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之三）

女工工会活动活跃性的源泉

70年代，元丰、东一、Y.H

商事和其他几家纺织和电子工厂

的劳工斗争，显示出韩国女工令

人吃惊的反抗压迫精神，尽管各

方面的情况对她们都很不利。从

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女工的

先锋作用，为韩国民主劳工运动

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当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

忽视。毕竟，正是那位男裁缝全

泰壹通过自获致死而发动了强有

力的劳工反抗斗争，而正是他的

同事即平和市场的男裁缝组织了

第一个独立工会并向人们展示了

走向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道路。

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纺织

的）柳东佑和（元丰纺织的）方

塘锡等，在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

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然而，这

一时期是女工高举着民主工会运

动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会化斗

争的劳动纠纷当中，绝大多数是

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由妇

女占大多数的出口行业的女工领

导的。甚至在独立工会运动由男

工领导的地方，女工也是斗争的

主要参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现出

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决心、团结

和复原力(Yu Dong-woo

1984,126~130）

因此，韩国女工活跃的情况

与出口行业女工的常见特征是矛盾的。

药局太太的画风很好辨认 她也吐槽过这部漫的主角和《죽여주는 복수선어(绝谬的复仇宣言)》的长得很像[笑cry]不过《前夜祭》的连载完全免费 如果喜欢可以多多去平台点赞支持作者[抱一抱]

