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新闻、真相与结论（选自《公众舆论》）

一旦我们开始更为精确地研究新闻机构，很多问题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如果我们和辛克莱先生及其大部分反对者那样，假设新闻和真相其实说的是一回事，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取得任何结果。我们可以证明在这一点上报纸说了谎，也可以证明在那一点上辛克莱说的是谎言；我们可以证明辛克莱先生撒谎说有人在撒谎，也可以证明有人说辛克莱撒谎其实也是谎言。我们可以发泄我们的情感，但到头来都是枉费气力。

　　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岀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这只是人的全部兴趣领域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领域中，也只有在这一领域中，对新闻的检验才能达到足够精确的程度，使对歪曲或隐瞒报道的指控超越党派偏见。一家报纸曾经6次报道说列宁死了，它得到的唯一消息就是一则列宁死了的报道，而消息来源又屡被证明不可靠，这无论如何都是没有道理、无可辩解、不可原谅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不是“列宁死了”，而是“赫尔辛基说列宁死了”。报纸应当负责任地寻找可靠的新闻来源，这样才不至于让列宁多死好几次；如果说有个问题对编辑们而言责任最为重大，那就是对消息来源之可靠性的判断。但是，如果要去报道——比方说——俄国人民的愿望，这样的考验就不存在了。

　　我认为，缺乏精确的检验，说明了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特性，因为再无其他的解释了。精确的知识数量有限，无需有了特殊的才能或训练再去从业。剩下的就要靠记者自己去把握了。等他离开约翰·史密斯走向破产的地方——这在县政府那个办事员那里已被明确记录在案——所有固定的标准便统统消失了。约翰·史密斯为什么失败，他的人性弱点，对造成他破产的经济环境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有无数种不同的解释。与医学、工程学甚至与法律不同的是，应用心理学没有什么权威的清规戒律能够在记者的头脑从新闻进入朦胧的真相领域时给他以指导。没有什么准则去指导他自己的头脑，也没有准则来制约读者或编辑的判断。他如何证明他所见的就是真相呢？他无法证明，甚至无法像辛克莱·刘易斯那样证明他已说岀了关于“大街”的全部真相。他对自身的弱点越了解，就越愿意承认如果没有客观的检验标准，他自己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自己的成见、按照自己的准则、出于自己的迫切兴趣而形成的。他知道他是戴着主观眼镜看世界的。

　　他或许能满怀道德勇气，他有时会有，但他缺乏的就是对某种技能——使自然科学最终摆脱了神学控制的技能的持久信念。正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方法的逐渐发展，才使自然科学家获得了抗衡整个世俗权力的精神自由。但是，记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这样的支持。上司和读者的见解控制着他，但这种控制并不是出于偏见而对真相实行的控制，而是出于彼见解而对此见解实行的控制，尽管那个彼见解说起来并非更不真实。格雷法官认定工会将毁掉美国的制度，而冈珀斯先生则断言工会是人权组织，两者孰是孰非，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愿意信谁。

　　新闻界能够为报道更大范围的真相而斗争。但在当今社会真相被有机化的状况下，新闻机构的力量尚不足以逐版逐篇地提供公众舆论的民主理论所需要的知识规模。这并不能归因于Brass Check，激进报纸的新闻质量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因为新闻机构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对各种支配力量没有完备记录的社会。认为新闻机构可以孤军奋战记录这一切的说法是错误的。它能够记录的通常只是由于制度的运转而被它记录下的东西。其余的便都是些观点和见解，而且随着世事变迁、自我意识和意气用事而起伏不定。

　　虽然新闻界并不像辛克莱先生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劣迹累累和诡计多端，但它实际上比民主理论业已承认的要脆弱得多。它过于脆弱了，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如果我们期待它提供这样的真相，我们就是在使用一种误人视听的判断标准。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我们自以为爱好那些并非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经过诚实分析而揭示出来的不偏不依的真相。

　　如果要让报纸承担对整个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以使每个成年人都对每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一种见解，那它们就显得很脆弱，它们必定是脆弱的，在能够想象到的未来，它们将继续是脆弱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指望劳动分工和权力分散而运行的世界，会由全体人民的统一舆论来统治。这种想法不自觉地把单个读者设想为理论上的全能读者，让新闻机构承担起无论任何代议制政府、行业组织或外交机构都担不动的重负。新闻机构被要求在24小时内对每个人产生30分钟的影响去造就叫做“公众舆论”的神奇力量，以填补公共机构的懈怠。它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道义代价，鼓励了一种仍然固守着原始前提的民主政体去指望报纸为每个政府机构、为每个社会问题，自动提供这些机构自身不去正常提供的信息。制度由于不能给自己提供知识工具而变成了“问题”结，而这些问题据认为要由作为一个整体在读报的全体人民来解决。

　　新闻机构被当成了一个直接民主的机构，在更大规模上日复一日地担负着本该由提案、公决或罢免等程序完成的功能。“舆论法庭”夜以继日地为一切规定着法则。这并非切实可行。而且，如果考虑到新闻的性质，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知道，新闻的精确度与事件记录的精确度成正比。除非事件可以命名、测量，且有形而具体，否则就不会具备新闻的特征，如果把它说成新闻，就很可能是观察力出了问题或者是出于偏见。

　　有关现代社会的新闻的质量是其社会组织的注脚。制度越健全，有关各方的利益就越能得到规范的代表，问题就能解决得更顺利，引入的客观标准就更多，事件就越能够完美地表现为新闻。新闻机构最上乘的表现就是成为制度的仆人和卫士，最差则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新闻机构并不是制度的替代物。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麻烦深藏于新闻机构之外，解决办法亦然。救治之道在于建立在一个分析和记录系统基础上的社会团体，在于靠这一原则产生的一切必然结果，在于摒弃全能公民这一理论，在于分散决策权，在于通过可比记录和分析去协调决策。如果在管理中心有着连续的核査，使从事工作及监督工作的人都对工作清晰明了，那就不会出现纯粹是盲人相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将会通过一个信息系统无遮无拦地展示给新闻机构，同时又对新闻机构形成一种制约。

　　新闻机构的麻烦，和代议制政府的麻烦一样，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功能性的，也和产业界的麻烦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合作式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自治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发明、创造和组织一种认识机制去超越自身的偶然经验和偏见。因为民主政体还有比较明显的缺陷，因为人们还抱有强烈的偏见与冷漠，对于稀奇古怪的鸡毛蒜皮兴致勃勃，对于重大问题却兴趣索然，而且热中于枝枝节节和三条腿的牛犊，但是政府、学校、报纸和教会与这一切进行的斗争却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这是世俗政府的主要缺陷，是它传统中的固有缺陷，我认为，它的所有其他缺陷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