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编译马姆达尼：好穆斯林，坏穆斯林：恐怖主义-文化还是政治？（零号编译局 零号笔记本 ）[第二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沙特/巴基斯坦结成了联盟，宗教学校变成了培训干部的政治学校。中情局不仅资助圣战，还在 "训练圣战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重点是将游击队的训练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结合，从而创造出 "伊斯兰游击队"。印度记者Dilip Hiro解释说：主要的主题是：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神圣的伊斯兰教被（无神论的）苏联军队所侵犯，阿富汗的伊斯兰人民应该通过推翻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左派政权来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

　　中情局一直在寻找，但无法找到一位沙特王子来领导这场征战。它选择了下一个最好的人选，即与沙特王室密切相关的一个杰出家族的儿子。我们需要记住，奥萨马·本·拉登并不是来自一个沉浸于前现代想象中的落后家庭，而是来自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家庭。本·拉登家族是学术界的赞助人：它为哈佛和耶鲁等大学的项目提供资助。本·拉登是在美国的批准下，由当时的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在最高级别上招募的。在这种情况下，奥萨马·本·拉登于1986年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山下建造了霍斯特隧道群（Khost tunnel complex）时提供了帮助，中情局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武器库、训练设施和圣战者的医疗中心来资助。这也是本·拉登在1989年建立 "基地 "组织的背景，作为阿拉伯阿富汗人及其家庭的服务中心。

　　伊斯兰全球战争的想法并不是本·拉登的创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希望将阿富汗圣战转变为穆斯林国家反对苏联的全球战争。基地组织的网络延伸到了阿富汗以外的地区：车臣和科索沃，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甚至远至印度尼西亚。无论怎么计算，所涉及的人数都是惊人的。艾哈迈德·拉希德（Ahmad Rashid）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在1982年至1992年的十年间，来自40个伊斯兰国家的35000名穆斯林激进分子加入了阿富汗战争。最终，拉希德指出，阿富汗圣战影响了超过10万名海外穆斯林激进分子。非阿富汗籍的新兵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或者更具体地说，被称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人或阿富汗-印度尼西亚人。阿富汗-阿拉伯人构成了一支精英部队，并接受了最先进的训练。以白沙瓦为基地的穆斯林 "国际旅 "的战士们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工资，每月约1500美元。除最高领导层外，战士们与华盛顿没有直接联系；大部分沟通是通过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进行的。

　　阿富汗圣战是中情局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行动。根据一项估计，仅在1987财政年度，美国对圣战者的秘密军事援助就达6.6亿美元，"比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总额还多"。除了美国的直接资助外，中情局还通过毒品贸易为战争提供资金，就像在尼加拉瓜一样。这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阿富汗圣战之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地没有生产海洛因；鸦片（一种与海洛因截然不同的毒品）的生产被引向小型区域市场。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米歇尔-乔苏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估计，在中情局进入阿富汗圣战的短短两年内，"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地，供应美国需求的60%"。扩大毒品贸易的杠杆很简单。随着圣战在阿富汗一侧的蔓延，圣战者要求农民支付鸦片税。中情局没有对毒品发动战争，而是把毒品贸易变成了资助冷战的一种方式。到反苏圣战结束时，中亚地区生产了世界上75%的鸦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对美国在中亚发动冷战的主要盟友巴基斯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首先，鸦片产量的增加与当地消费的增加相对应，这几乎是一种偶然的关系。联合国药物管制计划估计，巴基斯坦的海洛因成瘾人口从1979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1985年的120万，"比任何国家的上升速度都要快得多"。阿富汗圣战对巴基斯坦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巴基斯坦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影响，这些部门是中情局在阿富汗以及更广泛地在苏联中亚地区有效开展工作的关键。反苏圣战愈演愈烈，情报部门，尤其是三军情报局，愈发成为巴基斯坦政府权力的中心。反苏斗争的伊斯兰化从齐亚统治下的巴基斯坦国家的伊斯兰化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其次，阿富汗圣战的势头越猛，就越能促进地区性的分支——克什米尔圣战。在齐亚卸任时，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国家的运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齐亚之后的政府继续保持国家伊斯兰化的趋势。伊斯兰刑法与亵渎法在。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ameet-e-Ulema-Islam）是阿富汗圣战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政党，1993年成为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执政联盟的一员。

