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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节选《恐惧的政治》(弗兰克·富里迪)

要破坏对手的基础,贏得选民的默许,恐吓战术有时相当奏效。

恐惧的政治被正确地视为一套操纵计划,其目标是阻遏公众的反对意见。它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同时也是一种咒语,凭着它,孤立的精英阶层在其隔绝的状态中也可以轻易地做出反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恐惧的政治的魅力之一是,它为其执行者解除了不得不系统阐释其真实立场的重担。

对小布什的主要指责是:恐惧已成为他特别喜欢并优先选择的武器,此外,自从9·11以来他一直在系统性地操控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并用以强化其政府的权威。许多随之而来的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例如9·11之后的爱国者法案,被当做一种通过恐惧实现有效统治的潮流的症状。

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常常成为这一类非难的靶心,例如,当他在2004年11月向议会开出一长串法律法规的清单时,这样一种指控就瞄准了他。一位重要的政府支持者曾这样评论布伦基特的清单说,“要是工党不干恐惧的政治,那工党就会被恐惧的政治干。”

2005年英国大选活动之前的几个月,评论员采纳了恐惧的政治作为框架,对于事件的解释都通过这一框架进行。“恐惧的政治正在这片土地上昂首阔步”, 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托尼·崔维斯(TonyTravers) 指出。

在1990年代后期,推广对于灾难性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惧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特殊利益团体的欢迎。9·11过后几个星期,英国政府的前科学顾问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d) 爵士就警告说,新工党政府在处理口蹄疫暴发时的困难完全暴露了英国在未来面临任何生物战威胁时将是如何脆弱。他是如此轻易地从英国畜牧业的一个危机跳到对生物战的恐惧,这一点凸显了恐惧在今天的政治资源中的显著地位。

甚至极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批评者也主张通过提升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来反对战争。

像纳德尔和戴维斯这样的老激进分子与他们的对手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在禽流感和恐怖分子之间选择了禽流感作为恐怖故事的主角

恐惧的政治俘获的是一种对普遍意义上的生活的过敏。

在美国也是如此,政客们就应该推销哪种恐惧互相竞争。投票者有选择了,不是恐惧布什、克里、恐怖分子、犯罪,就是恐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之糟糕、污染之严重或者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其他威胁。恐惧的政治似乎正凌驾于哪怕是最根深蒂固的观点上的差异。恐惧能够被装备来强制、恐吓并维持公共秩序。今天,恐惧的政治的目标是赢得共识并制造一种手段,借此手段围绕着否则就将被孤立的精英阶层形成团结的局面。但是,不论其发明者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主要效果是强化了“没有选择”的观念。

霍布斯指出,应该劝说民众相信“他们胆子越小,对国家和他们自己就越好”。那些内化了一种恐惧意识的人不大可能干冒险的事或进行社会实验。一种易于膨胀的对未知之物的厌恶意识的推广也促使人们害怕“那些他们从不认为有害”的东西。

现代的选民是不可靠、不确定和焦虑的。他们“害怕事情变糟更甚于希望事情变好”,这种忧虑未来的情绪为右派采用恐惧的战略提供了可能,并让他们主导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政治。为了抵挡扎根于恐惧的攻击,进步党派不得不一遇挑战便立刻做出反应。

正如哈特菲尔德(Heartfield) 所指出, 他的观点的逻辑就是:工党想要当选也不得不制造“自己的恐惧因素”。正如接下来的事件所表明的,新工党无法抗拒利用恐惧的政治的诱惑。从布莱尔1997年当选的口号“严厉打击犯罪,严厉遏制犯罪的起因”到他2005年选举活动中的承诺“新工党政府第三次当选将‘在反对犯罪和无秩序的斗争中’带来‘步骤性的改变’”,事件证明古尔德的洞察已经被很好地吸收。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中和之后,许多民主党人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古尔德的姿态。例如,网络出版物《改变网络》的执行编辑唐·黑森(Don Hazen) 警告说, “进步主义者常常忽视恐惧的因素, 他们总是诉诸逻辑,设想如果人们知道所有的事实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黑森觉得,“理性的辩论在这个节骨眼上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因此“事实和分析必须伴之以一种承诺安全的愿景”。换而言之,“进步主义者”也必须学习让恐惧的因素为他们服务。

1933年罗斯福总统的就职演说提出了某种意义的未来可能性。他的宣言“我们唯一不得不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是最终导向新政实施的积极的未来取向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罗斯福的演说辞与今天政治家的宣言之间的对比是惊人的。

