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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和鲁迅、傀儡戏、团结、新疆、扁鹊

黄仁宇和鲁迅的共同点是看穿了古代中国君权的构造。西哲说国王不过是坐在御座上一颗炒焦的豆子。中国也一样的。

首先,各种利益决策总是由幕后者把持,皇帝只是被推到台前。鲁迅说:“偏这道理就只有儒生知道。”《万历十五年》中皇帝早朝、百官早朝可谓一项苦差。他们跟今天的上班族比也差不多。明太祖朱元璋立的官员工资也不能改动,即使万历时那点薄俸不能养家(也是逼人贪污)。《慈禧全传》里描述过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太后寿辰,光绪按理应该去拜太后贺之,但光绪自己也染重病,迫于“孝道”去跪拜,发出哀号呻吟,听得群臣心惊胆战。祖宗家法不可更改。不光是对蚁民和官员,皇帝也一样要遵守。即使哭号着也要遵守。

鲁迅说的“红嘴绿鹦哥”就是一例。柏杨形容帝位无人时,百官焦虑:没有了猴子可耍。《大奥》里末世将军,得到了心仪的女子,她想要生育孩子,将军却拒绝了。将军说:我只是个被人摆布的傀儡罢了,一点不值得羡慕。也不想让孩子重复我这一命运。

有人说到穆斯林不吃猪肉的源头。一开始只是穷人不吃,吃不起,贵族、富人都吃猪肉。后来穷人就抗议:为什么只有他们吃猪肉,我们没有?

这事闹大以后,贵族、富人就要找理由解释。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所有人吃猪肉,一是大家都不吃。富人除了猪肉以外,还有其它肉可以吃。为了稳定统治,选后者比较便利。于是捏造了“猪肉不宜食用”的理由并颁布了禁令。

按儒家的理想,一个好政府,应该让人民不饥不寒平安长寿。但要实现这一点,除了皇帝自律且爱民以外,还需要官僚集团的合作。因为底层人无知,无法直接与皇帝、贤臣议事,皇帝、贤臣必须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来间接治理国家。而官僚机构很难齐心协力,因为官员们性格、志趣、利益安危各有不同。只有用“大家都认同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他们,才能够让众人的反应、感情趋同,可沟通。而这个道德标准,只可能是保守的,“往上追溯”,人类祖先的环境、行为、情感在古早的时候是一样的。

在没有基础科学、实用科学的时代,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农业社会里一切因陋就简,工作苦乐不均,土地丰瘠有别,无法精细测算出农户能出的效益,也无法制定合理税收。而科举选出的是文人,对自己将要经手的工作没有头绪。以此推之,有效管理几乎不可能。但是社会仍能维持一定的秩序,甚至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仍有人成为“脊梁”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应该是儒家伦理教育的部分结果。

当皇帝发现自己只是平衡官僚间利益冲突的工具时,例如万历,他在册封妃子与立储上与百官发生了激烈冲突,他就不再配合“傀儡戏”了。

君不君,臣不臣。

君王只是仪式、神圣感的一个工具,但这个神话对百姓们来说是不可拆穿的。这个神话带来了权力。百官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不可能创造另一个神话来代替现在尚未破灭的神话。只能期望皇帝让步。

申时行也好,周恩来也好,都忙于调解内部的冲突就耗尽了气力。而且不管怎么做,也无法成功。假设这是一条船,它有自己的航线,但如果大家都不在乎何时到岸,只有贤臣忙着扑灭火苗,反而会给人一种“事情交给你了”的松驰感。最后船就沉了。贤臣累死是必然的结局。

申时行没有发现边防战事中埋伏着明亡的危机——努尔哈赤即将崛起。周恩来也预计不到文革的后患如此严重。

对申时行来说眼前的祸患是黄河水患,边防和平协议,但历史不会给人后悔的机会。事情上内部不团结会引来强敌觊觎,即使内部团结,强敌也会冒险来袭,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武器力量更优”。

清朝覆亡不光是因为咸丰帝兄弟不和,慈禧上位,也因为排斥汉臣。不敢用汉臣怕汉人坐大,可是汉臣被排斥的结果,就是“被剥夺的”汉人联合起来,把满族统治者当作革命对象。

说到独裁专制,人们只想到皇帝是独裁的,而没想到皇帝也是“仪式中一个不甘心的演员”。即使他有“不合作”的权力,他却没有改动规则、建立新规的权力。

黄仁宇说美国人比我们幸运,因为在南北战争时,交战双方都有中产阶级参加,在战后他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能找到一些共识。而中国人的代沟就很严重,两代人各说各话。

海瑞当官审案时,也是依据儒家伦理,宁屈弟不屈兄。就是偏向兄长,让弟弟委屈点。在豆瓣上有人说,离婚案上,法官往往偏向公公而委屈媳妇的财产权可说是“同一路”。

南方周末也讲过,社会顶层往往是保守的。鲁迅也说“曾阔的想复古,正阔的想维持现状,未曾阔过的想改革”。既得利益的阶层若看不到明显好处,或是看不到“强迫割肉止损”的急迫性,他们才不想改。他们已经拥有最好资源了,何必折腾,高高在上不好么。

李敖的书中曾说羡慕大陆,是因为台湾虽比大陆富,但政治威压苦不堪言。他记载了那段可怕的历史。但他当时不知道,大陆发生的与他坐牢史也差不多。

蒋公任民国总统时也有思想改造的监牢,犯人写好了反省论文才能出牢。鲁迅有写过。小蒋也关过不少政治犯。李敖书中也讲过各种冤案,忠于国民党的也有被诬或弃置的。这些,大陆也一样。

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事,但当权者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替代方案”。小蒋是因为把政敌都“制服”了,才搞民主。看到华人人多就想到乱,因乱而思“治”,就想要“集权”,一旦集权,就依赖于“威压”,再也不肯分权。

新疆的教育营已是反面教材,人们也很少去想为何要搞教育营了。同治回乱也没人提起。新疆的疆独教材也没人提。在那些教材里是怎么教新疆小孩仇恨的,也没人去关心。教材里有了扭曲认知的内容,没有家长担心,也没人向上通报,是要任由小孩接受此教育吗?而教小孩片面的扭曲的历史,是打算培育出什么样的未来?

《黄金之王白银之王》里面,薰衣说:我的父母叫我要复仇(复国)。可是当我看着自己的小孩,我才明白他们是不对的。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快乐地长大,根本不会想要让他去恨谁杀谁。

让新疆人学汉语,强迫新疆人与汉人结对交往,让他们受思想履行,虽然是“不好”的办法,但天朝政府可能也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自古以来,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明朝对官员的考核是:交税,境内平安,无匪。贤臣的自我定位是:助皇帝成为仁君,民无饥寒。

冠肺病疫情之初政府反应慢,也是因为政府把自己定义为:收税,无匪。百姓不饥不寒。

这种反应慢,显示了迟钝。扁鹊见蔡桓公,显然蔡桓公是个习惯了凡事有权威的一个人,他不习惯医生在医术上比自己更有权威。而政府高官没有马上求教于专业医生对疫情的判断,也是一种惯性。官威有时可以压倒一切科学性权威。科学家没有什么地位。政府以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却没料到大自然是不受控制的。瘟疫是大自然力量之一。

政府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人民过好日子的工具,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管理者”(上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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