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芋头微波：鼠疫斗士伍连德没有说的那些历史真相（一）：谁战胜了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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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非典SARS各地区病死率[1]：

　　台 湾 27% （中国最抵制中医的地方）

　　香 港 17% （回归前抵制中医非常厉害，非典时其死亡率太高，不得不借调广州几名中医支援才得以控制）

　　北 京 13% （后期才有中西医并重的广东医生支援）

　　全球平均 7% （病死率 =死亡人数/（死亡人数+痊愈人数 ）× 100 %）

　　广 东 4% （最早爆发疫情，早期疫情最为严峻，也是因吴副总理批示而最早让中医介入治疗的地区，也是拉低中国大陆病死率，乃至全球病死率的关键所在）

　　非典SARS用药激素后遗症（股骨头坏死）[2][3][4]：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广东 2.4%

　　他地 30% ！

　　如无中央正确批示请中医药参与抗疫，如无中西医精诚合作，在明显“针对”华人的种族差异性的SARS面前，以上数字恐怕只会更为惨烈，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 0.83%；山东 0.79%；深圳 0.7%；河北 0.53%；上海 0.31%；内蒙古 0.25%

　　广州 0.2%；山西、澳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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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冠肺炎在中医支援前，转重率10～20%（重症死亡率61.5%），中医主导的方舱0转重、0复阳，其他方舱学习中医方案，整个武汉转重率迅速降到2~5%！武汉危重病房一支中医团队更是100%存活+重转轻、零有创呼吸机、零ECMO……

　　四、肺鼠疫爆发早期，因无外省西医响应卫生局号召，清廷最终应允给予愿往支援的外省西医丰厚条件：“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在第二次东北鼠疫，就算是地方的防疫医官也可得大洋6~40大元/月。以上优厚待遇，中医全部没有。[2]

　　五、当时西医治疗肺鼠疫的药物及方法全部无效！包括伍连德在内，西医没有成功救治任何一个鼠疫病人。按中医黑的标准，伍连德和现代医学并未战胜鼠疫。

　　六、首次发明并倡议民众佩戴的防疫纱布口罩，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师，不是伍连德。[4]

　　1.纱布口罩第一版是避疫面具，是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6乘以4英寸的羊毛衬垫，最先由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发明（具体推理见下答疑部分），并在伍连德到哈尔滨之前由原哈尔滨防疫局推广到奉天（今沈阳）。

　　伍连德所用防疫方法无一是近现代西医，而是全部源自传统，而且大多来自中医。

　　1、口罩。

　　中国不晚于元朝就应用口罩用于卫生防护[5]，且早于西医认识到瘟疫可从口鼻而入[6]。而当时的西医没有肺鼠疫概念，鼠疫无需戴口罩是当时国际西医主流认识，西医此前也没有佩戴口罩防疫的认识和先例（伍连德一开始依据防疫所的经验和自己的调查认为要戴口罩，是个人意见，没实验没统计，更没权威西医认可，不符合中医黑们说的科学与循证医学）。

　　而最先应用纱布防疫的避疫面具，就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所发明。

　　2、隔离。

　　源自中国医学的传统卫生措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医学意识，不晚于秦朝就有规避消除病源的疠所隔离制，不晚于宋朝形成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且大力实施，延续至明朝[7]。虽说满清没有成体制的公共卫生制度，但中医一直倡导改变诊疗行为防止传染[8]。

　　3、处理尸体。

　　妥善处理尸体（掩埋）来控制瘟疫，一直为中医人所倡导，并不晚于宋朝就普遍施行[9]。直到今天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狂犬尸体都是深埋为主。 中国不晚于宋朝就盛行火葬，且屡禁不止[10]，一定程度对部分瘟疫传播有所控制作用，但确实未见记载作为防疫措施。东北鼠疫是因冻土坚硬难以掩埋尸体才被迫火化的，并非掩埋不行。

　　据现存文献显示，烧尸防疫，源自中世纪传教士“消灭恶魔、净化人间”的传统控疫法，也非现代医学所创。

　　十、伍连德的烧尸措施阻力不在民间，而在清廷。伍连德一定要得到清廷允许才烧，是害怕清廷有人以此为借口秋后算账，并非顾虑民众反对，更不是伪科普们泼中国人脏水的所谓封建迷信、什么愚昧无知劣根性。

