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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迷

摘录:姆拉顿·多拉尔 : 权威的未来(Mladen Dolar, 原文来自The Philosopher)

我们首先可以提问,权威是否存在于历史上的某个时刻?自古以来,人们就抱有这种基本态度:权威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后来却衰落了。打个比方,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假设,人们生活在危机的时代,必须阻止这种衰落,重建正确的权威。或许,这种现象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人的境况:权威面临危机,社会的坚实基础不复存在。曾经有那么一个正确的过去,可是,当下是退化的、衰落的、沉沦的。人们总是来得太晚。由于权威的转瞬即逝,我们不禁哀悼起来。在传统上,谈论权威的主要方式就是哀悼。

  当然,这种故事有模棱两可之处:一方面,它可能引发人们怀念失去的事物,呼吁人们修复、弥补、挽回、重塑权威。另一方面,它可能引发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因为权威本身意味着等级和服从。这样一来,哀悼权威的挽歌,变成了一首废除权威的英雄史诗(heroic saga)。于是,定义现代性的感觉,不再是权威不复存在的感觉(过去谈论权威的方式),而是一种让我们自由呼吸、重获独立的感觉。我们无法不偏不倚地讨论权威,要么选择“保守”(恢复权威),要么选择“进步”(废除权威)。

  今天宗教和传统已是明日黄花,而权威一枝独秀——这个埋在地底下、没有根基的权威,反而更加难以对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故事,是权威衰落后得以幸存的故事。令我们束手无策的,可以说是权威的游荡(haunting of authority)。

  阿伦特给出了关于权威性质的另一条有用线索。她把权威放在两者的对立之中:一方面,权威不能简化为强力和暴力(如果使用暴力,权威本身就失败了),另一方面,权威不能简化为说服和论辩(权威不能由理性维持)。她把权威放在两个看似独立、互斥的领域中:一边是暴力、强力、强迫、权力,另一边是论辩、理性、说服、逻辑、证据。总而言之,强力vs.言语?暴力vs.论辩?真实vs.象征?我们可以肯定,二者不是全然独立的——每种暴力行为都是通过话语来固定、准备、合法化的。说服和论辩通常包含了潜在的威胁和命令,用话语来维持和伪装潜在的暴力(威胁像一种被推迟的暴力,被推迟的这个时间间隔成为象征力量的场所。由于象征力量,实际的暴力可以无限推迟,但是像最后通牒一样在我们的视线中)。潜在的威胁和命令不是理性论辩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威胁和命令是通常支撑话语的事物。通过威胁和命令,话语只需要用象征手段,不需要外在的强迫,就能够施加约束和屈从。

  权威作用于一个不是强力或理性的场所,可是它又不外在于强力和理性。如果说权威不能简化为二者,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权威?在这一点上,“权威失落的问题”问题,遭遇了“理性权威的问题”。后者恰恰是启蒙运动的计划。

  康德提出了一种策略性的妥协,我们可以暂时服从当前的权威,只要他们允许理性的公开运用(讽刺的是,他建议我们服从开明统治者腓特烈大帝的权威)。

  在阿伦特的答案中,理性应该重新提出权威问题,消除一切强迫。可是,理性可以自我维持吗?谁来保证它的权威?权威纯粹是话语性和内在性的,纯粹基于论辩?理性可以自我确证吗?谁让理性有说服力?启蒙运动胜利之后,为什么现代性还困扰于权威的鬼魂?外在的、超越的权威形式失落之后,权威的内核没有随之消亡,而是以更棘手的面貌出现。权威带着复仇卷土重来。这种现象带有弗洛伊德“被压抑者的回归”的元素。这些准权威(quasi-authorities)取代了已经失落的权威,完全无视理性的根基。

