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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书摘4(天灾与兼并、从骑士精神到嗜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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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赈救黔首(老百姓)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均是“大饥”

  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的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

  《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

  《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

  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

  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做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

  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了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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