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河合隼雄心理学经典》：自我意识、“意识形态的终结”潮流、年轻人的纠结

青年借助集体宿舍而过渡成为“成年人”的模式，在日本从近代开始就从未间断过。军队、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大学内的社团等，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集体宿舍”的作用。从特定的范围来看，与现在的青年人相比，过去的青年人确实做到了“自主地”“从母亲身边离开”。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审视的话，会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青年人的本质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实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日本人对近代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人际关系的领悟更深。虽然小孩子也是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但是日本传统的儿童教育体制已无法正常运转。与此同时，纯西方式的教育模式在日本也尚未生根。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人，自我意识薄弱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日本传统体系也好，还是近代西方体系也罢，现在的青年们，在没有经历过任何一种自我意识强化体系训练的前提下，就草草迎来了青年期。

　　《我是个什么东西》里的学生运动家，只是在一种“想要破坏日本式的一切”的冲动的驱使下盲目行动的人而已。也正因为他自己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了学生运动一无所成，最后，只落得和小说主人公一样的被“母亲”所挽救的命运。

　　还记得在那个学生运动相当激烈的时期，有个学生因为在接触他人时会产生不安，所以很少外出，连学校也只是偶尔去几次而已。然而一次他去学校时，正赶上学生们在召开一个类似于学生大会的活动。他身后的人告诉他，学生领袖正在宣读貌似是教授会给学生们的答复之类的东西，旁边的另一个学生则在表达着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之类的意思，整个集会带给参与者一种莫名的安心感。

　　这时，他突然被一阵不安所侵袭，进而脱口说出了一些过激的意见。没想到大家竟然为他鼓起了掌，这之后他就被推选为了学生领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剑拔弩张的外部不安定环境下，他反而可以冷静、顺畅地行动，而当事态趋于平静时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则不断加深，以至于让他在与人接触时都会感觉到恐怖。也就是说，外界的安定会引起他内心强烈的不安。这种“安定中的不安”可以说是青年期的一大特征。不安定的感觉，与这个时期更加吻合。

　　对于大人们构筑的体制中的矛盾与缺陷，青年们利用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去攻击。这个时候青年的意识形态与现有体制的冲突往往是尖锐的，而往往最后失败的是现有的体制。这个时候，体制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对新的意识形态进行弹压。正因为上述过程反复发生，因此，青年们就被贴上了“反抗”与“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青年人，则被看作是“完全没有青年的样子”。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一种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终结”[12]的潮流席卷了全美。十年后，日本也随美国之后出现了同样的社会倾向。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青年们将某种意识形态像标枪一样投向成年人的场面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经常被青年人当作“反抗”对象的大学老师，最近也开始哀叹现在的青年们无精打采的，完全“没有个青年的样子”。其实发出这样哀叹的老师，在之前学生大规模“反抗”老师的时候，也不会表现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现在的大学生们不会再谈什么“意识形态”了，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去上课，甚至会出现对“校方停课”表示不满的学生。

　　贝尔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在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励志于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的思想与能量，已经渐渐被国家机构与政府政策所吸收。因此，社会中不再存在意识形态对立的激化

　　贝尔的想法还是过于单纯了。首先他自己恐怕都没有注意到，他所说的“学习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必要的知识与技术”的意愿，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意识形态。也许，在贝尔看来，科学知识是“正确的”，因而与意识形态什么的没有关系。然而，这样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加以判断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在过去，青年们会针对成年人的非合理性进行攻击。他们认为很多传统的行为都不过是迷信而已，应该通过社会的近代化去改变它们。然而，现代的青年们，却以超自然现象为武器，反过来去攻击成年人的合理性。但非常遗憾的是，现代青年们的力量并没有过去青年们那么强大。这是因为现代青年们并没有关于超自然现象的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青年们生活在为了“融入这个体制而不得不努力”，以及“为了改变这个体制而不得不努力”的两种心情的交会之下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当然，即使对于那些后一种心情较强的人来说，他们首先想到的也应该是“正确认识自己，重新构建一个可以正确包容自己的世界观”这件事，而不是将“反抗”的行为表现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