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雅各比：打了兴奋剂的反智主义（选自《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序言

　　美国建国一代当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有那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十八世纪时还没有这个词）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在那些写下《独立宣言》和宪法，在这个国家初创时期领导着它的政治家中，拥有超群学识和才智的人非常之多。坚持启蒙运动价值观的他们认为，自己作为思想家和公共舞台上的演员这两种身份之间毫无冲突：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42年所描述的“美国人长期认为现实与思想是对立的，而且人们必须站在现实一方”，这种后续发展想必会让开国者们大惊失色。

　　在政府的重要岗位上，肯尼迪任用了大批知名学者，这一点充分证明，有思想的男性（尽管其中不包括女性）会让他颇感安心。新总统请来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这些无可否认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做法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尊重。

　　霍夫施塔特指出，考察还发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受的怨恨并不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而是表明他们越发重要。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既不靠家世背景，又不靠正规教育，单凭自己的智慧与勤勉取得成功的人——的理想化使得人们不大容易去尊重投身于教育和学识的人。聘请教师是文明的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另一个是牧师的存在）。当然，从文化和社会角度来看，那些往往缺乏正规教育资历，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的社区教师和手握文凭的“专家”完全不是一类人，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后者对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域的掌控与日俱增，他们经常被当作常识之敌，那些常识据说是普通人特有的美德。

　　意识形态极化的公众不但赞成妖魔化政治对手，而且在艺术、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上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

　　特朗普的唯一前所未有之处只是他从未在政府和军队工作过。除此之外，可以看出他是一种更普遍的现象的一部分，经济上的愤恨与反智主义的结合在早期和现代美国历史上绝非前所未有。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与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搭档竞选副总统的莎拉·佩林（Sarah Palin）是特朗普真正的前辈。佩林是那种典型的令霍夫施塔特十分担忧的不接受其他思想的人（那个年代的男性学者从未考虑过女性成为值得重视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在竞选中，人们发现佩林是继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8年大选中的竞选搭档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 Agnew）之后最好斗的反智狂人。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在其就职前一天所发布的首份预算通告中，包含了一份取消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计划——此举大概反映了对“精英”的特朗普式轻蔑。特朗普和他的右翼伙伴们所用的“精英”一词从来都没有经济含义——比如说，用来形容那些收入比99.99%的美国公民都高的人。它主要指的是学者和记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东西海岸的人。

　　从某些方面来说，奥巴马的成功也让我和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忽视了某些美国白人群体——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的愤怒。奥巴马毕竟是个明白无误的理性之人——他不仅是这个国家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智识水平最高的总统之一。

　　特朗普强调，自己对顾问们就国内外情况所作的长篇大论的解释没有兴趣。“要么给我一枪，要么越短越好。”他说，“我不需要，你知道的，关于能用一页说完的东西的两百页的报告。”当然不需要。一份两百页的报告也许会包含某些与特朗普原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相冲突的信息。

　　奥巴马离任前夕，应《纽约时报》要求，他接受了该报时任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采访。他带着显而易见的热爱和知识，谈论了那些在他年轻和身为总统时影响了他的作家们——包括莎士比亚、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晚间入睡前，奥巴马所做的不是发推，而是抓紧利用这安静的一个小时来读书。奥巴马那么明显地属于知识分子、读书人和作家［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以来最优秀的身为作家的总统］，这个事实在他面对媒体和其他政客时并不总能成为他的优势。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经常被描述成孤傲清高的人，太过拘谨内向，不能完全投入到日常政治事务当中。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确知这样的批评有多少真凭实据，有多少是对奥巴马“死不悔改”的学者天性条件反射式的厌恶。这位总统性格的这一面被他的敌人视为一种自高自大的冷漠，尽管这也可以被理解成公正性和对探索问题各个方面的坚持。他身为黑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属性无疑是其中一方面。假如一位白人总统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识与书籍的喜爱，白人们还会那么急匆匆地用“傲慢”和“冷漠”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吗？

　　其一，做一个想弥合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的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甚至比同样处境的白人知识分子总统更难。其二，当一个在拿着工资给大学和高中学生讲课的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认为声称自己热爱莎士比亚的总统一定是在撒谎或迎合白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在智识方面一定出了大问题。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和战略决策等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仅举一例，在发达国家中唯一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有争议”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学的就是美国人。宗教基要主义在美国（这又是发达国家中的孤例）的持续影响被普遍视为反进化论怪异地长期存在的原因。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过去二十年中所作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知道DNA是关键遗传物质；九成美国人不理解辐射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五分之一的成人相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这些回答体现出了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的骇人失败。为什么对大部分基础科学事实知之甚少的公众不能或不愿理解进化论和科学家针对气候变化提出的三条警告，原因显而易见。要理解太阳并不绕着地球转，理解DNA包含了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人类独特一员的遗传指令，我们并不需要成为知识分子或拥有大学文凭。科学知识如此严重的缺乏为迎合纯然无知的人们的政治宣传提供了一片沃土。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因为将全球变暖斥为谎言而得到选民的惩罚。对专家的嘲讽只是让特朗普更受支持者的爱戴。在2017年8月21日观看日蚀的时候，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起初拒绝戴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荐的特制眼镜以保护眼睛。真正的男人不需要在太阳面前遮掩他的视网膜！

　　特朗普对“书籍”轻率的轻蔑也是文化的反映。美国人当前和读写的关系与其说是能力不佳，不如说是反对读写。

　　在这个越来越反对读写的美国，岌岌可危的不仅是以愉悦为目的的阅读，还有批判性思维本身。美国人如今栖身的社会相比四十多年前较为缺乏思考，只有不断扩大的信息娱乐产业营销人员和否定事实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尚且存疑。

　　人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由此而来的一种错觉是，动动鼠标就能检索到文本和数字的能力似乎也带来了判断真伪的能力。在偏好用技术答案来解答非技术问题，而且对与智识上的精英主义沾边的一切都抱有怀疑的文化中（与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不同），它的危害尤为突出。

　　知识分子右翼自食其果。对那些还对2000年之前有所记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在电视上的频频出镜算是比较幸灾乐祸的乐子之一。特朗普对传统保守主义原则的毫无敬意让克里斯托尔父子大为惊诧——惊诧！因为上一辈新保守主义者十分有效地把曾经可敬的“知识分子”一词变成了政治上的贬义词，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谈论为特朗普所背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极尽所能地想要回避智识主义。终于，一个无视所有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全国性选举候选人出现了。

　　右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着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翼分子的欺骗性逻辑，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史了解得越来越少。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2004年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听众讲授美国世俗传统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向观点相同的人布道。

　　不愿听取对立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心态意味着背弃美国大众和精英的思想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宣传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76年初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来听他演讲的人摩肩接踵，尽管他关于人的由来的见解让不少听众大为震惊。在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这种顽固执拗不仅体现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