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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书摘1(宋朝与英国都铎王朝对照)

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500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1235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

  《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

  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

  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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