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书摘3（藩镇之自主、刘晏与杨炎、王莽）

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刘秀十分迷信谶言，他曾经问过郑兴关于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12] ）的事情，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谶言。”刘秀怒道：“你不懂谶言，你能说谶言不对吗？”郑兴见皇上发怒，十分惶恐，就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听了郑兴的解释，刘秀的怒意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言所以不得重用。

　　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self-estraint）和对人谦让（mutual deference）。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

　　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9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做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边军用募兵，购买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的“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称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行动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

　　比张衡还要早约五十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之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