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编译马姆达尼：好穆斯林，坏穆斯林：恐怖主义-文化还是政治？（零号编译局 零号笔记本 ）[第一部分]

2021年是9.11事件20周年，塔利班在今年重新夺取了阿富汗政权，并在中国舆论界激起了水花。在这一背景下重温本文，并非仅仅提醒大家铭记远方的历史，更不是单纯为了强调所谓“白人的罪责”（当然，正如文章强调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苦难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无法回避的责任。然而，无论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后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在一国国境之内，只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各种意义上的压迫或权力冲突存在，我们就无法彻底避免这样的悲剧在未来重复发生），而是强调一个需要被关注到的事实：从某一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政治项目并非天生就带有某种进步或反动的印记，由压迫者与反抗者主导的政治议程常常相隔天壤。正如马姆达尼在文章中指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初期的伊斯兰主义由于有大量的基层群众参与，因此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面向（革命胜利之后有所倒退），而以塔利班为代表的，由美国扶持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主义则体现出一种极致的反动主义。二者之异正体现了作为政治哲学的伊斯兰主义与作为被人民所实践的伊斯兰传统之间并非全然一致，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多样，乃至常常相互矛盾的质料。一种极致的反动主义。二者之异正体现了作为政治哲学的伊斯兰主义与作为被人民所实践的伊斯兰传统之间并非全然一致，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多样，乃至常常相互矛盾的质料。

　　作者简介：Mahmood Mamdani：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教授Mahmood Mamdani

　　引言

　　媒体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在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迅速升温。许多人问，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个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 "文化对话"：人们倾向于根据假定的 "基本 "特征来定义文化，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早期的一轮此类讨论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有关，该书被广泛引用，但日益失去信誉，它将伊斯兰教完全妖魔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过修改的论点：恐怖分子与所有的伊斯兰教没有关系，而是与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一种非常基要主义的解释有关。这种观点首先由斯蒂芬·施瓦茨在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周刊的一篇头条文章中提出，该观点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声称所有的自杀式袭击者（爆炸者或劫持者）都是瓦哈比派，并警告说这种历史上在沙特阿拉伯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版本在最近几十年里被输出到阿富汗和美国。这一论点在许多圈子里得到广泛响应，包括《纽约时报》。文化谈话已经把宗教经验变成了一个政治范畴。"穆斯林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伯纳德-刘易斯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主要文章中问道。“自由之家”对非西方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得出结论：民主在穆斯林世界是滞后的。人权观察前主席、现任索罗斯资助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负责人Aryeh Neier认为，问题远比伊斯兰教的影响复杂，而在于部落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当代的纳粹分子，将现代主义视为他们的敌人。即使是反恐联盟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托尼·布莱尔和乔治-布什，也谈到需要区分 "好穆斯林 "和 "坏穆斯林"。其含义是不加掩饰的。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在巴基斯坦，都必须对伊斯兰教进行隔离，必须通过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来驱除其中的魔鬼。

　　我想指出，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放弃“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区分，并将此种政治的文化理论头足倒置。除了简单而激进的建议（即如果有好的穆斯林和坏的穆斯林，也一定有好的西方人和坏的西方人），我质疑将伊斯兰政治解读为伊斯兰文明的影响的（无论认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而将西方（对伊斯兰文明施加的）权力解读为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倾向。这些政治和权力都产生于一次相遇，都不能脱离相遇的历史去理解。