　　十一、鼠疫感染后潜伏期一般不超过七日，潜伏十日的十分罕见。所以当时满清的隔离时间限制是得当的。

　　十二、脱离宿主的鼠疫杆菌，在自然环境中耐寒恶热，喜湿厌干。

　　十三、回顾东北鼠疫，抗疫确实起到控制传播的作用，中国近代三次肺鼠疫爆发都在四五月份天气转暖变干燥后，缺乏宿主，自然界难以生存而中止（第三次肺鼠疫也在东北，苏联远东到1921年10月才彻底中止，可知温度、湿度和人为抗疫都是灭疫之关键）。

　　十四、烧尸的意义不是防止天气转暖时尸体里的病菌散发出来，而是从源头切断“野狗等动物食冻尸感染 - 人捕动物被传染 - 人传人”的路径。所以第一次东北鼠疫在1911年2月开始烧尸，却还是没有阻止每天死人。直到4月底天气转暖变干燥后，鼠疫杆菌难以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疫情才真正终止。

十五、纱布口罩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包括后来的伍氏口罩都不含药物。防疫部门都不主张在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但是部分防疫人员太过害怕鼠疫，又在棉花上洒上煤酚皂，甚至是未稀释的石碳酸，致使嘴角和鼻尖被烧灼(伍连德在其回忆录里有提及此条)。

　　十六、伍连德为了烘托自己的抗疫功绩，不惜抹黑锡良。

　　锡良，是晚清里难得一见的清官能臣，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进士，是作风硬朗、包容兼蓄、高瞻远瞩、思想开明的栋梁之材。为官以朴实正直、勤政认真、廉洁仁爱著称：在任所在，严吏治、肃军制、建学堂、禁鸦片、引进人才、清理财政、整顿政务、发展经济，政绩十分突出，非常得民心。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能洞悉列强不轨意图，多次在任职所在地利用各种方法，有智慧地粉碎列强的阴谋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是第一次抗击肺鼠疫的真正总指挥，如果没有他，抗鼠疫很可能是惨败收场，那时不仅生灵涂炭，东北还很可能被日俄分裂出去。是疫，锡良引进人才、知人善用、监督机构、完善制度、平衡势力、阻止侵略、外交斡旋、贷款募捐、调动物资……实难一二句可涵盖之，贡献极其巨大，能力极为突出，是1910年东北抗鼠疫真正的第一功臣。[12]

　　伍连德为何要抹黑锡良？个人认为是：

　　1.伍连德一直在学术界、舆论场上自塑东北抗疫一人之功的形象，有淡化、虚无化、甚至黑化第一功臣锡良的需求。

　　2.迎合洋人对中国官员粗鄙庸陋形象的固化心态，促进自己东北抗疫一人之功形象的确立。

　　十七、近现代全国卫生组织、防疫组织理念，并非伍连德首先提出。第一次东北鼠疫抗疫也并非伍连德一人之力。

　　1910年11月，长春卫生院设防疫会，分派医生到日俄车站检疫。1911年1月17日正式名为防疫局。

　　1910年11月~1911年8月，仅在《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当时报纸中刊登的较完整的防疫指令、防疫规定等防疫法规就有60余件，其中以东北地区的《盛京时报》所刊载的防疫法规内容最全，也最有代表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里也汇集了大量防疫法规章程。大小法规达上百条，非常全面和专业。

　　1910年11月15日，哈尔滨官方领头各界组建防疫会（后为哈尔滨防疫局），订立章程办法，由当地医生和警察为主体，迅速建立养病院与检疫所（伍连德1910年12月24日才到哈尔滨）。

　　1911年1月12日，由省城警务局、卫生院同请的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成立，下设医务部、埋葬部、检诊部、消毒部、微生物试验部、药料部等部门。

