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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道格·桑德斯:无法落脚的城市(选自《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

十六岁的姜淑芳独自从广西省山上的村庄来到深圳,在一家电子厂找到工作,也在这里坠入了爱河。她的男友性格腼腆,比她大了六岁,轮班时间和她相同,但座位在另一张组装台上。他名叫骅长战,来自更内陆的湖南省。在这片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异乡的工厂群里,大多数人都是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工作生活也经常孤独又缺乏朋友,于是这对情侣到哪儿都如影随形。两年后,由于工厂倒闭,他们只好一同前往深圳的劳动机构与就业中心,找寻理想的工作机会:也就是月薪至少在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以上(两百六十三美金)的工厂,而且有两个以上的空缺。一般人也许会认为这两个年轻人会找个地方同居,但尽管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结婚并且共同建立家庭,同居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在找房子,"姜淑芳一面看着中介的租房广告,一面对我说,"可是我们宁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个房间住四到六个工友,因为这样便宜的多,也方便的多。我们如果住公寓,就绝对存不了钱。"

  她说的没错:他们如果搬出上下铺的宿舍而另觅住处同居,就会毁掉自己经由储蓄而在城市里立足发展的机会,更不可能到其他城市买房子共同生活。他们虽然交往了很久,感情也极为稳定,两人单独共处一室的次数却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他们两人都喜欢深圳的热闹生活与较高的工资,也希望能够找到方法定居在这里,但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在这里真正扎根。除了房价高的无法负担之外,这座城市的一些政策,也让外来务工人员对在这里生养小孩备感艰难,不论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都一样。理论上,这里虽然领先中国各地,并且最早废除了严格的市民户籍登记制度,但实际上,却只有具备技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居住权。在这座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占百分之十五的两百一十万人口拥有深圳户籍,所以也只有这些人的子女能够就读市内的学校。姜、骅二人根本没有机会取得户籍。他们的未来和他们想要建立的家庭,只能在其他地方落脚。对此其他的千百万农民工也都得出相同的结论。

  深圳位于中国大陆的南部,与香港隔着后海湾对望,是全球特地兴建的落脚城市当中最大的一座。直到1980年,深圳还只是一座小渔村,人口也仅有两万五千人。后来邓小平宣告这里为第一座经济特区,不受劳动力迁徙的限制,并可自由采行市场经济政策。于是,这里随即成长为一座工业集散地。根据官方资料,深圳的人口到了20世纪末已接近九百万,但实际上应该超过了一千四百万,其中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乡村移民,聚居在工人宿舍里。深圳诞生了一群繁盛活跃的中产阶级,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高科技产业链,和一所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这里是Ipod和耐克运动鞋的产地,也是西方世界许多成衣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地。

  尽管如此,就绝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今天的深圳却不能称之为一座完全成功的落脚城市。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和发展狂飙之后,深圳的发展也出现了瓶颈。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城市生活水平虽然都是全国最高,但这几年来却不断流失劳动力。这些人大多都是去往了比较接近家乡的内陆城市,尽管工资只有深圳的一半,却能够住在像六公里这样的"都市村庄"里。在每年的春节假期,深圳至少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会遵循古老的传统返乡休假,但在2008年春节后,深圳的官员却惊讶地发现有接近两百万人没有回来。尽管这座城市仍有大量的需求——这个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七十万职位空缺——却有百分之十八的移民劳动者决定离开。深圳政府的官员把最低月薪从四百五十元人民币提高到七百五,再调高到九百,却无助于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导致深圳面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工人短缺,政府于是宣布再次提高最低月薪至一千一百元人民币,这项承诺同样没有显著效果,官员对此困惑不已。有些人猜测中国的低工资制造业竞争力已然走到了尽头,但没多少人提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只要和深圳的外来民工稍微相处过,就能够理解其中的问题。这里有数百万工作人口在密集的公寓区买了房子,带着家人定居下来——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具备专门技术的商人、工程师、白领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对于平凡的工厂打工者而言,这是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梦想。此外,这里的外来移民也不像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那样能够开设小商店或小工厂。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与重庆,乡村移民都聚居形成上千上万人的村庄,其中的居民主要来自同一地区——例如六公里就是这样。在这样的社区里,他们可以找个简陋但还能居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然后在一楼的店面开家小店铺、小餐馆或小工厂,就和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样。

  这种自主形成的社区在深圳已不复存在。2008年,我原本想要走访深圳仅存的一座这种村庄,叫做民乐村,位于深圳西北部的郊区,结果却发现只剩下一片早已夷为平地的狭长土地,那块土地上正在兴建更多密集的公寓大楼。这些小公寓对于月薪五千人民币以上的白领而言也是勉强才能负担得起的住宅,对于一般工厂的打工者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座村庄的打工者们丧失了他们的店铺和住宅,于是都搬回了原本的乡村。这种模式不断累积起来,就在深圳形成了重大的危机,导致数以百万的打工者流向充满落脚城市的内陆城市,而不得不提高基本工资的做法,又导致成衣制造业的订单因此流失,被达卡等其他工资较低廉的城市夺走。

  这项危机在2008年因为大批的农民工出走而达到高峰之后,中国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暨农村专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干预措施,震撼了深圳市政府的相关官员。秦晖向深圳官员发表演说,宣称这座城市若要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发展。"大城市存在这种地区一点都不可耻。恰恰相反,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如此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够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他对深圳官员说道,"要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在指定区域里自行搭建住宅的自由,从而让他们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建立这些地区,大城市即可更加体贴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态,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福利。"他提到了一亿四千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全年都不得不和他们的一亿八千万名家属因异地相隔而造成的性压抑的危险现象,并且指称深圳的市民包括官员,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想要在城市压榨了他们宝贵的青春之后,把他们统统赶回原本的乡村。他说,当前的"乡村移民没有搭建住宅的自由,也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中国应该终结这种自私的现象。"

  在世界各地,学者与官员都开始理解到农民移民社区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而不是必须消除的问题。过去十年来,官员的态度已出现了大幅改变。但是,夷平落脚城市的贫民窟仍是孟买与马尼拉这类城市当中极为常见的做法。这种拆除行动摧毁了落脚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功能。遭到驱逐的贫民窟居民就算获得安置在公寓大楼里——这是亚洲与南美洲常见的做法——也不能够再依照社区的需求而开设店铺、餐馆和工厂,而且也无法重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有机网络。这些人从此失去自立自强的能力,他们的社区发展也因此陷入停滞。

  2005年,孟买展开了一场拆除贫民窟的激烈行动。这些贫民窟占据了孟买百分之十四的土地面积,例如铁轨与机场的边沿或是国家公园,聚居了全市一千两百万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但这场拆除行动的打击对象却明明白白是落脚城市的核心价值。孟买官员帕提尔向记者表示:"我们要让这些人对肆无忌惮的迁徙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心生恐惧,我们要阻止他们涌入孟买。"

  当然,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不到一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又都得以重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北京市政府在1999年开始推行城市美化运动,拆除了两百六十万平方米的都市村庄,全都是由外来移民搭建的住宅、餐馆、市场和商店,结果这些社区不久之后又再度出现。可以这么说,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无用功。拆除贫民窟的行动虽然深受媒体瞩目——实际上也应该如此,因为这种做法造成的苦难极为深厚——但现在也极为罕见: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亿人,每年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人遭到拆除行动影响。那些蛮横的城市规划者虽然永远不会消失,但宏观事实毕竟无法推翻: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而且自发性的有机方式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经济体才能达到最佳发展。城市都想要外来移民,而且不想沦为和深圳一样的命运,变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成为一个没有人称之为家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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