　　第二，我希望质疑文化对话的前提。这是一种从政治角度，也就是从领土角度思考文化的倾向。政治单位（国家）是有地域性的；而文化则不是。当代伊斯兰教是一种全球文明：生活在中东的穆斯林比生活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要少。如果我们可以把基督教和犹太教看作是起源于中东的全球宗教，但它的历史流向和当代结构不能用国家边界来解释——那么为什么不以同样的（历史的和超领土（extraterritorial）的）理解伊斯兰教？如果我们将伊斯兰政治史写得和中东地区的地理史以及中东国家的政治史（以至于似乎在中东之外，伊斯兰不存在政治史）一样，这种书写还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的研究使我将文化对话的现代根源追溯到被称为间接统治的殖民项目，并对反殖民政治抵抗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文化滞后（cultural lag），并应被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传统文化抵抗的说法提出质疑。这种说法淡化了殖民地与殖民者力量的关键相遇，我认为这是我在上面描述的9月11日之后的分析困境的核心。我发现文化对话令人不安，原因有二。一方面，对政治结果的文化解释倾向于回避历史和问题。通过将整个群体的政治倾向等同于非历史化的文化主义术语，这种解释鼓励（针对这一群体的）集体规训和惩罚——这是殖民主义遭遇的特点。这种推理将恐怖分子与穆斯林相提并论，为针对整个国家（阿富汗）的惩罚性战争提供了理由，并忽视了塑造了阿富汗当前环境和伊斯兰政治出现的晚近历史。另一方面，文化谈话倾向于从确凿和原生论的角度考虑（来自某一“传统”文化的）个人，似乎他们的身份完全是由他们出生的所谓不变的文化所塑造的。这样一来，它就把政治身份的构建去历史化了。

　　我主张我们不应把当代伊斯兰政治看成是古旧不变的文化的结果，并进一步主张我们不能够将文化与政治视为古旧不变，因为二者都是同样当代条件、关系和冲突的当代结果。我建议我们不要像文化对话那样否定历史和政治，而是把文化对话放在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中。恐怖主义不是诞生于现代政治中的前现代文化的残余。相反，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建构物。即使它利用了传统和文化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其结果也是一个为现代议程服务的现代复合体。

　　文化对话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被分为现代和前现代，以至于前者创造了文化，而后者则是一个囚徒？这种二分法在西方关于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关系的讨论中越来越普遍。它假定，在世界的一部分，即所谓的 "现代"，文化代表着创造力，代表着作为人类的全部，而在另一部分，即所谓的 "前现代"，文化代表着习惯，代表着某种本能的活动，其规则被铭刻在早期的创始文本中，通常是宗教性的，并在早期的艺术事实中被木乃伊化。当我这些天在报纸上读到伊斯兰教时，我常常觉得我在读博物馆化的民族，那些据说不创造文化的民族，除了在创造之初，作为某种特殊的、预言性的行为。在那之后，似乎他们（也就是我们穆斯林）只是顺应文化。我们的文化似乎没有历史，没有政治，也没有辩论。它似乎已经石化为一种没有生命的习俗。更有甚者，这些人似乎没有能力改造他们的文化，就像他们似乎没有能力种植自己的食物一样。其含义是，他们的救赎一如既往地在于慈善事业，在于从外部被拯救。

　　如果说前现代人民缺乏创造能力，那么反过来说，他们也有丰富的破坏能力。这无疑是文化对话成为头版新闻故事的原因。毕竟，这也是我们被告知要认真关注文化的原因。有人说，文化现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一个最近的学术关注点是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的人来说，这种写法让人深深地想起了现代殖民化历史的小册子。这段历史假设人们的公共行为，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中读出。难道说，一个按字面意思理解他或她的宗教的人就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只有那些认为宗教文本不是字面意思，而是隐喻或比喻的人，才更适合于公民生活和它所要求的宽容？人们可能会问，对经典的字面解读如何转化为劫持、谋杀和恐怖主义？

　　当然，我们现在被告知要区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请注意，不是区分好人和坏人，也不是区分罪犯和公民，他们都碰巧是穆斯林，而是区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我们被告知，有一条贯穿伊斯兰教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将温和的伊斯兰教（称为 "真正的伊斯兰教"）与极端的政治伊斯兰教分开。我们被告知，9.11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劫持了飞机，他们还劫持了伊斯兰教，也就是 "真正的 "伊斯兰教。 我想提供另一个版本的论点，即冲突是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这个综述是我自己的，但论点中没有任何一条是捏造的。我更认为这个综合论证是一个开明的版本，因为它不仅谈到了 "他人"，也谈到了自我。它几乎没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痕迹。事情是这样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深的救世主取向，一种使世界文明化的使命感。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拥有唯一的真理，相信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无知的海洋，需要被救赎。在现代，这种信念超越了宗教，进入了世俗，超越了教义领域，进入了政治领域。然而，即使是看似世俗的殖民概念，如文明使命——或其更加种族化的版本 "白人的负担"——或19世纪的美国对"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信念，也有深刻的宗教根源。