　　锡良总督下的东北一开始就很重视疫情发展态势，防疫组织机构下设到县、厅一级，根据地方具体情况不同，责成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不同章程和防疫法规、宣传，联合民间各界共同防疫，参与抗疫人数上万计。奖罚分明，办事不力的官员一律彻查治罪，监管追责非常到位[17]。防疫经费严重不足时，银行贷款、举外国债、外交经费挪用、皇室捐款、官商筹款、民间募捐……晚清难得一见的上下同心共渡难关。可以说当时中国实控的东北地区已组建了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为防疫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伍连德抗疫后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撰写学术文章，凭此和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国际拥有了学术地位和一定话语权。

　　十八、当时的隔离措施是将确诊的鼠疫患者（由西医医官判断是否鼠疫患者）送去时疫医院，将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以下简称“隔离者”）送去隔离区（相当一部分是用车厢作为隔离区）。

　　十九、当时部分地区下层防疫管理极为混乱（特别是沙俄势力地区），粗暴野蛮、荒诞不经、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等比比皆是：

　　借机大规模驱逐华人离开原来生活的土地；

　　在-20°C的环境，强迫民众脱光衣服，浇上冰水，裸走几百米来判断是不是鼠疫；

　　故意将不是鼠疫的人也拿去充数，强行极端治疗；

　　中断隔离者饮食并强迫他们脱光衣服，待在隔离车厢二日，故意冻死；

　　直接将“患者”强行活埋；

　　动辄把人家房子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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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令人发指、丧尽良心的事，大多都是负责防疫的士兵和隔离工作人员做的（包括日俄法），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部分检验西医也有所参与其中。因为患者是否鼠疫，由负责检验玻片的西医说的算，治疗方案也是西医说的算

　　二十、第一次东北鼠疫时期，哈尔滨地区的管理混乱，伍连德要背负很大的责任。

　　从小在西方世界读书的伍连德，很难不被西方舆论长期洗脑，对中国基层产生刻板印象（此前归国两年，对中国上层应有所了解）。因此，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全凭个人喜好任事，完全不信任已经相对成体系的原哈尔滨防疫局：

　　1.看到别人不懂外语就说没法交流（当时不是太熟练中文的伍连德应是听不太懂闯关东+老东北话的口音）；

　　2.看到防疫干部精神疲惫、穿着随意就说人家是吸鸦片的，直接解职（当时关外基层普遍文化水平低，应答含糊不清是正常的，不代表人家没有行政管理能力。防疫工作恐怖而繁重，疲倦不顾衣着也很正常）。

　　3.先入为主将日俄等列强之措施视为“现代”和“先进”，将东北地方和民众的自主检疫、防疫，视为“守旧”和“落后”（现实是日俄的防疫措施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稍有怀疑就往死里整。要不是地方政府、商会组织和民众自发且及时的救助和防控，因此更多死人当以万计[19])。

　　4.不深入调查、也不顾事实，非常主观和任性地将疫情扩散归结前哈尔滨防疫局人员的不重视、无知与无能（文献资料显示原哈尔滨防疫局已尽力尽职[20]，疫情扩散主因有二：a、沙俄野蛮防疫，让哈尔滨周边华人患者和疑似患者全挤到中国人组办的傅家甸时疫医院，导致医院崩溃，后续不断来的患者只能进驻附近的村子和街道，造成聚众大面积传播[21]。b、原防疫局无法隔绝由日俄实控的铁路等交通。日俄同时还借机侵占中国主权，外国军队警察等阻扰原防疫局工作。伍连德上任后，在日俄配合防疫前，在大搞疑似病、密触者的隔离区前，疫情一样无法控制）。

　　伍连德极端地摒弃原哈尔滨防疫体系所有人员（不包括洋医和中国西医） ，将从长春抽调来的1160名士兵、临时召募的600名警察，以及不到10名来自外省的西医和医学生，构建自己早期防疫系统的主体[22]。结果却很悲剧 —— 没有富有经验官员的管制下，这些士兵和临时警察干了一大堆变态且泯灭人性的事（参十九条），伍连德一度无法阻止和控制事态，让大量民众因恐惧/愤怒而拒绝配合防疫，造成不必要的疫情延续[23][24][25]。

枉死那么多人，这笔账算到底，伍连德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原先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生”伍连德因此被狠狠上了一课，疫后成为社交达人，参与其他防疫也不再书生意气、任性妄为了。当然，这些真相，伍连德自传是不会写的，毕竟那么多条人命，不敢背，也背不起。

