驱力经济学中的这种西绪弗斯式的劳动似乎“被社会化了”，处在文化工业的规范的直接控制之下，而这既有利于文化工业也有利于它们掩盖的巨大利益。这样子的电视也做出了它的贡献。世界越是彻底地成为表象，表象就越是不动声色地成为意识形态。

　　和广播一样，新技术和电影的区别在于它让产品进人了消费者的家庭。视觉图像要比电影院里的图像小很多。小图像可能是美国观众呼吁加大屏幕尺寸的原因之一，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装满家具的私人公寓能否得到像银幕那么大的生活幻象。也许可以把图像投影在墙上。然而这一需求是明显的。以前，电视屏幕上小人书般的人物尺寸似乎阻止了惯常的认同和英雄化。那些在屏幕上说人话的是小矮人。很难把它们像电影里的人物那样认真对待。飞进千家万户的小男人和小女人是无意识知觉的玩物。这就给观众以莫大的愉悦：事实上，它们是他的宠物，是受他支配的财产，他觉得比它们高出一头。偶然有人说道，就连有声电影也是无声的，因为二维的图像和真实的生活原音之间存在着矛盾。感性现实的要素越是被吸收进文化工业，上述矛盾就越巨大。和两类极权国家的类比暴露了它自己：统一于独裁意志下的不同要素越是被整合，解体就越展开，那些没有内在地融合而仅仅外在地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就越是分散开去。无缝的图像世界被证明是碎片。表面上，公众并未受此影响。但肯定无意识地觉察到了。怀疑在滋长：提供的现实并非它所假装呈现的现实。然而，第一反应并非反抗，而是更坚决地、更狂热地去爱那些无法摆脱的、内心深处深恶痛绝的东西。

　　消费者被鼓励去做他已经倾向于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把作品体验为一个需要凝神专注、努力理解的整体，而是当作一个好玩的东西，只要从中找到乐子就算是理解了。

　　很久以前发生在交响乐那里的遭遇现在也降临到了图像头上：疲倦的办公室工人戴着袖套喝着汤，用分神的耳朵忍受着交响乐。据说，它们为他枯燥沉闷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丝亮色，哪怕它们在本质上与日常生活并无二致。所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无效的。任何不同的东西都是不可忍受的，因为那将提醒他被剥夺了什么。一切都显得似乎属于他，因为他其实并不拥有他自己。他甚至不用费神去电影院了，而在美国，任何不要花钱的、不要费力的东西在他眼中就越来越没有价值。

　　失去温暖的世界成了他所熟悉的世界，似乎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世界：他感受到的轻蔑正是他对自己的轻蔑。距离的缺失，对团结友爱的拙劣模仿，都有助于新媒介的风靡世界。商业电视避免任何让人想起（哪怕是模模糊糊地暗示）艺术作品的仪式起源的东西，那就是说，艺术起源于特定场合的欢庆活动。而在儿童当中，对电视的迷恋本身已经是特权的象征了。

　　人们经常听到好莱坞说，特别是电影人说，电视节目把水准又拉低了。然而，在这里，文化工业的较为古老的部门只不过是拿它们可怕的竞争对手（电视）当替罪羊。读一些电视的脚本（当然并不反映整个创作生产过程）就会得出结论，它们的价值并不低于电影剧本，而如今的电影剧本已经模式化、僵化了。此外，电视材料恐怕要比广播里流行的肥皂剧更有价值

　　责任在于“怎么做”，而不在于“是什么”。电视难堪的“亲密性”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社群，这样的社群不仅满足了一种让精神无立锥之地（除非精神变成财产）的渴望，也掩盖了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的现实异化。它成了真正的社会直接性的替代品，而现实中的人被排斥在那种直接性之外。它们混淆了经过重重中介的东西（为他们制作的节目中的虚假生活）和他们被无情剥夺了的社会团结。