　　像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一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都孕育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倾向，也确实在推动着这种倾向。在两者中，正义的概念一直是长期辩论的焦点。即使你声称知道什么是对人类有益的，你该如何进行？通过劝说还是武力？你是要说服别人相信你的真理是正确的，还是要把它强加给他们？宗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还是一个立法的问题？第一种选择给了你理性和传教；第二种选择给了你十字军东征和圣战。以伊斯兰教和 "圣战 "的概念为例，"圣战 "的意思大致是 "斗争"。学者们将圣战分为两大传统：大圣战（Jihad Akbar）和小圣战（jihad Asgar）。据称，大圣战是对自我弱点的斗争；它是关于如何在一个受污染的世界中生活并达到虔诚。相比之下，小圣战则是关于自我保护和自卫；它更多地针对外部，是伊斯兰教所谓 "正义战争"概念的来源（Noor 2001）。

自9月11日以来，伊斯兰教学者不厌其烦地向非穆斯林读者解释，伊斯兰教甚至对战争行为也有规定：例如，Talal Asad（n.d.）指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伊斯兰教信徒所奉行的汉巴里法学派对战争中杀害无辜者有规定。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警告说，不要从伊斯兰教义中简单地解读伊斯兰教的实践。毕竟，在伊斯兰教的政治历史上，共存和宽容是常态，而不是例外。更重要的是，不仅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信条，而且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世俗学说，都不得不面对普遍主义的冲动与各自的容忍和和平共处的传统之间的持续矛盾。普遍化的冲动使美国在教义上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正如宽容的传统使美国在实践和教义上具有多元性一样。

　　撇开教义倾向不谈，我仍然对我们可以从人们的宗教或文化中解读其政治行为的说法深表怀疑。一个正统的穆斯林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这可能是真的吗？或者，同样的，我们是否认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只有改革派的犹太人或皈依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督徒才有能力容忍那些与他或她的信念不同的人？

　　你如何理解一个有意识地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以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政治为例，他们都声称要发动一场圣战，一场针对伊斯兰教敌人的正义战争。为了试图理解政治和宗教之间的这种不稳定关系，我发现不仅有必要将重点从伊斯兰教教义转向历史，从教义和文化转向历史和政治，而且还要将重点从伊斯兰教扩大到更大的历史性相遇，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就是其中一个结果。

　　后越战时代的冷战艾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提请我们注意1985年的电视画面，罗纳德·里根将一群戴着头巾的人邀请到白宫草坪上，他们都是阿富汗人，都是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里根说："这些先生在道德上等同于美国的开国元勋"（Ahmad 2001）。这是美国试图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利用（某一版本的）伊斯兰教的代表性时刻。在探讨其政治性之前，让我为这一时刻提供一些历史背景。

　　在1975年，我还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名年轻讲师。那是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非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年份。1975年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战败的那一年，也是欧洲在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崩溃的那一年。回过头来看，很明显，这也是冷战的重心从东南亚转移到南部非洲的一年。这里提出的战略问题是这样的：谁将收拾葡萄牙帝国在非洲的残局，美国还是苏联？

