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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迷

转载:不确定性和“休克主义”

斯蒂格勒 文,solemn 译

  2020.04.16

  首先,各号人物一本正经地对事态作出的各种矛盾的想象,多到令人难以置信。这使我极为震惊,也非常不安。我说的还不是假新闻(fake news)。所有这些,对范式打了一个真正的问号。

  次,这非常明显地质疑了全球化。事实上,近三十年中无比重要的交流方式的发展,在病毒传播的速度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商品的陆上流通、空运、海上交通......这一质疑有大倒退的风险:找一个新的替罪羊,退守自我,提防外国人。这令人担忧。何况,我们的“后真相时代”造成了几种形式的怨恨,这是由于直言(希腊语 parrêsia,法语franc-parler)的缺失,也由于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实现的虚无主义。比如围绕着《皮卡尔信使报》(Courrier Picard)题为《黄祸?》(Le péril jaune ?)的社论展开的笔战,再如社交网络上话题 #我不是病毒(JeNeSuisPasUnVirus)的出现,也显示了我们身边的种族主义。维基百科创建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页面《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Xénophobie et racisme liés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显然也是症状。意大利的“我不是病毒”主题的涂鸦。

  我们现在用了不少其他流行病案例来对比,比如香港 1968 年流感,在1968~1970 年造成 100 多万人死亡,被认为是现代第一起大流行病。我想说的是,对这个故事我们并不陌生。然而,1968 年流感没有传播地如此之快,也没有新冠病毒指数级扩散这一数学特点。对这一转移推波助澜的,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是城市化现象带来的野生生物和人类之间最近才出现的密切接触。这个全新而重要的因素,在之前流行病现象中从未出现。

  我们看到了信息疫情(法语 infodémie,英语 infodemic)、阴谋论、谣言的扩散,比如零对冲(ZeroHedge)——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阴谋论英语网站之一,在推特网断言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个科研人员或是新冠病毒传染的源头,接着就因为违反用户规则而被移除账号;还有谣言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当局秘密投放的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很快,我们就从生物性病毒转到了信息病毒。

  这一次真是摧枯拉朽的。一切都被重新质问:家庭生活的模式(modalité)、教育实践、工资等等。

  脆弱,与复杂的中心化系统中的去本地化有关。数据中心的例子很有代表性。计算力如此集中在单单一个地方,就是脆弱的明证。同样,要是你是工程师,你就知道电信网络是怎么运行的,诸如此类。你就知道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些系统没有难到哪儿去。

  我们的技术装置的宏观手段为了网络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é)的效应,而强行废除了本地性,而且施行的简化论牺牲了对独特性的讨论。这也打开了对垄断的大门,比如 GAFA-BATX(谷歌Google、苹果 Apple、亚马逊 Amazon – 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Tencent、小米 Xiaomi)之垄断。问题在于,这一效果是在全球的尺度上直接可见的。要想不那么脆弱,就必须以极其去中心化的模式,逆转这一过程。这也是冷战时美国军方关于互联网的项目这一想法的起源。

  今天,我们系统的效能确实大,就像亚马逊以算法来最大程度地优化并运用概率计算而创造的奇迹,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个效率的代价,是我们系统整体的极端脆弱。

  你肯定听说了韩国首尔疫情期间,死亡和感染人数都很少。雅艾勒?阿祖莱(Yael Azoulay)的研究综述《新冠病毒:韩国的案例给法国和欧洲在脱离危机上的启示》(COVID-19 : S’inspirer de l’exemple de la Corée du Sud pour sortir de la crise en France et en Europe)指出了这一点。韩国政府使用个人数据跟踪感染者,而另一篇刊于澳大利亚报纸的文章则指出,上海施行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老大哥”式的系统。我提这个,是因为显然有很多人已经解释过:这个危机对那些要跨步向前地“综合”(totalisants,我不想用总体的/极权的totalitaires 一词)使用网络和电子监控的人,是个好时机,但这些措施却挑战了个人自由和民主。

  我要援引加拿大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oami Klein)《休克主义》一书的议题: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沿袭了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之精神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人称“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是如何以一系列摧毁公共教育系统的极端自由主义措施而从这一冲击中受益的。卡特里娜危机被利用来压倒人们,来把某种对事物的愿景强加于他们。这个观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川普、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埃及总统)将军等领导者,新冠病毒的危机给中国式反民主的技术模式大大提了速,不过,也有人在完全相反的路上前进,也就是说一种反向“休克主义”。这场危机暴露了超级自动化的(ultra-automatisé)模式之局限,但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从而走进一个新时代。

  事实上,按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甚至病毒学家的说法,这个传染病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想象休克主义的反面。否则,我们当前见证的脆弱的系统,就将以新的方式愈演愈烈。

  我们应该意识到数据经济、过分去疆域化、极端去心智化(dénotéisation,我们丧失的知识被完全基于计算的信息系统所代替)的局限。

  我们的经济模式建立于新自由主义之上,而这个教义又是被概率和完全按计算性作出的决定所规定的。这一规定武断地认为,市场更理性,因为市场是一种计算理性本身。

  定义负熵的(néguentropiques)系统的,是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的未来正维系于几乎完全不可能从准则(norme)中分离出来的分枝(bifurcations),从而总是超越了所有计算;同时,也正是职业(emploi)通过自动化削减了的东西。

