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西蒙娜·薇依：没有任何东西可使我们失去说“我”的权力（Simone Weil《重负与神恩》 ）

在这世上我们一无所有一一因为偶然性会使我们失去一切——除了说“我”的权利。

　　祭品：除了“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献出，所谓的祭献品不是别的，只是贴在我的回报上的标签。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使我们失去说“我”的权力。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极度的不幸。没有什么东西比极度的不幸更糟，它从外部毁掉了“我”，因为从此人们便不再可能自己毁掉这个“我”。那些用不幸从外部来毁掉我的人又遇到了什么？

　　若是他们失去了“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有私心。相反，当然，这有时会发生，即类似犬类之忠诚产生之时。但在其他时候，正相反，人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植物性的自私。一种无“我”的自私。

　　“我”不作强烈的反抗就不会被外在压力毁掉。若出自对上帝的爱而拒不作反抗，那么，毁掉“我”就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发生。

　　不幸不再能在他身上毁掉“我”，因为“我”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已完全消失，把位置让给了上帝。然而，不幸在完美的方面产生某种等同于从外部毁掉“我”的效果。它制造了上帝的不在场。“上帝呀，你为何抛弃我？”

　　上帝通过赎罪的痛苦存在于极度的恶之中。因为上帝的不在场是相应于恶的神明的在场方式一一被感知的不在场。心中没有上帝的人不可能感知上帝的不在场。

　　这是恶的纯洁、完美、圆满和深渊。而地狱是虚假的深渊。地狱是表面的。地狱是虚无的一部分

　　在不幸中，生的本能在强行夺走的依恋之物消失后仍存在，并且盲目地紧抓能支撑它的东西，就像植物紧攀着自己的卷须一般。感激（若非那种卑下的形式）和正义在这种状况中是不可设想的。奴役。可是，作为自由主宰的支柱的后备力量已不复存在，借助于这种后备之力，人保持距离。在这种形态下，不幸是丑恶的，就像赤裸的生命始终那么丑恶，就像残肢、就像蠕动的昆虫那么丑恶。无形的生命。幸存便是唯一的依恋。当对幸存的依恋取代所有一切的依恋时，极度的不幸才开始。依恋显现为赤裸的。除自身之外，别无他物。那是地狱。

　　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对于不幸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活着更为可亲，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在任何方面并不比死亡更加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死亡就是彻底解脱。

　　人间的非正义一般造成的不是殉难者，而是一些几乎下地狱的人。

　　人们有义务在有限的程度上冒此风险，如同有义务面对不幸。当这一切发生时，就应该像承受不幸那样承受之，而不把这一切同某些既定的人连在一起，因为这些与既定的人并无关系。

　　若并没有完全死亡，那么爱可像针刺一样使他重新苏醒，但只能是完全纯洁的爱，无任何恩赐之意，因为一丝一毫的蔑视都会加速走向死亡。

　　当“我”从外部受到伤害时，他像一头挣扎的野兽首先进行的是最激烈、最苦涩的反抗。但是，一旦“我”半死时，他渴望着完结并任凭自己消亡。倘若爱的触动使他苏醒，那将是一种极度的痛苦，它激起愤怒，有时是针对造成这种痛苦的人的仇恨。由此造成在那些沉沦者身上从表面看来无法解释的针对施恩者的报复行为。

　　有时，在施恩者身上，爱并不是纯洁的。这时“我”被爱唤醒后立即又受到蔑视的新的伤害，这就会产生最苦涩的仇恨一一正当的仇恨。

　　对于“我”已经完全死亡的人来说正相反，他对人们对他表示的爱毫不感到为难。他像得到食物、温暖和爱抚的狗和猫一样任人摆布，他同狗猫一样，贪婪地要获得这些东西。他像狗一样根据不同情况俯首听命，或像猫一样任凭他人摆弄而无动于衷。他毫无顾忌地吮吸着照管他的人的全部精力。

　　不幸得很，慈善事业有可能把大部分毫无顾忌或是“我”已经死亡的人作为自己的对象。

　　由于遭受不幸者的性格较为软弱，所以“我”就更容易遭到扼杀。更确切地说，限定的、毁灭“我”的不幸，根据性格气质的差别而离得近些或远些，它离得越远，可以说性格就越刚强。无任何信念而为自己在艰难处境中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面貌”感到自豪的人，并不比因自己富有数学才能而沾沾自喜的孩童更有道理。信仰上帝的人会遇到产生更严重幻觉的危险，即：把仅仅是机械性质的效应归于神恩。

　　极度不幸造成的焦虑从外部摧毁“我”。阿尔诺尔夫（ Arnolphe）、费德拉、吕卡翁。当即将降临的暴死要从外部毁掉“我”而生命还没有结束之时，有理由跪倒并卑下地祈求。

　　法利赛人是一些靠自身力量保持德行的人。

　　完美的快乐排除快乐这种感情本身，因为在由对象物充实的灵魂中，没有任何角落可以言说“我”。

在没有快乐时，人们想像不到这样一些快乐，因而缺乏动力去追寻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