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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迷

摘录琼·柯普伊克 : 读我的欲望:拉康对抗历史决定论者(文章来源于译窟,陈荣钢译)

1968年5月,一个愤怒的法国学生在索邦大学一间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结构不会上街游行。”这句话立即成为学生表达不满情绪的口号。这句话相当于华兹华斯(Wordsworth)名言的现代版本:“起来,起来我的朋友们,放下手中的书本。”

  不过,这句法语口号不像后者那样萦绕着矛盾的情绪,它指向一种特定而本土的知识论形式——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在学生们的眼里,结构主义已经死透了,因此完全无力应对他们所处的、紧迫而混乱的事件所带来的理论挑战。

  人们谴责结构主义的普遍化设定,谴责它固守空洞的、奄奄一息的形式,这些形式被认为已经到位了、沉降了。这种学生反抗的动力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无意间颂扬了结构主义有意排斥的东西——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最自发和具体形式的特殊。

  1968年以后,这种颂扬被固化为一些概念。“平民”(“pleb”)是这些概念之一,它对政治话语的某种倾向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直至今天,在“多元文化主义”或“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平民”这个概念又回来了。

  这个概念首先由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提出,他用它命名那些“有可能破坏一切普遍化权力结构的特例”。“平民”体现在工人、学生、移民身上,体现在所有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穷困潦倒、毫无价值的人身上,这些人被认为拥有“从苦难与抵抗的现实中产生的直接知识(knowledge或connaissance)”。

  根据这一定义,任何“源于”平民的话语都认为具有政治价值和正确性,并且这些话语被自动地排除在当权者的话语之外

  格鲁克斯曼的“平民”概念借鉴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自由主义思想,福柯也将格鲁克斯曼的“平民”概念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不过并非全盘接纳。福柯在接受《逻辑悖反》(Les Révoltes logiques)杂志采访时对“平民”提出了如下警告,他将平民描述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把“平民”视作历史的永恒基础......每一次起义都是下一次起义的温床。毋庸置疑,“平民”没有社会现实,不过确实总有一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权力关系。在社会主体中,在阶级中,在群体中,在个体本身中,这些东西压根不是顺从或反动的原料,而是离心运动,是逃离的反向动能。衡量平民的标准与其说是权力关系之外的东西,不如说是权力关系的限制。从平民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认为它可以在任何方面与一些将平民实体化的新民粹主义或一些以基本权利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混淆起来。

  福柯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接受了新民粹主义的权利定义,根据该定义,权利被理解为自我主义和自主个体提出的要求,就是说,他们知道,而且有理由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首先,这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明智与智慧不再是“平民”概念的实质。平民成为完全没有内容的东西,因此在结构上不可知,不可想象,当然也就不可历史化。平民的抵抗不来自某个外部的点,而是来自权力系统的限制,因此不能被它吸收。

  不要怀疑福柯对特殊性的强调就会让他和他谴责的新民粹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怀疑站不住脚。因为福柯不关心宏观历史忽视的“小人物”,而是关心产生这些人的、小规模权力关系系统的微观运作。虽然他可能总是关注细节,但他研究的最小单位从来不是简单的、可分隔的点,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位置,而是一种关系。

  与那些试图通过从外部介入、引导和扭曲某一社会现象的权力系统来阐释某一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理论相反,福柯分析了贯穿于现象本身的内部权力系统。例如,从18世纪开始,各种科学文本开始编纂无数形式的性变态,并指导父母、教育者、行政人员和医生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其害,这些文本不是压抑性权力的法令(以结束这些私人行为为目的),而是成为权力网络的一部分,通过将性构建为自我(self)的秘密核心,增加个人之间的接触点或接触关系形式。

  换言之,权力不再被福柯视为一种施加于社会的外部力量,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是构成社会问题本身的、“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不平衡关系网络。现在,社会与权力关系的制度一致,前者因此被认为是由其自身结构的,而不是由外部力量结构的。

  福柯似乎把我们的观点翻了个底朝天——语言甚至被否定了。他相信,每一种形式的否定或抵抗最终都可能助长权力系统,或被它挑战的系统吸收。因此,“你不应该做X”的禁令必须阐明X是什么,必须激励我们思考X,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以确定我们是否犯有X罪。甚至否定也变成了承认。

  让我们回到1968年5月,那时,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不再书写他们的革命口号,而是怀着疑惑和愤懑的心情看着他们的一位教授在黑板上画出四张神秘的图示,也就是所谓的“四种话语”。

  四种话语:主人话语,大学话语,歇斯底里话语和分析师话语

  这位教授就是拉康(Jacques Lacan)。聚在他周围的学生不假思索地认为,眼前的内容正是他们反对的结构主义的缩影。但他们错了。不幸的是,他们之后的其他人将延续他们的错误。拉康的图示与结构主义者绘制的科学图示没有相似之处。他给观众呈现的是反结构主义的图示。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讲的是平等社会的结构,真正的结构,因此,它不可以被简化为不稳定的平等关系,不可以确切地获得。威胁这些关系、阻碍它永久实现的、狭隘的嫉妒和无力感,暴露了它们的罪恶根源,暴露了它们必须抹去的原因。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发展出另一种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死亡驱力(the death drive)。针对这篇文章,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阐释——弗洛伊德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反驳另一种观点,即人类都被一种快乐原则所统治。根据这种解读,死亡驱力是第二个原则,与快乐原则共同存在并相互冲突。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则占据着同一个空间,它们相互斗争。

  然而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本意。他没有质疑快乐原则的重要性,而是承认它在精神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然后,他寻求通过死亡驱力阐释这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来阐释快乐原则如何被配置。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对死亡驱力的论述与他对原初父亲的论述类似,因为两者都在回答经验领域进行病因学阐释的必要性。在第二个例子中,快乐原则统治着这个领域;在另一个例子中,统治这个领域的是一种兄弟般的秩序。

  毕竟,如果我们要从字面上理解的是欲望而不是话语,这就意味着欲望可能在言语中以消极的方式表达自己,或者社会表面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关系。正如拉康所言,一个关于惩罚的梦可能表达了对这种惩罚所压抑的东西的渴望。

  这是历史决定论所不能容忍的事实,它拒绝相信压抑,并自豪地宣称自己对欲望一无所知。新民粹主义的出现不能归咎于福柯,但他滋养的历史决定论却对抹除欲望负有责任,而这些欲望承担着证明社会外在性的责任。

  无视欲望,人们构建起一个真实的、不再是自我外部性的现实。这反过来又为格鲁克斯曼的“平民”概念的重新出现扫清了障碍(他只需公开宣布这种欲望并要求欲望的权利)。如果这本书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敦促文化分析家“在欲望中读写”,学会如何去读文化表达中不可言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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