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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书摘9:冯道、五代十国对应新型外患、福建国际贸易、契丹女真

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为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

  冯道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页。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五代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8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则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

  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的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二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7

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872年),他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907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936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competitive position)。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又能负责做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

  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人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并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镠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偃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319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之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为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

  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曾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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