史科勒为她所谓的“恐惧自由主义”辩护,称其能在一个恐怖行动的时代团结民众反抗残酷与不公。“因为对系统性的残酷行径的恐惧是如此普遍,基于对其禁止的道德宣言有一种直接的感染力,能够在没有太多论据的情况下赢得承认”,史科勒这样写道。她的看法反映出,当前这个时代能够激发人的并非未来可能性的积极愿景,而是对邪恶的恐惧。根据这种观点,正是对残酷的恐惧组成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

它不提供一个所有政治行动者都应该努力争取的至善,但却肯定会以一个我们都知道并且只要能够我们就会尽力避免的极恶开始。这邪恶是残酷,是它激发的恐惧,恰是那关于恐惧自身的恐惧。

看起来似乎是,西方社会的想象力需要周期性地使它自己熟悉无限制的恐怖以唤起其道德目的。正如罗宾提到的,在“那里”,反对种族清洗和其他恐怖行为的斗争已经被紧紧抓住,被当成一个可借以实现既是“进步主义”又是“保守主义”之复兴的机会。

在1980年代,“种族灭绝的象征不仅被塞得过于饱满且随意流动,开始类比式地同反对核电、核试验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而更为普遍的是同那个时候出现的生态运动发生关联。”

围绕着对恶的反抗远比围绕着对善的渴望更有可能形成社会的团结,这一确信对政治家、意见领袖和学术界人士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折磨大众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一点基本上不被考虑

沃尔泽呼应了霍布斯的观点,他指出保护民众免受死亡恐惧是一个“合法且必需的任务”,他还提出了另一版本的恐惧的政治,据说比布什正在实施的那种更“进步”。

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 断言, 焦虑帮助个体成为消息更灵通的公民。他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所知甚少,对公职候选人在当前各种议题上的立场也很不了解。”但他又补充道,“焦虑的公民会消息比较灵通,因为情绪上的刺激使得他们在不确定的时候能把握住问题的重要性。”

在许多年里,艾滋病警戒活动者拒绝承认在西方社会这种病对大多数异性恋者来说并非一个严重威胁。这一活动的许多支持者对利用不实宣传毫无歉意。马克·罗森(Mark Lawson) 在《卫报》撰文宣称, “政府撒了谎, 我很高兴。”

英国下议院健康选择委员会2004年关于肥胖问题的报告指出,“孩子们将早于其父母而死。”为了提高对这种危险的警觉,报告者强调了一个3岁小女孩的案例,据说这是因为父母没有提供正确饮食而死于肥胖的孩子中目前所知最小的一个。她的医生揭穿了这个谎言,这个女孩肥胖的原因是一种基因缺陷,而该报告的不少宣扬者拒绝为此道歉。在他们所关注的范围内,为了一种更大的真实而犯点小错是完全合法的。一些致力于提高对全球变暖之警觉的活动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

2002年6月,当南方浸信会领袖杰里·文斯(Jerry Vines) 牧师宣称穆罕默德是一个“有恋童癖的恶魔”,而真主将穆斯林引向恐怖主义,他仅仅是利用了由我们的恐惧叙事之自由流动的特征所准许的逻辑跳跃。恐怖主义和恋童癖之间的这种武断的联系可能具有的功效是增强了我们对这两者的恐惧。转基因产品被打上弗兰肯斯坦烙印的过程采用了同样的程序。似乎只有在一场恐慌的漫画形式中政治才能活跃起来。

“恐惧的政治”这个词是一个不恰当的用词。尽管得到政党和倡议团体的推广,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对政治的放弃。和独裁政体与专制政体所追求的恐惧的政治不一样,在用一种得到更广泛的文化反响的语言来表达主张之外,它并没有清晰的可聚焦的目标。也许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并不是对恐惧的培育,而是对我们的脆弱感的培育。

有效地反击恐惧的政治的先决条件是向人格与脆弱状态之间的联系挑战。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作本质上就是脆弱的,那么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就被放大并压倒我们。然而,人类想象力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迎战它面临的危险并从中学习。在整个历史中,人类已经从挫折和损失中学到了不少,并已系统性地发展了各种方法来确认、评估、选择并执行降低风险的选择。始终是有选择的,而我们能否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这取决于我们是用脆弱性还是用我们保持弹性的能力来为自己下定义

(译者:方军,吕静莲)

恐惧与残忍的关系

恐惧与轻视(便利与尊贵)、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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