  吕格尔是臭名昭著的民粹主义领袖,通过恶毒的反犹言论上台,甚至成为年轻的希特勒的榜样。吕格尔的职位,遭到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父权制权威之下的最后一位欧洲统治者)强烈反对。弗朗茨?约瑟夫害怕这个暴发户。虽然他四次拒绝任命吕格尔,但是,他最终屈服于“民主的压力”。弗洛伊德与吕格尔的偶遇,是原反犹分子(arch-anti-Semite)和新学科创始人的一次面对面。它预示了20世纪将要发生的诸多事件。它很好地说明,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必须面对、应付一种新的权威类型:君主、主权、父权制、宗教的权威形象失落之后的民粹形象。

  有一种乐观的假设,认为理性总会大获全胜,不管人们如何压制它。但是,这种乐观被另一种认识抵消了:自我欺骗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很容易压倒真理和理性。

  精神分析提出的对策是一种温和的对策——在个人层面“介入”权威,在实验室环境中“治疗”权威。如果移情(transference)不是对付权威、推翻权威,那么,它是什么?不过,如果我们不动员整个共同体,不发起普遍的行动,那么,这种“一对一”的介入是不够的。精神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个体治疗实践可以产生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批判性社会理论。精神分析是否/如何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先搁置一旁。

  知识从来不是唯一的权威,往往屈服于棘手、匿名的权威。这些权威奠定了知识,决定了知识的目标,以至于科学和知识进步本身成了一种不可控的盲目力量,偏离了它本应倡导的自主的理性。这种进步渗透进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进步,既产生不可否认的正面效果,同时又产生、推动了新的支配。像阿伦特说的那样,把权威彻底交给知识的做法,很容易变成强迫的工具。

  人们老生常谈的做法,是一种捷径、一种妥协:我们应该保留良好的、有益的、可以确证的权威,消除有害的权威。我们应该保留权威的优点,消除它的缺点。人们喜欢区分“威权”和“权威”,威权是坏的,权威是好的。权威是基于善良意志和理性的,没有强迫和外在的施压。可是,我们真的能这样区分吗?我们能避免权威本质上的模棱两可吗?这个问题很快就导致了无咖啡因咖啡、无酒精啤酒、无脂肪培根这些事物(齐泽克最爱用的例子)——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自以为保留了无害的部分,消除了不安的部分。可是,这种想法忽视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不安的部分始终存在于事物的核心。根本不存在什么捷径。想要提出一种没有危险、没有害处、可以确证的权威,这纯粹是一种幻想。

  信息越多,知识越没有权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爆炸,我们或许日益远离了“人人都有的真实而无可辩驳的经验”,日益远离了共享经验的共同世界。这是因为,信息的传播容易被假消息、谣言、阴谋论所抵消,而且孤立的认知“泡沫”滋生了偏见和敌意。这让人想起了福柯,他一生都在考察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考察知识权威与权力机制的密切联系。但是,在生命晚期,他恰恰回到康德的《启蒙是什么》,认为启蒙运动的立场或许是启蒙造成的毒害的最好解药。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再相信,知识和科学的进步会自行消除虚假的权威。不同于认为“我们只需要用专业知识来解决所有麻烦”的后政治理念(post-political idea),我们实际需要的,恰恰是重新发明已经无人问津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我们不禁要学阿伦特一样,问一问“政治是什么”。阿伦特所说的权威的消失,恰恰是现代政治的历史前提——这种政治不再依赖对权威的信任,而是介入各种不确定的斗争和对抗。归根到底,启蒙运动的理性计划想要成功,离不开一个彻底取代权威的政治计划。在如今新自由主义成为共识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哀悼权威的消失,而应该思考真正的政治的消逝,思考真正的政治的不断被抛弃。

  新冠疫情可以被视为权威问题的一个试金石。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权威、医学和流行病学的权威,迅速研制出疫苗。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权威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效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疫情不仅仅是疾病的传播,而且是一面放大镜,说明我们病得多重:财富和收入差距、性别不平等、老人的无人照料、朝不保夕的工人、民族和种族歧视。这些对抗是政治介入的场所,而不是医学(以及其他)知识的场所。

  权威不仅依赖于意志和决断,而且依赖于知识和理性。或许,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它的不可能性与它的紧迫性是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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