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苏珊·巴克-莫尔斯 ： 黑格尔与海地（下）[来源于结绳志]

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采取常见的路线，把黑格尔的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关联起来。奥托·珀格勒（Otto Poggeler）——没有比他更杰出的德国黑格尔专家了——认为，这个隐喻并非来自古代，而是一个“抽象的”例子。只有一位学者，皮埃尔-富兰克林·塔瓦雷斯（Pierre-Franklin Tavarés），真正把黑格尔与海地联系起来。他的证据是，黑格尔读过法国废奴主义者格雷戈里神父的作品（塔瓦雷斯的作品写于1990年代早期，据我所知，黑格尔学术界对它只字未提）。

　　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黑格尔是欧洲启蒙运动中闭目塞听的哲学家中最闭塞的一位。他比洛克和卢梭更加无视明目张胆的现实（面前的报纸就摆在餐桌上）。另一种情况是，黑格尔心知肚明——他知道现实中的奴隶成功反抗了现实中的主人，从而在时代背景下有意提出主奴辩证法。

　　米歇尔-罗尔夫·特鲁洛（Michel-Rolph Trouillot）在《让过去噤声》一书中说，海地革命“的特点是，即使它确实发生了，它依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他正确地指出，由于约定俗成的范畴，同时代人“无法理解正在上演的革命本身”（SP p. 73)。可是，针对海地历史，把这两种沉默——过去的沉默与当下的沉默——混为一谈是很危险的。即使18世纪的男男女女不像“今天的我们”，用非种族主义的方式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平等”，至少他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虽然海地革命变得更加可以想象，但是，由于（继承过去的知识的）学科话语的建构，海地革命反而变得不为人知（SP p. 82【2】)。

　　兰斯福德在1805年说，海地革命的起因是“自由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它不仅跨越种族边界，而且跨越主奴边界，所以，我们才能说，自由的欲望不会让我们倒退回抽象的“自然”本体论，它是真正普遍的，是世界历史事件，是打破范式（paradigm-breaking）的事件。

　　他在《伦理体系》中说：“主人掌控着物质必需品一般的剩余；而另一方[奴隶]缺乏物质必需品”【3】。乍看起来，主人的处境是“独立的，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奴隶的处境是“依赖的，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奴隶的特征是，他没有得到承认。奴隶被视为“物”。“物性”是奴隶意识的本质——也是《黑人法典》下的法律占有奴隶的阶级，实际上完全依赖奴隶制来维持（增加其财富的）“过剩”。这样一来，这个阶级如果不消灭自身的存在，就无法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可是，随后，奴隶（这一意象同样是集体化的）证明自己不是物或客体，而是改造物质自然的主体，从而实现了自我意识。在实现自我意识的地方，黑格尔突然变得模棱两可、支支吾吾。身份的本质（PM, p. 235）。

　　当屈服于奴隶制的人们愿意承担死亡的风险，而不继续屈服的时刻，他们就展现了他们的人性。在这时，那些把奴隶仅仅视为“物”的法律（也就是《黑人法典》！）就不再有效了。当然，黑格尔也认为奴隶自己一开始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因为他认为生命高于自由，选择了自我保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强调我们不能自上而下把自由施舍给奴隶。奴隶的自我解放，需要经历一场“生死斗争”：“只有通过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PM,p. 233）。摆脱奴隶制的解放，不是反过来让主人屈服（这种做法不过重复了主人的“存在的绝路”【4】），而是彻底消除奴隶制。

白人种植园主的“混血”子女被带回法国接受教育，这很常见。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法国共济会的人人平等的聚会场所，是一个暂时克服种族、宗教、性别壁垒的空间。在黑人之友协会、共济会、伦敦和费城的废奴主义者支持下，奥热于1790年返回殖民地，领导了混血儿争取公民权的暴动。暴动失败后，他遭受酷刑，于第二年被殖民法庭处决。雷蒙1796年被法国政府任命为殖民地长官，与松托纳共事，后来又与杜桑共事，帮助杜桑起草1801年宪法。共济会的很多神秘符号，本身受到圣多明各岛的奴隶的宗教仪式的影响。有些学者耐人寻味地把伏都教——激发1791 年 8 月大规模暴动的神秘崇拜——称为“宗教和舞蹈的石匠”。黑色、棕色、白色人种在大西洋两岸的共济会的历史，这个混杂和跨文化的历史的重要篇章，我们目前知之甚少。

　　黑格尔臭名昭著地谴责非洲文化是史前史，把新世界的奴隶制归咎于非洲人自己。黑格尔重复了老生常谈、开脱罪责的说法：奴隶在殖民地要好过在非洲家乡，因为奴隶制在非洲是“绝对的”。最惊人之处在于，他简单粗暴地认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块“完全野蛮和不驯”、“幼年时代的地方”，完全没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为非洲“精神”的缺陷。

　　1822-1830年，黑格尔每两年讲授一次历史哲学，并且补充他从欧洲世界史专家那里获得的经验素材。可惜，讽刺的是，他的课程越如实反映欧洲对非洲社会的学术研究，这些课程越是腐朽、狭隘。

　　既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200年间为那些最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辩护（即使他不是生物层面的种族主义者，也是文化层面的种族主义者）——把这段历史的碎片从人们的遗忘中打捞出来，为什么不仅仅是一种考据癖？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由的历史真相从胜利者的叙事中抢回来，把它保存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就不用抛弃普遍自由的构想，而是在不同的基础上拯救和重建它。

　　杜桑·卢维杜尔、华兹华斯、格雷戈里神父，甚至德萨林。尽管德萨林为人残暴，对白人施以报复，但是，他最清楚地看到欧洲种族主义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思想的洞见，与行动的清醒时刻摆在一起：拿破仑派往殖民地的法国士兵听到奴隶们高唱《马赛曲》，甚至怀疑自己站错了队伍。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波兰军团违抗命令，拒绝淹死被俘的600名圣多明各人。这种清醒的事例数不数胜，它们不属于任何一方，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如果说个人（在领悟自由的具体内涵时）超越当下权力限制的过程中，这种清醒的时刻都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哪怕短暂的）实现，这会怎么样呢？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打破哪些沉默？还需要讲述哪些超越学科壁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