  我们也观察到,有些人反而竭力增加熵的风险,要把一切都用计算管起来,来继续做“进步的白日梦”。这个休克主义可能有效,正如我们在韩国看到的那样。但如果不将其纳入对本地的抗冲击力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思考(penser)和治疗(panser)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大难就将临头。这种情况,我称为是夹在休克主义的两种可能之间。

  这个危机让我觉得最奇特的,是未来绝对不可预见。这以前没有过。应该在这个背景中做文章,变得更警觉。我们看了对氯奎(chloroquine,抗疟药)的争论,但很难得出自己的意见。而在读了哈乌勒(Raoul)教授的文章和反对他的文章后,找个自己的位置反而更难了。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思考的经验。

  在研究和创新研究所和互联国集体里,我们正和物理学家、数学家联手重启一套信息理论,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当今发展的信息模式和网络是有毒的。这些模式基于算法,而非个体,从而短路(court-circuiter)了我们作为个体和藉由数字假肢形成的团体而作的思考。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熵性(entropique)的现象,所以也是危险的。

  我想明天要问的问题,就是欧洲能否从这个经验中得到勇气,来对信息理论进行基础研究,从而发展新的模式。这很重要,因为二十年来经济领域所有的进展,都基于数字化,所以工业模式规定了其余一切,包括在今日医疗界大量涌现的数据医疗(data médecine),就是概率规定了人群。这还是一个极为药学的问题。

  要认真对待系统的缺陷,以及关于电脑、网络的构想的缺陷这一概念,就必须对系统或基础设施去中心化。事实上,这些系统、电脑、网络正是建立在无视本地性和本地动态的计算性模式上。人类行为、社会规则的这些标准化模式的发展,正削弱了心智多样性。真正降低了抗冲击力

  您强调这代人的不幸是当代无法形成一个时代(époque)——您把这一事实命名为“扰乱”,也就是数字化社会的支配。没有梦想,也没有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式的个体)构成的共同前景。您还指出在深深的代沟中,不再有知识的传播,代际关系也荡然无存。

  让我引一段《在扰乱之中:如何才能不变疯?》,其中引了集体著作《不可想象的事(卷 1):时间的崩塌》(L?Impensable 1. L?effondrement du temps)对一个 15 岁的年轻人弗洛西安(Florian)的研究:“对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共同期待的视野,是弗洛西安这代人缺失的。空白(blank),正如庞克们(punks)所说,代表了空白的一代。”您对空白的一代想说些什么?

  我觉得今天几代人一起工作、发明新的团结方式,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建立全新的代际契约(contrat intergénérationnel)。只有通过研究性和试验性的实验室,让科学家、年轻人和已有的人群在我们扎根的领土上一起参与,我们才是认真对待了通贝里的呼吁。要好好听听这位年轻女士,陪她一起思考、行动。我们要以更尊敬环境的方式,来关心本地多样性,以便一种现实原则最终出现。

  这次病毒危机区别于香港流感、西班牙流感之处,是病毒前进的速度。同时,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温和版本的流行病危机越来越快地重复出现,其背景则是公共卫生投入不断削减。而今我们看到,这很可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毁了全球经济。病毒不但极其快速和大量地在全世界流传,而且还有高度传染性。这就在“后真相”世界产生了恐慌,没人相信任何人了。

  我们现行的经济模式的命脉,是全世界几乎所有角落之间的物理的和象征的超-传播(hyper-communication),而这极大地增加了危险。这个以“数据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模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消灭了抗冲击力的条件——多样性。

  由着以算法优化万物的欲望驱使,我们的抗冲击力下降了,与此同时,生活却以实时管理(just-in-time,其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为基础,于是我们在多处的短缺中看到了这种效应。我们使得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停止!

  今天的经济建立在信息上,而信息取代了知识;信息本身是完全可计算的,于是把我们也变成了可计算的、拟态的(mimetic,或译模仿性的)和被远程控制的存在。

  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信息理论的新模式,可以运用计算,但要赋予不可计算的东西以价值。以音乐为例,一方面,音乐基于计算,但另一面,音乐基于的是超越计算。我们必须通过赋予本地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localities)以价值,重新思考信息技术和计算(computing),停止对算法的依赖,重建医生之间、银行家之间、总体上各领土居民之间的协商(deliberative)机制,等等。

  现行的系统完全依赖自动化的平均数,从而消灭了不可计算的东西。而一旦面临不可计算的东西,系统就受到了危机的威胁。在目前口罩短缺一事上,风险就被低估了。用平均数计算,从未发现有风险,于是人们就忘了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无疑是对人类的重大警告。而核心问题正在于重估这个土地上的知识、本地性、多样性和深思熟虑,这将规定其他一切。

  备注:文中有删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网搜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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