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丽安·里奇：母亲与女儿身份（节选自《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

那个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被“母亲照看”过的女人，也许会用她的一生去寻找母亲——甚至会在男人中去寻找她们。最近，在一个女性团体中，有人曾经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找一个母亲。”我本人记得有一次躺在床上的情景，旁边是我的丈夫，在半梦半睡的状态里，我觉得那个靠我非常近的身体是我母亲的身体。也许，所有性的或亲密的身体接触都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最初的身体。但是“没有母亲”的女人也许会有否定她脆弱性，不承认她感觉有任何母性欠缺或丧失的表现。她也许会花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她在“照料”其他人方面的能力——就像拉姆齐夫人照料男人一样，这些男人的虚弱让她感到强大，或者在教师、医生、政治活动家、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中表现其母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她给予其他人的那些东西正是她缺乏的；只是这总是意味着她需要其他人的匮乏，以便让她感觉自己的力量。她也许会为平等而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女人之间的平等。

　　生长在父权制社会的女人很少能感觉她得到了充分的母性；我们母亲的权力，不管是她对我们的爱，还是她为我们而作的努力，其实都是有限的。父权社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母亲在很早就教导年轻的女性，何为她应有的期求。为了适应一种卑微与令人沮丧的角色，一个女人施加给另一个女人的那种焦虑的压力几乎就不能理解成“母性的关爱”，即使她在这样做的时候，相信这会对女儿的生存有好处。

　　母亲的受伤害几乎不会使女儿感到耻辱，它会使那个女儿变得残缺不全，因为她是把母亲当做成为一个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线索来观察的。像中国传统的缠脚妇女一样，她是通过自我折磨的方式来得到承认的。母亲的自恨与卑微的期望对女儿的心灵来说是一种束缚人的激情。

　　当一个女孩子露着大腿在屋子里穿过，让屋子里所有的男性（父亲、兄弟、熟人）感到难堪时，那位无助的母亲就会站在那里，并且留心观察，因为这样的事应该在孩子的心中引起耻辱感和罪恶感。在纽约最近的一次有关强奸的听证会上，一名妇女提供证词说，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父亲就把好几块西瓜皮塞进了她的阴道中，让它张开以满足他的嗜好，如果她试图把它们取出来，他就会打她。然而，这个女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也仍然在表达她的愤怒，那是因为她母亲曾经对她这样说过：“绝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另一名姑娘在她高中一年级时被人轮奸了，她母亲对她说：“你给家庭带来了耻辱。你不再是一个正经的好人了。”当她现在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心中的痛苦仍是难以抑制的，就仿佛它完全发生在昨天。

　　这并不单纯是一件这样的母亲既感到有责任，又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她们会把自己的罪恶感和自恨情绪带入她们女儿的经历之中。母亲知道，如果被强奸，她会感到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她才会告诉女儿，她是有罪的。她强烈地要求和女儿保持一致，但通过的是软弱的方式，而不是坚强的途径。有人认为，“阴茎是有权之人的象征，这种权力是男女文化中一种带有竞争性的人为设置……所以，这种被称为阴茎忌妒的观点与任何社会地位低的人对那些有权之人态度是一致的”。一位当代心理分析学家指出，女儿对母亲愤怒恐怕多半是由于她母亲把她看成是二等公民，同时把儿子（或父亲）看做是她受挫需求的满足引起的。即使没有处于优势地位的兄弟与父亲，一个女儿也会对母亲的软弱无能或斗争精神的缺乏感到愤怒——由于她强烈的身份认同和为自己而奋斗，她首先需要的是既被别人所爱，又需要为这种爱而斗争。

一个尊重与热爱自己身体的女人，一个不把它看做是肮脏的或看做是性欲客体的女人，会潜移默化地让她女儿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供人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而健康的地方。一个为自己是女人感到骄傲的女人，不会把那种自我贬低的想法强加在女儿身上。一个能创造性地运用愤怒的女人，不会由于害怕可能会引起自杀就试图去抑制她女儿心中的愤怒。