有关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文

献通常强调她们受到国际资本

（超级）剥削的程度和因低工

资、市场多变性、性压追而受到

损害的程度(Elson and Pearson

1981；Fernandez-Kelly

1983；Kung1976:LindaLim

1978:Safa1981）。亚洲工厂女

工的主要形象是顺从、被动、对

产业工作的过渡性参与和对工会

活动缺芝兴趣。这些出口部门的

年轻女工被冠以“工厂的女儿”或

“孝顺的工人”的名称，并且被描

绘为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

制，而且受到在产业组织中得到

复制的家长制传统文化的控制

[Salaff 1981:Wolf1992）。同

样，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大多数的

轻型制造部门的特征，也被概括

为工作变换率高、工会活动不活

跃、劳工行动很胆小或者没有效

果（Deyo 1989,187~196）c

最近，一种新的观点出现

了，它反驳了那种有关国际化生

产体系中女工很温顺的形象。人

们已经承认，女工不仅仅是资本

主义和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

也作为活跃的动力抵制和抗议压

追性的结构（ong

1957:Milkman1993:chhachhi

andPittin1996）。阿米塔·扎奇

和勒尼·皮亭认为，“妇女已经组织

起来捍卫、扩大她们的权利并改

善她们的状况，甚至在工人尚未

组织起来的部门和通常被视为工

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自由贸易加工

区中也是如此”（chhachhi and

Pittin1996,24）。E因此，正如南

壮林（音）认为，有必要认识到

亚洲妇女在工作场所经验的两重

性：既受到压追也进行反抗

Cjeong-lim Nan 1996,328）

因此，这些有关女工的新文献正

在试图摆脱“过于经常往有关女工

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学色彩

（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情况，

明确支持了观察重点应当转变的

观点，即从将女工作为受害者观

察转变到观察她们的反抗和组织

活动。在工会运动方面，韩国女

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要积

极得多，进取心也大得多。她们

不仅以不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或以

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进行抵抗

而且参加并领导了与奇酷的独裁

主义直接对時的基层工会运动

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成为韩国

工人运动这一早期阶段的领导力

量呢？

在少数直接考察这个问题

的研究中，南壮林的研究指出了

70年代韩国女工工会活动活跃的

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结构条

件有关：“女工集中在少数几个行

业，她们经常受到性别歧视，是

在工人中培养集体意识的基础。

年轻的妇女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

地区。关系密切地住在宿舍区

里，会形成共同的理解和某种姐

妹感”（Nam1996,331），第二

个原因是“参加劳工斗争的相对较

低的成本”，“因为在这些条件

下，年轻、单身的女工不会因参

加劳工斗争而失去太多”。第三个

原因是可以利用的“通过个人努力

来为她们（女工们）的经济利益

服务的机会很少”。

南壮林因此认

为，相比之下，“韩国男工得到了

更多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提拔和提

升的机会，这为与管理方的合作

提供了刺激因素”（332）。

虽然这三个原因对理解妇女

为什么参加劳工抗议有帮助，但

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韩国女

工在70年代发挥了领导基层工会

运动的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因素

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

H。另外值得探讨的是，在南壮

林提出的因素当中，有些可能起

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年

龄较低时便退出劳动队伍（即不

会失去太多），恰怡有可能使她

们对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她们的条

件的长期性改善兴趣较小，无其

是，这种集体行动还包含着很大

的个人风险（此外，从个人安全

和家庭保障方面看，女工要损失

的东西相当可观）。

至于第三种

因素，应当承认的是，在韩国工

厂中，不仅女工而且男工得到提

升的机会都十分有限。还值得质

疑的说法是：由于妇女在劳动岗

位市场中的地位，她们比男子谋

求采用个人主义手段向上流动的

可能性更小。事实上，更常见的

是，妇女寻求通过婚姻实现向上

流动（尽管现实总是与这种愿望

不符）。

那么，造成韩国女工在70年

代和8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中发挥

异乎寻常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轻型制造

行业的女工与进步教会组织之间

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我们已经

看到，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

争都与教会组织有联系并得到它

们的帮助。甚至在工会活动分子

起初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

情况下，抗议者在斗争的过程中

也寻求得到知识界团体和教会团

体的帮助，Y.H.商事工人的抗议就

属于这种情形12]。都市产业宣教

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主

要集中在首尔一仁川地区女工占

主导的轻型制造行业，而70年代

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与它们在产业

界的布道有着密切联系。

70年代

的工会运动集中在京仁地区，与

教会组织的产业布道集中在这一

地区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果

教会组织没有卷入到劳工领域，

妇女是否会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

挥这样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值得

问一问的有趣问题。我的猜测是

可能不会。

接受过我的访谈的70年代工

会活动分子同意这种观点。就东

一工人斗争写过一篇精彩记录的

石正南说；“外人（教会领袖和知

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

我们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发的或

由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他们的帮

助，被压制踩蹈的工人不会自己

加入劳工运动。正是由于他们给

予我们深深的人道关怀、给了我

们勇气，我们才这样做。他们为

我们提供了出路”（2000年3月29

