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为了让人感到疑虑而说的话（选自《声音的种子：罗兰·巴尔特访谈录》）

未来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让人预先知道。但是，任何对于现在时的阅读，实际上都让人期待充满担忧和威胁的明天。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一如每个国家、每种文明、每种心理状态中都有的种族主义，总是活跃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在法国，幸运的是，反犹太主义并不被重大政治决定所支持。但是，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企图存在于报刊和交谈之中。这种企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出现的事实，迫使知识分子应予以高度警惕。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可以起到一种正面的作用。绝对的规则，是监督人们在任何层面和在任何场合所说的东西，为的是永远不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即犹太人实际存在的情况。言语活动在任何时刻都必须绝对地清楚这种可怕的幽灵。

　　浪漫主义承载着反-知识论的神话，甚至承载着反犹太主义的某种风险。我们想一想后浪漫主义的德国吧。

　　人类面临两种风险：在教派层面上的蒙昧主义和由政治权力来承担的神圣事物。

　　我想说的是，浪漫主义和神圣事物应该相互依附，但却是各自地跟随，原因是，一种价值一旦在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属于群居的社会中形成，这种价值就成了挑衅性的。

　　自浪漫主义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的诉讼周期性地出现。这种诉讼是因为“正确的判断力”而提起的，是因为强大的因循守旧观念而提起的，是因为人们在希腊所称的“公正舆论”——多数人认为应该思考的东西一一而提起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是多数人的阶级，但它是危险的：它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最终会与强力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制度结合在一起。无可争议的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历史的推力。这个阶级在上升，并尽力掌握权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阶级已经掌握了权力。

　　最少的辩证法，即最少的精巧，就可以使头脑非常聪明的人惊怕不已，以至于为了捍卫这种粗俗，他们借助于抹杀细微区别的正确判断力。

　　在《Elle》的情况里，刊物的变化和它所能包含的思考要素，显然与女性意识的发展有所联系。对于女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有一副高高的嗓门

　　我认为，从我的层面来讲，认为我是覆性的，是过奖了。但是，我要说，从词源学上讲，我是在试图颠覆。也就是说，我试图无视一种因循守旧，无视一种现存的思维方式并想对它有所变动。这其中，不存在变革，不是的，而是试图欺骗各种事物、贬低各种事物，是使其变得更灵活些，是让人们听到一种疑虑，因此就总是在动摇所谓的自然性，即已经被固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