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

例外状态最为清楚地揭示了国家权威的本质。决断在这里与法律规范分道扬镳，若用一个悖论来表示就是，权威证明了无需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法律

　　我们考虑一下例外状态的极端情况：德国在1933年2月28日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紧随其后的便是纳粹党的掌权。这条法令只是说：“帝国宪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条暂时无效，直到有新的指示”（这条法令在纳粹整个执政过程中一直生效着）。这条简要声明既没命令也没禁止任何东西。但仅仅通过悬置宪法中有关个人自由的法条，就已经不可能知道或者讲清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了。集中营那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它们就源自法律的不可形式化所敞开的空间中。这意味着在例外状态下，法律不是被制定为一个新的规范整体，带来新的禁令和责任，而是仅仅通过它的不可形式化来制定自身。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不愿作的恶，我倒去作”）极为清晰地洞见到，一个人在面对律法时处于万分痛苦的境况中，这时的律法已变得完全不可遵守，而且仅仅是一种普遍的归罪原则。

　　摩西不是简单地说了句“不可贪求”，而是说“不可贪求你邻居的妇女、房子、奴隶、骡子等等”——从而使诫命不可遵守而且同样不可形式化：

　　它只是一种罪的知识，一种卡夫卡意义上的审判，没有原则的永恒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