　　在某一种制度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困难的。这种制度一直都在偷窃女人的身体与我们的自我。对那些不仅自我被剥夺，而且由于酗酒、吸毒、自杀的原因对她们女儿无用的母亲，我们能说什么呢？孩子不了解这种社会制度，或母亲习俗，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一双迟钝的眼睛，一个不能珍视她的母亲不可能告诉她，她是多么美丽。对那些在其中女儿感到家就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是父亲给了她爱与支持的家庭，我们能说什么呢？一个养家的父亲，他取代了母亲，而不是对母亲的补充，他肯定会得到母亲宽宏大量的爱，而不管母亲缺席的理由是什么。他也许会做得非常出色，给出一个男人能给予的一切，但要是对他的爱取代了对她的爱，那这位母亲就是双重的失败。

　　“与女人相比，我总是从男人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控制女人的一种陈腐的观念，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因为我们会欣然去认同每一个似乎能使我们变得强大的人。但又是谁一直处于一个让我们强大的位置呢？一个经常使他女儿得到自我支撑的男人，他会否定他的妻子；他也许会把女儿作为反对妻子的口实来加以利用；他也许很少能感觉到一种来自女儿的威胁，尤其在她崇拜他的时候。

　　一个男教师也许会增强一个女学生的自信心，同时却会使他妻子和女儿感到窒息。作为个体，当他们选择的时候，男人一直都有能力给予我们力量、支持和某种养家的方式，但这种权力却总是偷取的权力，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权力是禁止给予大量妇女的。最后，我打算在这儿谈谈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只可能是一个女人给予另一个女人的礼物，是我们血液中的遗产。除非有一条爱、自信、榜样的强大线索贯穿在母亲与女儿之间，横跨在一代一代的女人之间，否则，女人仍将在荒野中徘徊。

　　我们想要的是勇敢无畏的母爱，最明显的事实是，这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使我们产生的是一种受限制的感觉。一个女人能为另一个女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启发与扩展她现实之可能性的感觉。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意味着不仅仅去满足儿童书、电影、电视、学校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简单的女性形象。意味着母亲自己应试着去扩展她已受限制的生活内容，去拒绝成为一个牺牲者。

　　我们活动的能量已被培养成和吸收成只知道去关心人。现在，开始着手去打破这种循环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在产科医生诊室阅读过文献的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护理的书籍，总会在某些地方向你说明，“你也许有一点郁闷”

　　作为女儿，我们需要既要她们自由，也要我们自由的母亲。我们不需要成为另一个女人自恨与受挫的发泄渠道。母亲生活的品质是她给女儿最重要的遗产，因为一个自信的女人，一个是斗士，能不断努力去创造她生活空间的女人会向她女儿证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逆境的重压是要付出代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去为孩子的生存奋斗的母亲，也许不得不总是会离开她的孩子，就像蒂勒・奥尔森（Tillie Olsen）的故事所表明的，“我嘲讽地呆在这里”。

　　许多女人都无法逃避——陷入了两个母亲的分裂状态：一个通常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代表的是那种家庭生活、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期望的文化，另一个也许是女艺术家或教师，她变成了一种叛逆的形象。

　　“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这句话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它忽略了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关于省略掉的那部分内容，我们需要把它们弄明白，而不是在私下里去说那句令人恐怖的连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话：“不要走得太远。”

　　“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就仿佛你已经做好去斗争的准备，已经为你创造好了去反对现存文化成果的某些优势，准备好了在面对厌女主义者的敌意时你能够坚持下去。去向一个小姑娘，或者青春期的女子解释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遭遇的一切是有必要的，就像去向一个非白人的孩子说明，那些反动的东西是建立在他肤色基础上的很有必要一样。

　　也有另外一些东西会让她真正明白所有女人都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那种危险，通过语言与信念，让她知道她有母亲的支持，更有甚者，让她知道尽管去呼吁，去言说，去行动是危险的，但当她每次都默默地忍受强奸——身体的与心灵的强奸一一的痛苦时，她实际上是在往自己的寿衣上穿针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