日访谈）。另一位70年代的工会

活动分子金志宣[131，曾与其他5

名工人一起发动1978年在汝奖岛

广场全国感恩节礼拜仪式上的突

然抗议活动，她也承认教会团体

和知识分子在斗争最初阶段的关

键作用：“当社会中谁也不把我们

当人看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了真

正的关心，将我们作为应受尊重

的人对待。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

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真正关心我

们和满腔热情帮助我们的人感到

深深的信任和赞赏。我们有一种

感觉，如果跟随他们，一切都会

好的。”（2000年7月访谈）。

无论是石正南还是金志宣的

评论，都为解释为什么是女工而

不是男工与教会组织形成了一种

特殊关系提供了线索。首先，教

会团体对女工表现出更大的兴

趣，因为她们是受压追和受剥削

最深的。正如赵和顺牧师所说，

女工是所有人中最异化和最受压

追的”（1988.135）。产业布道以

这些受到最严重剥削、最无依无

靠的工人为对象，这是自然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对年

轻女工也怀着这种博爱主义态

度，把她们看做脆弱、易受伤害

因此需要保护的人。第二个相关

的因素是，对产业布道来说，轻

型制造部门比较容易进入；而要

进入大型重工业工厂则要困难得

多。由于这些原因，面向劳工的

布道活动大都集中在女工构成劳

动队伍占多数的产业部门。

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女工

与男工之间对教会团体活动开放

性之间的差异。首先，女工比男

工更有可能参加教会活动。尤其

是，女工对参加教会领袖组织的

小组活动更感兴趣一教会与劳

工联系的主要途径是这些小组活

动而不是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

为什么妇女对参加这些活动更感

兴趣呢？我们可以想到几个原

因：与男子相比，女工在工厂中

有更大的心理和情感苦难感受

因此对精神安感有更大的心理需

要；作为工人，为了补偿她们的

自我认同受到的损害，她们有获

得教育和文化体验的渴望；她们

参加多样化的业余休闲活动的自

由较少。不过，金志宣还向我指

出了另一个因素——妇女比男子

在人类关系方面总的来说更加具

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因此她们对

与陌生人一起在教会参加不熟悉

的社会活动的内在抑制性较小。

当这些妇女是基督徒时，情况无

其如此。在她看来，相比之下男

工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硬和具

有等级观念”，对参加教会组织的

小组活动或其他活动感到比较不

舒服，除非他们自己是基督徒

（2000年6月访谈）。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首尔-京

仁地区参加教会团体和学生组织

的小组活动的女工数量相当多，

这是事实。通过这些活动，她们

中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

对工作场所的不公正有了更强烈

的意识。

渐渐地，这种新的意识

发展成工会意识，发展成通过她

们自己的努力建立独立工会来解

决她们的问题的集体决心。

七70年代劳工运动中

的性别问题

鉴于女工是70年代和80年代

初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行动

者，因此观察一下女权问题在她

们的斗争中有多重要是很有趣

的。各种资料来源显示，这些问

题在当时并不重要；事实上，直

到80年代中期，女权问题实质上

在所有劳动纠纷中都没有反映。

即使是在由女工领导的几场组织

良好、相当具有战斗性的劳动黑

工中，如在元丰、东一、Y.H.商事

的黑工斗争中

A4、基督教会支持工会运动；动员男工破坏女工主导的工会

（在70年代末之前，学生对劳工

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

与对工人的问题高度同情但

组织上却很薄弱的知识分子不

同，教会组织在向工人提供支持

方面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

有着国际性的网络和国内的组织

结构。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国际

立场，基督教会比知识分子和政

治异见分子更安全，易于避免遭

到国家机器利用红色标签进行意

识形态审判。尽管基督教教会领

袖也未能免遗安全力量的意识形

态指控——他们事实上曾是意识

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70年代曾

有很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

产业宣教会的领导人被速捕、拷

打和监禁——但教会组织在抵抗

意识形态审判方面比其他群体要

处于强得多的地位：进步教会积

极参与基层工会运动，必然引起

韩国劳总与教会团体之间的故

意，教会团体曾严厉批评官方工

会领导卖身投靠政府[6]。

三东一纺织公司的工

会斗争

不用说，70年代的新基层工

会运动面对的周围环境是敌对

的。雇主不打算接受独立的工

会，特别是那些被怀疑与外部组

织有联系的工会。他们利用各种

可能的手段——强扰、威胁、赌

路，从政府控制的产业工会那里

得到帮助等一—阻止组织独立工

会或改造管理方控制的工会的企

图。当他们无法阻止建立独立工

会时，他们接下来采取的手法是

将它们改造成公司工会。为达到

这种目的，最喜欢采用的手法是

动员男工起来破坏由女工主导的

独立工会。

因此，70年代的民主

工会运动的特点是男工与女工之

间的剧烈斗争。在70年代数起重

要的工会斗争中，最富戏剧性和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仁川的东

一纺织公司工厂的斗争。在劳动

密集性出口行业的其他女工占大

多数的工厂，如元丰、邦林、东

光、三儿、半岛、科龙、

Signetics、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

厂7]，3女工的斗争也同样意义重

大。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能讲

述东一的例子（这里的介绍主要

依据的是以下文献：Dongil

pangjik pokjiktujaeng

wiwonhoe1985；SukJung-nam

1984:choWhaSoon1988）

插图四20世纪70年代晚期东一纺织公司的

前面提到，东一纺织公司的

工会领导权于1972年为参加过都

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的小组

活动的妇女所夺得。但通往民主

工会之路是曲折的。工会活动分

子必须克服管理方的大量强扰、

虐待和赠路企图。她们被安排额

外的工作，被调到最辛苦、最低

下的工作岗位，受到性强扰，因

很小的差错而遭到严厉训；或

者受到利诱，例如：厂方做出承

诺，如果女工退出工会活动的话

将得到提拔或给予额外奖金等奖

励。

强扰只是东一公司管理方企

图追使工人退出工会活动或退出

都市产业宣教会小组活动最初来

用的方法。面对女工的顽强抵

抗，公司后来采用了一种更恶毒

的策略：策动男工夺取由女工主

导的工会的领导地位，并将工会

转变成公司御用工会。

1976年7

月，当新的工会选举即将按计划

进行时，一批男工在厂方充足的

财务和组织支持下，赌路其他男

工并试图桐吓比较胆小的女工，

以便选掉当时任职的领导。这批

人的领头者高道永（音）玩弄法

律花招，串通警方以行为不端和

爆动工人医工为罪名速捕了工会

主席（李英淑）和秘书长。7月23

日，在工会最高领导缺席并将23

名车间女工代表排除在外的情况

下，24名亲管理方的代表紧急开

会，选举高道永为新的工会主