现在应该很清楚，中情局是在中亚建立伊斯兰教和恐怖活动之间联系的关键。中情局训练和赞助的团体有三个共同特点：恐怖战术、拥护圣战以及使用来自跨国界的战士（阿富汗-阿拉伯人）。其后果在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相距甚远的不同国家都很明显。据报道，今天印度尼西亚的拉斯卡圣战组织由十几名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指挥官领导。在阿尔及利亚，当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1991年大选中明显胜出时被阿尔及利亚军方阻止上台，FIS政治领导层中那些开创了议会道路的人被那些倡导武装圣战的人所取代。“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在后查德利危机（post-Chadli cr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的确切人数不详，但马丁·斯通（Martin Stone）报告说，“在1980年代中期，仅巴基斯坦驻阿尔及尔大使馆就向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发放了2800份签证”。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卡梅尔丁·克尔巴内（Kamerredin Kherbane）后来在流亡中担任了FIS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冷战在伊斯兰教中造成了一种政治分裂。与激进的伊斯兰社会运动，如阿尔及利亚选举前的FIS，或伊朗早期的革命者相比，冷战给美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带来了国家驱动的保守主义政治伊斯兰。在一篇关于9.11的文章中，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对这些趋势进行了有益的对比——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教与保守的 "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社会运动起源于20世纪的帝国占领；他们的目标是振兴伊斯兰教，不仅是 "单纯的宗教"，而且是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应该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正义、外交政策等）"。虽然它一开始就呼吁建立一个乌玛（超国家的穆斯林社区），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适应了民族国家结构，并萌生了不同民族版本的伊斯兰主义。这种转变在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运动中最为显著，前者放弃了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想法，并进入了选举程序；后者对巴解组织的批评是，它没有背叛伊斯兰教，而是背叛了巴勒斯坦民族。在被允许的地方，这些运动在法律框架内运作。虽然不一定是民主的，但它们通过扩大对政治进程的参与来加强民主的条件。相比之下，国家驱动的新原教旨主义运动有一个保守的议程。在政治上，他们的目标仅限于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在社会上，他们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反对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并奉行暴力宗派主义（反什叶派）。虽然新原教旨主义运动起源于不受欢迎的政权为使权力合法化所做的努力，但历史表明这些努力确实适得其反。新原教旨主义没有发展出国家的根基，而是变成了超国家的；其成员背井离乡，与家庭和原籍国的关系断绝。罗伊认为，"虽然伊斯兰教徒确实适应了民族国家，但新原教旨主义者体现了民族国家的危机。这种新的超国家原教旨主义的品牌更像是当代全球化的产物，而不是伊斯兰教的过去"。

　　如果说圣战者组织和基地组织是冷战时期的新原教旨主义产物——由中央情报局及其地区盟友训练、装备和资助，那么塔利班则是在反苏战争的痛苦和灰烬中产生的。塔利班是一个在巴基斯坦边境上诞生的运动，当时阿富汗全国民众已经不止一次流离失所，而且在冲突中，该国任何一个普遍受过教育的阶级都已经不复存在。塔里卜（Talib）意味着一位学生以及学生运动，而塔利班（Taliban）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诞生的，它所依托的是在跨境难民营中出生的儿童，是除了宗教学校中的男同学之外没有任何朋友的学生。宗教学校最征召学生兵来保护民众（讽刺的是，他们保护的主要是妇女和年轻男孩）免受圣战者游击队的贪婪和掠夺。塔利班诞生于一个残暴的社会，不幸的是，它将进一步残暴化。在坎大哈的一座清真寺里，一位老人告诉艾克巴尔·艾哈迈德，这里曾经是一座拥有花园、喷泉和宫殿的古城，他说："他们在黑暗中，伴着死亡成长。他们愤怒、无知，憎恨一切给生活带来快乐的事物"（1995年）。

