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菲利克斯·加塔利 ：   生态哲学的对象   （  选自《混沌互渗》）   

第三世界的苦难、癌症人口的增加、城市组织的剧增与衰退、各种污染所造成的生物界的隐伏性破坏、对于重构一种适应于新技术数据的社会经济的当前系统的无能为力

　　疑问重新出现：如何调整精神状态？各种社会实践使人类重新获得责任的意义（如若人类曾经拥有的话），不仅为了人类自己的生存，也为了这个星球上的全部生命的未来

　　传统的政党构成过多地掺杂着不同的国家机构，从而转瞬之间出现了议会民主的各种制度。并且这完全不管它们明显的信用丧失，而在那些继续投票的公民的名义下，一种全体选民不断增加的不满以及一种明显的信心匮乏流露出这种信用的丧失。

　　东欧国家的大众猛然投身于一种集体的混沌互渗（chaomose），从而摆脱极权政体，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被西方模式搞得神魂颠倒。渐渐地，“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的间接失败，而这些自由主义政体与社会主义（时冷时热地）共生了几十年，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意义上，失败的是整合世界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ondial intégré）——尽管它在大多数堡垒中能够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以大量的生态破坏和可怕的隔离为代价）——不仅不能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困境，而且它只能给那些困扰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巨大问题给予太片面的回应，只会引发种族之间的流血冲突的厄运，人们目前从这些厄运中看不到任何出路。

　　日益扩大的生态意识大大超出了“绿党”的选举影响，这种生态意识原则上应该导致对那种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质疑，也就是说这种生产仅仅针对价格体系与令人消沉的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利益。目标不再是仅仅控制那取代统治的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的国家权力，而是明确地规定人们要反向建立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两个互补的主题内容必须在即将到来的、有关进步主义的制图术的重组的争论中变成首要的：

　　——国家的重新定义，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功能，而后者事实上是多样的、异质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

　　——市场概念的解体与经济活动在主体性生产方面的重新定位。

　　国家机器向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化、硬化、滑动不仅关系到东欧国家，而且还关系到西方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昔日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与列宁所提倡的国家权力的蜕变比以往更具现实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丧失了信誉——并在很小的程度上社会民主主义亦会如此——因为未能有效地与国家主义在所有领域的种种危害作斗争，而那些打着这些意识形态招牌的政党自身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各种附属。民族主义的各种质疑重新出现在最恶劣的主观条件之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e）、原教旨主义（intégrisme）、种族仇恨……——因为没有任何合适的联邦主义的回应被提出来，以作为抽象的和假想的国际主义的一种替代。

　　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最近这些年获得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暗示力量。根据这种神话，任何经济体一旦屈从世界市场的法则，它的问题就会被魔幻般地分解。那些未能融入这一市场的非洲国家注定在经济上发展得不顺利，而且注定要乞讨国际援助。像巴西这样的国家——被压迫者的抵抗继续在这个国家内部存在——在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因过度通货膨胀而失去稳定性；而像智利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的货币性要求，它们只有在80%的人口陷入不可思议的贫困之中时才能控制通货膨胀，整顿国家财政。

实际上，并不存在霸权的世界市场，而只存在各种与权力组织相对应的行业市场。例如，各种艺术装配应该组织起来，以便不要束手无策地听凭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本身与毒品市场共生共存。教育市场不能绝对地依赖国家市场。那些使新的城市生活质量、后大众媒介的交流增值的市场将不得不被发明出来。

　　与其谈论能指，倒不如谈论混沌互渗的实体；循环地嵌入本体论维度，而非把世界切分为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这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对于词汇的质疑！

　　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症状一样，意义的断裂、意见的分歧因此变成一种有特权的原料。种种“个人问题”应该能够闯入生态哲学表述的私人或公共的场景。在这一点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察看在何种程度上法国生态运动在其各种组成部分中表现出来，直到现在也不能维持基本诉求。它完全致力于环境或政治的秩序的话语。如若你们向生态学家们询问他们为了帮助他们街区的流浪者打算做什么，那么他们一般会答复你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情。如若你们问他们如何想摆脱他们的小派别实践和某种独断论，那么他们当中许多人会承认质疑的合法理由，但对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确感到很为难！老实说，问题如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如何定位自身与左翼和右翼的相等距离，而是如何助力重新发明一种进步主义的极性，如何在其他基础上重建政治，如何以横贯的方式重新接合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就是社会、环境与精神。为了采取这一方向，新型的商议、分析、组织的诉求必须被实验；可能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如若在今日法国表现得大有前途的生态运动没有致力于这项重组战斗诉求的任务（也就是在一种主体化的集体装配的全新意义上），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失去投资于它的信任资本，因为生态学的技术和社团的方面被传统政党、国家机构和生态商务弥补了。因此，在我看来，生态运动不得不优先关心它自己的社会和精神的生态学。

　　在法国，某些知识分子领导者在传统上负有一项引导舆论的使命。不过，幸好这个时期似乎过去了。在经历了超验的知识分子的统治后——伟大的战斗时代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先知们、“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的意义上），然后更接近我们的是“道德一代”（génération morale）的说教者——可能我们将最终认识集体智力的内在性的重要性，勒庞变成了集体力比多的主导对象——选举他或拒绝他——由于他吸引媒体注意力的技巧，还主要因为所谓的左派的主体性的存在之域的消沉，因为左派的异质性价值的逐渐丧失，而这些价值相关于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连带责任、各种创新性的社会实践……不管怎样，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再被怂恿着充当思想的主人或者道德功课的提供者，而应该为促进横贯性工具的流通而努力，哪怕是在最孤独的情境中。

　　当然，想要把创造的奇异性与各种潜在的社会突变接合起来，这绝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社会几乎不可能顺从这种审美的和伦理政治的横贯性的实验。尽管如此，事实上还是横扫地球的大量危机——周期性失业、生态破坏、价值化方式的错乱，仅仅基于利益或国家援助——向定位不同的审美组成部分敞开了场域。这里涉及到的不只是让失业者和“边缘人物”到文化中心打发闲暇时间！事实上，正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身将被引向各种审美范式。这里我只须参考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和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最新著作就足够了，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提到向物理学引进一种“叙述要素”的必要性，而这一“叙述要素”是真正的演化观念所必不可少的。

　　在这些探索之间接合科学、政治、环境与精神的生态学——应该可以声称取代了陈旧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曾过分地划分社会领域、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且未能彻底地在政治领域、伦理领域与审美领域建立横贯性的连接。

　　地球正经历的大量考验（例如大气层的破坏）涉及到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轴的变化。人口暴增——将在几十年里使拉丁美洲的人口增加2倍，使非洲人口增加4倍[5]，这不是由无法避免的生物厄运引起的。人口暴增的关键是经济的因素（也就是权力的），并且最终是主观的——文化的、社会的、大众媒介的因素。第三世界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其在正进行的荒漠化的社会组织的背景下重新掌握属于自己的主体化过程（比如在巴西，我们看到了下列要素的共存：一种在无法律道德约束的地方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黑帮和警察构成的野蛮暴力，连同在工人党的势力范围内对社会和城市实践进行重组的有趣尝试）。

　　我们该如何工作？精神分析、建制性分析、电影、文学、诗歌、革新性的教学法、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创造者……所有学科将不得不使它们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以便避免野蛮、精神崩溃、混沌互渗式的痉挛的、不久就出现的各种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