席。就在这些欺骗性的选举进行

的同时，厂方将女工反锁在宿舍

里，宿舍门口用木板钉死。然

而，惯怒的工人撞开门或从砸开

的窗户跳下，纷纷涌进工会大

厅。第一天，大约200多名工人参

加了静坐医工。第二天参加人数

增加到800人，另外300多人则在

工厂大门外医工，因为她们已被

禁止进入工厂。公司方断电断

水，不让把食品送进去。但尽管

如此，这些工人并不退缩，而是

继续黑工，要求释放她们的工会

领导人并宣布这次非法选举无

效。

第二天，即7月25日，东一公

司工人发动了一场极其令人吃惊

的、富有戏剧性的反抗，这场反

抗可能在世界劳工史上也是独一

无二的。当天下午，数百名防暴

警察开进工厂。这些穿着蓝黑制

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出现令人

感到恐惧（见插图五）。一些妇

女因害怕而哭了。当防暴警察向

工人接近时，医工的女工们开始

脱去衣服，半裸着身体站在武装

警察面前。

事后一名工人报告

说，当时在惊悦之中，一名工人

悄悄地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男人

们不能碰脱了衣服的女人，即使

他们是警察也是如此”(Suk

Jung-nam 1984,49）。500~800

名半裸着的妇女手挽手紧紧地站

在一起，唱着工会会歌，周围是

口脸目呆的警察和男工。一个名

为石正南的男工后来精彩地描绘

了这一场面：“面对这样一种巨大

的威胁，这是我们最后的反抗，

是一种自发采取的行动，没有羞

肌和恐惧。在武装警察和男工的

围攻中，我们裸着上身手挽手紧

紧地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比钢铁

还要强硬吗？谁敢碰这些人？她

们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一

颗轻轻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

【1984.49）。面对这种令人难以

置信的场面，警察一下子惯住

了，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

他们冲过来，打乱抗议者的队

形，抓住尖叫着的女人的头发，

将她们摔到地上，并塞进警车

里。在与警察战斗时，很多妇女

全身暴露，但是，正如她们后来

写道，她们不感到羞址，只有眼

泪、惯恨和强烈的患难与共的感

觉。警察速捕了72名妇女，但200

名左右其他女工裸着身体躺在地

上，试图挡住汽车，还有一些人

步行跟着汽车到达警署。几名女

工因严重擦伤被送进了医院，两

名妇女后来发展成精神错乱。

资料来源：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 Sajin Y

插图五令人恐惧的防暴

这些工人的巨大性，并没

有很快换来胜利，但至少阻止了

厂方指定的男工接管工会。管理

方继续实行其将工会活动分子与

普通工人分隔开来的分裂策略，

并试图让工会处于瘫痪状态。为

了与之斗争，工人向全国性工会

全国纺织劳组”请求帮助。令女

工失望的是，全国纺织劳组事实

上是一只疫滑的狐狸：纺织劳组

的代表（一名男子）与公司管理

方背着女工达成了秘密交易，建

议该公司工会将非体力工人吸纳

为会员。这表面上是调和两个对

立的体力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是让男监工控制工会的一

种巧妙的策略。

随后，工会领导人意识到，

靠自己同政府与管理方联手的力

量斗争，她们是无力的。她们的

战略是广泛宣传她们受到的不公

正对待，希望给管理方带来压

力，这也是70年代韩国工人经常

采用的战略。

1977年2月，东一公

司工人在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明洞

天主教堂文化中心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她们将她们的计划称为“东

一事件的外科手术”，向大众媒介

和民间组织发出了邀请函。邀请

函中将12个基督教组织列举为她

们的赞助者，包括：都市产业宣

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基督

教妇女组织等。在她们附在邀请

信上的声明中，工人写道：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

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

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

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

下为能像（受人尊重的）

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

要像人一样生活，尽管我

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

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

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

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

正，我们进行了链而走险

的斗争，难道我们做错了

吗？我们想悬请你们做出

判断。请给予我们姨概的

鼓励。(Dongil pangjik

pokjiktujaeng

Wiwonhoe1985.73~74）

这一次，工人胜利了。在原

定进行“外科手术”的前两天，警

察释放了被捕的工会领袖，政府

劳动事务课让公司准许工人进行

一次新的选举。在1977年3月31

日进行的新选举中，一位名为李

总角的妇女当选为工会主席。对

于为了掉卫代表自己的工会而进

行如此限苦一斗争的女工来说，

这是一次甜蜜的胜利。

然而，她

们享受胜利的时间并不长。她们

的对手加紧了对新工会领导的攻

击。管理方利用各种手段追使工

人退出工会，并继续强扰工会活

动分子。而且当这些手法无效

时，他们使用了一种更恶毒的方

法；将活跃的工会领导人描绘为

亲共组织的使属。1978年2月，公

司向工人散发一份题为“都市产业

宣教会想要什么”的小册子。这本

书指责都市产业宣教会以宗教组

织为悦子，实际上是用从国际共

产主义组织那里得到的资金运作

的；都市产业宣教会典型的活动

形式，清楚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组

织的特点；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

劳动冲突稳步增多，国家加强了

对面向劳工的宗教组织和知识分

子组织的攻击。除了向工人灌输

反对都市产业宣教会的信息之

外，安全机构还速捕了几名都市

产业宣教会的负责人，包括赵和

顺牧师，指控他们从事亲共活

动。韩国中央情报部人员还冲进

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

究所搜查并速捕几名研究人员，

指控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这两个机构在培训工会活动

分子和资助亲劳工的研究方面曾

发挥重要作用。

这场意识形态宣传战为管理

方攻击工会领导人和分裂工人提

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与厂方合

作的工人（主要是男工，也有几

名女工参与）声称，他们能拯救

这家公司的工会，他们的自标是

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会。1978年，

代表亲管理方男工竞选工会主席

的一名妇女在散发的一份传单中

问道：“在目前这个极其需要自

主、独立和切实可行的劳工运动

的时期，为什么我们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