将塔利班视为伊斯兰运动的人和将其视为部落（普什图人）运动的人都将其视为现代世界中的前现代残留物。但他们忽略了关于塔利班的关键点。即使它在其特殊的语言和具体的做法中唤起了前现代性，塔利班也是一个前现代的人民与现代帝国力量相遇的结果。阿富汗人民拥有高度分散和地方化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遭受了两个高度集中的国家项目：首先是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是中情局支持的伊斯兰化。当我问两位同事，一位是阿富汗人，另一位是美国的阿富汗学生。他们要求我将这一发展置于三重背景之下：从左翼政府的强迫性平权项目转变为塔利班的强迫性厌女症，（译者注：我们认为，将塔利班与左翼议程或将厌女症与平权项目并举并非作者本意。这一点在上文作者讨论安哥拉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仅仅意在指出，以阿明政府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激进路线未能真正合乎当地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也并未真正获得其支持。）传统的男性经堂教育与圣战训练的军事主义（militarism）的结合，以及最后，塔利班领导人担心他们的成员会屈服于（被上级）鸡奸，这是圣战组织臭名昭著的做法。诚然，中情局并没有创造塔利班。但中情局确实创造了圣战者组织，并将本·拉登和塔利班作为世俗民族主义的替代方案加以接纳。正如在另一种情况下，以色列情报部门允许哈马斯在第一次起义期间不受阻碍地运作——允许它开设大学和银行账户，甚至可能帮助它提供资金，希望将它与世俗的巴解组织对立起来，而在第二次起义中尝到了苦果。

　　我的观点很简单。当代 "原教旨主义 "是一个现代政治工程，而不是传统文化的遗留物。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可以将目前 "原教旨主义 "项目中的许多元素（如鸦片生产、宗教学校和大圣战的概念）追溯到现代殖民化之前的时代，就像人们可以识别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奴隶制形式一样。正如跨大西洋奴隶制将一种前现代的制度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目的（其规模和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前资本主义的实践或想象）一样，冷战者也将传统制度，如大圣战和经堂教育，以及鸦片等传统刺激物，用于现代政治目的，其规模之大是以前无法想象的。鸦片、经堂教育、"大圣战"——所有这些都被重新塑造，为美国打击 "邪恶帝国 "的全球运动服务。

　　当苏联在阿富汗被打败后，这种新的恐怖主义活动就以解放的名义向被施加于。艾克巴尔·艾哈迈德观察到，对于圣战者组织来说，苏联的撤军是一个真相浮现的时刻（a moment of truth），而不是胜利(Ahmad 1992a)。由于圣战者组织的不同派别沿着地区（北方对南方）、语言（波斯语对普什图语）、教义（什叶派对逊尼派）甚至外部（亲伊朗对亲沙特）的路线分裂，并相互争斗，他们用大炮轰击和摧毁自己的城市。恰恰是在他们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圣战者组织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责任问题

　　谁对目前的情况负有责任？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将二战后和冷战后这两种情况进行对比，并比较在两种不同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处理责任问题，会有所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和亚洲进行的，而不是在美国。欧洲，而不是美国，在战争结束时面临着物质和城镇的破坏。战后重建的责任问题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出现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特别是希腊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凸显了其紧迫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接受了在非共产主义欧洲恢复体面的公民生活条件的责任。并由此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冷战不是在欧洲打的，而是在东南亚、非洲南部、中美洲和南美洲。我们普通人是否应该让美国为其在冷战期间的行动负责？美国是否应该为在越南进行凝固汽油弹轰炸和喷洒橙剂负责？它是否应该为在南非、中非和中亚培养恐怖主义运动负责？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拥护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直到2001年9月10日，美国和英国迫使非洲国家与恐怖主义运动和解。在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安哥拉，要求政府必须以和解的名义与恐怖组织分享权力。和解变成了有罪不罚的代名词，并掩盖了美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的战略。如果说恐怖主义是冷战时期的产物，那么冷战结束后，它就变成了安哥拉、莫桑比克或塞拉利昂的本地产物。这是谁的责任？像阿富汗一样，这些国家是在接纳恐怖主义，还是也被恐怖主义裹挟？我认为两者都有。

　　也许没有其他社会比阿富汗为苏联的失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在大约200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死亡，另有150万人致残，另有500万人成为难民。联合国机构估计，由于几十年的持续战争，将近150万的人已经出现了临床精神障碍。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地雷最多的国家。阿富汗甚至在目前的战争开始之前就是一个残酷的社会。