　　既然电视材料试图作用于无意识，直接的问卷调查是无济于事的。前意识或无意识的效果是不能被讯问对象直接说出口的。他们要么将其合理化，要么就只会抽象地说电视“娱乐”了他们。接触上千万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观众）的媒介往往会遮蔽其他所有应当考虑的利益

　　大众文化确实充分挖掘了意识和无意识图式，它正确地假定了那是它的消费者普遍拥有的。这一资源基本上由大众被压抑的，即未满足的本能冲动构成，文化商品或直接或间接地容纳了它们。主要是间接的一如美国，心理学家菜格曼所表明的那样，性被去性征的兽行和野蛮行为所替代。它们是祛魅了的魅，不再表达任何神话的东西；毋宁说它们是行为模式，那些行为既符合总体系的引力，也符合控制者的愿望。关于相互作用的令人困惑之处，亦即误把显贵人物的精神当作时代本身的精神的错误信仰，在于以下事实：按照既有秩序的要求来调节公众行为的“操纵”总是诉诸消费者本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他们的谴责就具有了表面上的合法性。

　　每个电视节目的最慰藉人的姿态都在传达的那些顺从主义行为的审查和教海不仅计算了要被大众文化的图式（可追溯到17世纪末的英国小说，同时获得了一种高贵的面目）规训的那些人。相反，这些行为类型必须在用于意识形态操控之前的早期现代性阶段就建立起来，而现在被内化为第二自然。其欺骗性主要在于——仅仅通过重复现存，便确认和巩固了人被世界变成的样子。文化工业愈加确信地断定它不是凶手，而是有罪的受害人：这只会有助于将人内心的东西曝光。

　　以电视为先锋队的文化工业向无意识致敬的方式不是把无意识提升为意识，以实现其欲望并平息其破坏力量，而是把人们还原为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在这方面，文化工业甚至比现存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让看穿现实的人受苦，奖赏那些崇拜现实的人。

　　电视人物他们宣讲着格言一比如“外国人都是可疑的”“成功是生活的最高目标”之类，但他们也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将这些格言表现得像是刻在石头上的永恒律法一样，而人们领会的寓意本来恰恰相反。和被文明损毁了的无意识的抗议有关的艺术不应当成为滥用无意识的借口，那样一来，文明可以更彻底地毁掉无意识。如果艺术要公正对待无意识和前个人的东西，那么为此目的，它就必须尽力使用意识和个体化；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机械地重复无意识，以取悦无意识，那么无意识就堕落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只为意识的目标效劳，而不管那些目标最终究竟有多么愚蠢。

　　在审美鉴赏力和个体化已经增加了如此多的解放力量（例如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的时代，这样的个体化被宣布放弃了，以有利于一种拜物教的集体主义（它已经成了目的本身，成了许多牟利者的福祉），这一定会助长野蛮。

　　在过去四十年里，有足够多的知识分子成了这一趋势的先驱，无论是因为受虐狂还是物质利益。他们一定认识到，社会上有效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并不一致，而今天，个人只不过是他人的对立面。“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大多只是庸人习气”——歌德的话也适用于文化工业机构声称提供的公共服务。

　　愿望的实现很少为许愿的人带来好处。想要正确的东西，这是最困难的艺术，自孩提时代我们就放弃了它。正如童话里可以许三个愿望的丈夫浪费了两个机会，只是让他的老婆鼻子上长出香肠以及让香肠消失，统治自然的天才可以拥有干里眼，却只看到他习惯看到的东西，新事物的幻象仅仅为存在增添了虚假、夸大的意义。他的无所不能之梦想是以完美的无能这一形式实现的。今天，乌托邦的梦想成真仅仅意味着乌托邦的观念已经从人类当中拔除了，意味着让人类宣誓效忠于现存秩序及其宿命。为了让电视兑现还回响在词语中的承诺，必须把它自身从一切让它（轻率的许愿）违背了它自身的原则，为百货商店的小利而出卖了幸福概念的东西那里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