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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诺曼:亚当·斯密的重要意义(选自《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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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

  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

  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

  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 

  —阿格里科拉,

  《亚当·斯密死后》,1790 年

  卡尔·波兰尼在其不朽的著作《大转型》(1944年)中研究了19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理念和实践的传播。他认为,传统的互惠和地方再分配模式已经被非人化的市场交换取代,这导致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融合成了“市场社会”。自由放任的制度已经控制了市场,并且“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要求在制度上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其结果是削弱了政治的重要性,释放出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导致1914—1939年接连发生了战争、大萧条和新的战争。 波兰尼强烈的论点使他过分夸大了反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理由,低估了其他因素,包括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民族主义、软弱的政治领导、腐朽的政策和纯粹的坏运气等因素的重要性。但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其作为财富创造和个人自由的引擎的合法性。增长乏力,生产力停滞不前,未来不明确也不安全。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极端的财富,大众对财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时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担忧却在不断升级。

  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祛魅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现代企业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台“外部化的机器”,它善于将成本转嫁给他人,同时提高价格、限制竞争、压低工资,并设置障碍阻止他人进入市场。同时,开放和自由交易的市场看起来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达成的—不可避免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选择,能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有效分配商品和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可能达成是因为这样的市场往往会导致不平等的升级,以及粗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由技术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收益的比率在下降,创造安全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我们面临的困境会更加严重。同时,全球化的好处是分散的、渐进的,它的代价却往往是集中的、尖锐的和意想不到的。这种愤怒和挫折感是在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的时期出现的。想想看,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更糟糕的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个政治领域都对资本主义的地位感到非常自满,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他们认为历史已经终结。

  从那时起,主流右派就不再觉得有必要以任何严肃的方式为市场经济辩护,更不要说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系统的说明,以打击裙带资本主义的蔓延。直到最近,主流左派也没有提出任何严肃的批判,更不用说准备应对或者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了。因此,公众会接纳更激进的观点和运动也就不足为奇,难怪国有化、国家征用和国家控制的计划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

  但是所有政治理念都是一样,开放市场的理念也必须受到挑战、修正和更新,才能保持其合法性。如果它不被那些相信它的人挑战,就会被那些希望摧毁它的人挑战。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消耗了经济学的公信力。

   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因为银行业存在有效竞争,所以使放松管制成为可能,并且放松管制可能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这构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关键知识背景。回想起来,那场危机的惊人之处,甚至不在于那之前的10年的银行系统令人发指的贪婪自利,也不在于相关政策、法律和执法方面的具体失误,而是自由市场的语言已经对几乎所有方面达成了思想控制,哪怕现实往往非常不同。我们很难不将这种控制与以下重要事实联系起来:至少在英国,迄今都没有对2008年的危机进行过适当的、全面的、独立的调查,几乎没有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这里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它破坏了决策,损害了公共讨论。

此外,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自由放任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世界上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试图思考市场的局限性,例如不完善的信息和理性、交易成本、偏好、联系等等,并试图理解从住房到医疗的不同市场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经济学对科学地位的要求是混乱的,主要的经济学家甚至无法就经济学是否可以或应该被用来进行预测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依靠它来进行正确的预测了。按照弗里德曼的风格,经济学长期以来过分专注于自己的模型,而不是它们应该代表的现实世界的现象。它鼓励政治家坚持所谓不僭越的技术官僚责任,幻想经济本身就能解决正义、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所以经济应凌驾于政治之上。朝鲜在经济原则上可以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在那里,一个人无法在不恶化他人处境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处境了,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值得效仿的。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总体叙事。我们需要更好的公众理解框架、更好的解释、更好的共同身份,通过这些框架,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达成和解。为了创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回到亚当·斯密本人。

  即使是经济学家,即使他们读的书足够多,也很少有人读过《国富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外的内容。然而,在许多方面,斯密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而且,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远比单纯的经济学广泛,他同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有人会钦佩他的道德平等主义,钦佩他对弱者的感情,钦佩他对尊严和可敬对人的地位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的信念,钦佩他在“自然自由体系”中把不平等降到最低的方式,钦佩他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抨击。

  商业社会是脆弱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特别容易受到包括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威胁。但是如果说要用战争、宗教独裁、民族主义来替代贸易和民主,或者说用榨取性经济唯物主义来替代适度商业化的益处,那这些选项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如果维护商业社会需要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革它。 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会信任,以及相互义务的模式和对等性,没有这种信任,一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在实践层面,社会信任使税收成为可能。

英国在整个18世纪都有比较高的税收水平,部分原因是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和合法性来征税。当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直接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国际机构或多边组织,而是在于一个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这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们破产的银行。这场危机本身是毁灭性的,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后果,还因为它对社会资本,即信任的破坏。

  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市场运作不良有多种形式:出现垄断的倾向,监管不力,动物精神的丧失,以及更广泛的,由于寻租、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的裙带资本主义。

  社交媒体的传播还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这就是脸书在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进行“6 100万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实验”的教训,更不用说最近披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这超过了它们榨取租金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

   亚当·斯密有力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纵向上,是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商业社会对同情,特别是对穷人的同情的潜在抑制;横向上,是与他人做比较的倾向,以及我们“不仅要被爱,而且要显得可爱”的愿望。斯密很好地诊断了今天人们对社会比较的贪婪欲望,以及这种贪婪造成的地位焦虑。

  这是社交媒体的核心内容,它让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态,而对这种贪婪的利用又是其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法则。从斯密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公共责任与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这些问题涉及我们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到底是通过分散的社会互动或通过民主制度(选举领导人)形成的,还是被极少数人在暗中操控的,而这些人没有受到真正的问责—到底是否还有人真正在监督他们呢?

  现代商业社会所依赖的“同意”正在崩溃,而原本人们是自由地选择了同意,相信它将使自己繁荣。所谓的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没有答案,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们没有见到历史的终结,思想却反而走向了终结。我们必须更深入、更具体地去反思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问自己我们是什么,我们能成为什么? 革新必须从知识和思想开始。经济学从业者要更加谦逊,并停止夸大科学客观性的主张。经济学的理论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效的应用经济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应当利用模型进行洞察、教育和交流,而不是为了显摆。

  今天,事情变得更加微妙。无论如何,一旦承认信息不完善、人的理性有限、偏好形成和交易成本等现实,我们自认为的自由市场的大部分好处就失去了核心的经济理论依据。几乎所有类型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人的努力和社会的力量,成就不仅仅是在一个适者生存的狗咬狗的斗争中获得的。这意味着需要斯密式的对人的尊严和能力的关注,关注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如何帮助其成员在生活中蓬勃发展。这也涉及一个共同的认知,即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空间,它在可衡量的或主要由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外,那就是由文化价值、当前的实践和习惯、合理的社会期望以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空间,也就是关于什么“可做”和什么“不可做”的空间。它并不总是良性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关于什么“可做”和什么“不可做”的认知也可以为压制和歧视提供空间。这种空间在今天受到了威胁,主要是来自商业价值的威胁:花钱升级你的牢房,或者让人替你排队参加公共活动,为什么不呢?但一个好的社会会想方设法捍卫这个规范的空间。没有它,一切就只有基于法律和市场,而这两者远远不够。有了这一规范空间,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信任,也有可能巩固制约裙带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公共标准。 最后,必须进行政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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