　　二十一、与伍连德哈尔滨防疫局相对比的奉天防疫总局。

　　奉天总局由总督锡良亲自监督（甚至一度严厉斥责整顿奉天防疫事务所西医和医学生的迟到早退怠工现象），从一开始就统一奉天省防疫行政，但具体的防疫则是依靠下面各地军政医商等原班人马执行，责成地方官员分管地方防疫事务所。当地商会亦纷纷组建防疫会参与防疫，与官府相互监督，防疫人员选定有标准有担保，制度分配、各司其职，秩序井然[26]。这与伍连德的极端组建新防疫局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成绩单一样也是鲜明对比。

　　奉天终疫死亡2579人，是东北第一次肺鼠疫疫情中，交通最复杂、人口最多、乱象最少，死亡人数最低的地区。

　　哈尔滨 人口7万，疫死 5693人；（混乱防疫致死人数难以计算）

　　长春厅 人口59.99万，疫死 5827人；

　　奉 天 人口65.7 万，疫死 2579人。

　　正文引用

　　[1]Carl F. Nathan 《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67-1-1

　　[2]路彩霞《中医存废的第一次大论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59785

　　[4]张蒙. "伍氏口罩"的由来.《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http://hrc.cssn.cn/xsdt/qycg/202105/t20210510_5332362.shtml

　　《岭南杂记》：“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為立麻瘋院，如養濟院之設也”。

　　……不一一枚舉。另，宋朝隔离治疫相当完备，明朝未仿照宋朝优秀隔离制，更多是因为明初人口因战争剧降没必要，明中因各种原因未有大疫，明末则是大乱没办法实行。而满清统治非常野蛮，公共卫生制度基本没有剩多少。

　　[10]《宋史·宋太祖》：“禁民以火葬”。《日知录》：“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

　　[18]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 ”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0-32；

　　胡成：《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

　　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1910-1911）》；

　　防疫队兵之扰民[N].泰东日报,1921-02-15（4）、此即谓为防疫乎[N].泰东日报,1921-02-25（4）：防疫人员有直接把患者强行活埋的，有把隔离所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大冬天脱去衣服“虽勺水不给，历两昼夜不死，然后为之施治，中有毫无疾病同遭荼毒，以致辗转毙命者”的，只因收取病人可领医药费，埋一个病人可得丧葬费。

　　《时报》1911年1月18日“北方鼠疫记”：“俄医带同防疫队及通事挨户稽查，时有藉端勒索事情，如不遂所欲，即种种苛求，指其室宇不洁，必逼令迁出而后已。现闻各通事已索诈钱文不少，俄医及俄兵亦得分其润云”

　　《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浮言之宜禁”：“俄国防疫卫生拘获之华人，无论其有疫无疫，甚半死之人，亦掘坑活埋”

　　[19]《申报》1910年12月18日“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远东报》1910年11月25日：“满洲里防疫之严”：“华人窘辱至此，而官不闻问，三千余同胞，非尽死不止，议请俄员派人赴站查看，应用食物由华人设法供给，所费若干，全市均摊”。[23]《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军人不遵查验之危险”、《申报》1911年2月16日“北方防疫汇纪”：1911年2月中旬，伍连德致电外务部，称从长春调来的兵队“不守规则，至为可虑”。

　　[24]《远东报》1911年1月5日“救急队似催命符”：“讵所招集皆无知识之人，每遇病者，况昧却救急之本意，以野蛮性质视病人如罪人。甚至，不容着衣穿履，并有绑缚送至病院，种种怪象，令人闻而发指”。

[25]“The Plague,”in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24,1911.：许多人害怕警察入门带走患病亲属，就把病人藏起来，趁晚上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政府无迹可查。欺骗防疫人员、隐瞒疫情之事时有发生。有人担心死者尸体被拉走，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于是把死者尸体藏在大雪覆盖的沟渠和深坑里。他们让小孩子在门口放哨，看见检疫人员沿街走来就放出信号，随即将所有能走或不能走的病人藏在柜子里或者院中的柴堆里，直到卫生警察离去。[26]《盛京时报》1911年2月9日“防疫之慎重”、28日“搜疫队应募之踊跃”，3月2日“防疫队改期挑选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