　　美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反，它习惯于为不作为寻找一个高尚的道德借口。当美国退出2001年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时，我正在德班参加会议。德班会议是关于过去的重大罪行，如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我从德班回到纽约，听到康德莱扎·赖斯（Condeleeza Rice）谈及忘记奴隶制的必要性，因为她说，追求文明生活需要我们忘记过去。诚然，除非我们学会忘记，否则生活将沦落为寻仇。我们每个人都将一无所获，只有一长串祖先所犯的错误的目录。但是，文明不能仅仅建立在遗忘上。我们不仅要学会忘记，还必须不忘学习。我们还必须进行纪念，特别是纪念不朽的罪行。美国是建立在两个不朽的罪行之上：对美国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和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美国的趋势是纪念其他民族的罪行，但忘记自己的罪行——寻求一个高尚的道德立场，作为忽视真正问题的借口。

怎么办

一些批评美国轰炸阿富汗的人认为，应该像处理任何犯罪行为一样处理恐怖主义。如果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个人犯罪，它就不会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恐怖和犯罪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公开要求支持。与罪犯不同，政治恐怖分子不容易被惩罚所吓倒。无论我们对他们的方法有什么看法，恐怖主义行动会存在一个原因，并且有获得关注的诉求。尽管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声称，恐怖分子是虚无主义者，他们用目标来包装自己，但他们本身却没有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无情地攻击他们，但人们需要认识到，恐怖主义无法仅仅通过军事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事机构在阿富汗的轰炸行动更有可能作为血腥复仇和中世纪驱魔的结合体，而不是寻求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而被记忆。

　　本·拉登的力量并非源于其宗教信仰，而是在于他给出的政治信息。即使是一个在政治上如孩童般幼稚的人（political child）也知道布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谈到中东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诉求是廉价的石油，而不是言论自由。孤立个别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是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解决恐怖分子"把自己包裹起来 "（wrap themselves up）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将冲突的场域从军事上转移到政治上，并消除对政治恐怖主义的支持。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9.11事件本身，我们可以说，如果美国以非军事化与和平红利的方式结束冷战，9月11日就不会发生。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没有拆除全球性的帝国暴力机器；相反，它集中精力确保敌对国家（将他们打上流氓国家的烙印)不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样，美国也没有为冷战中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地区（如东南亚、非洲南部、中美洲和中亚）的政治与公民生活的军事化承担责任；相反，它只是一走了之。

　　在9月11日之后的头几个星期，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大声确认，他们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甚至不只是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仅仅是针对恐怖主义。不过，为了让人信服，他们必须正视自己的政策与当代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是承认美国伊拉克政策的失败，放弃拒绝区分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人民的仇杀，并向以色列施压，以扭转其1967年后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拒绝解决问题的态度必须被视为我们寻求和平的第一个主要障碍。就穆斯林而言，他们需要摆脱受害者视角的束缚。这也需要一种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至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只有历史意识才能让穆斯林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伊斯兰教今天是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政治工程的旗帜。它不仅是反帝国主义的伊斯兰运动，也是帝国主义的议程，不仅是扩大参与公共生活的要求，也是独裁者的议程，它们都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今天，政治行动的最低前提必须是有能力区分两者。行动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认识到，正如伊斯兰教已经发生变化并变得更加复杂，现代社会的配置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生活在非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里。正如非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被要求实现所有人的平等公民权（无论文化和宗教差异如何显著）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也面临着在宗教多样性背景下建立一元化公民权的挑战。《古兰经》说，在宗教问题上，不能存在任何强迫。伊斯兰教可以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强制性的。伊斯兰教组织将不得不认真考虑国家与宗教的分离，特别是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做的那样。

　　穆斯林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为每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创造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而是要摆脱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无论民族国家的条件是什么，是领土还是文化，是世俗还是宗教，这种由现代西方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政治形式，作为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需要重新思考。在多宗教和多文化的社会中，对民主的考验不仅仅是获得大多数人，即民族的支持，而是要在不失去少数人的信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样双方都可以属于一个一元的政治共同体，按照一套规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