　　随着冷战焦点的转移，美国的战略也在两个关键影响的基础上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首先，在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尼克松主义开始形成，它认为"亚洲人必须自己打亚洲的战争"（Asian boys must fight Asian wars）。尼克松主义是美国从越南的失败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尽管在印度支那实施它的时机已经晚了，但尼克松主义指导了美国在南部非洲的战略。在越战之后的世界里，美国寻找的不仅仅是当地的代理人；它需要区域大国作为小伙伴（junior partners）。在南部非洲，这个角色由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来完成。面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时，美国鼓励南非进行军事干预。其结果是一场仅次于十年前猪湾入侵的政治失败。无论其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如何，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显然是美国的一个政治负担。第二，安哥拉的惨败加剧了美国国内公众对进一步进行海外越南式介入（overseas Vietnam-type involvement）的抵制。最明显的表现是1975年的克拉克修正案（Clark amendment），该修正案禁止向正在进行的安哥拉内战中的战斗人员提供秘密援助，这表明民意的压力正在立法中得到体现。

　　克拉克修正案在1985年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被废除。在长达十年的生效期内，它未能阻止冷战分子，他们寻找方法绕过立法对行政行动自由的限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通过支持第三方乃至第四方势力，带头策划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和原恐怖主义运动--从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到阿富汗的圣战者组织，再到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RENAMO，以下简称抵运）和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以下简称安盟）。简单地说，在越南战败和水门事件后，美国决定利用，甚至培养恐怖主义来打击它认为亲苏的政权。支持反政府武装是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代表行为。华盛顿不仅容忍和庇护他们，还积极扶植和直接协助他们。但是，由于反政府武装的故事是如此众所周知，我将重点介绍美国支持南部非洲恐怖主义的几乎被遗忘的故事来说明我的观点。

　　建设性接触的意义在于使南非摆脱政治上的孤立，并在反对好战的亲苏民族主义的战争中挖掘其军事潜力。建设性接触的效果是为南非的地区政策带来了复杂性，使得秘密和公开行动相结合的。例如，在莫桑比克，南非将官方和平协议（1984年的恩科马蒂协议）与对抵运恐怖主义的持续秘密物质支持相结合。可悲的是，就在南非军方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并将其地区政策从缓和冲突转向“全面打击”时，美国进入了 “建设性接触 ”的时代。

　　我不打算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悲剧解释为某一单独的超级大国阴谋的结果。冷战是由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的，它们都将地方利益和后果置于全球战略考虑之下。无论是在安哥拉还是在莫桑比克，冷战都与其国内的内战交织在一起。整整一代非洲学者都专注于了解在当代非洲的形成过程中，外部和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一语境下，冷战和内战之间的动态联系。我的目的是比较温和的。我关注的不是内战，而只是冷战，此外，我关注的不是冷战中的两个敌对大国，而只是美国。我的目的是阐明美国在准备将冷战进行到底的过程中拥抱恐怖主义的背景。

　　美国和种族隔离的南非之间的伙伴关系支持了两个肆意使用恐怖手段的关键运动。莫桑比克的抵运和安哥拉的安盟。抵运是罗得西亚军队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建的一个恐怖组织，并得到南非国防军的支持。安盟更像是一个有地方基础的原教旨恐怖主义运动（proto-terrorist movement），尽管它不够强大，在没有持续的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在1975年短暂的内战中幸存下来。安盟是一个权力的竞争者，即使是弱小的一方，而抵运不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不能公开支持这个由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情报和军事机构创建的组织。由于1975年在安哥拉的失败表明，南非不能被用作美国援助的直接纽带，而克拉克修正案禁止美国在安哥拉的秘密援助，中央情报局主动寻找第四方（如摩洛哥），并通过它来训练和支持安盟武装。国会的证词至少记录了1983年通过摩洛哥向安盟支付100万美元的案例。安盟领导人萨文比（Savimbi）承认克拉克修正案的无效性，他告诉记者："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其他渠道（来介入他国内战），克拉克修正案毫无意义"。

无论怎么计算，南部非洲都因为恐怖主义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国务院的一位顾问在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进行访谈后得出结论，莫桑比克战争中95%的虐待平民事件都是抵运组织所为，包括多达10万人的谋杀。1989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估计，莫桑比克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遭受了约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一数字是其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5倍。非洲观察的研究人员记录了安盟的战略，旨在通过直接攻击、绑架和在农民使用的道路上埋设地雷等方式，使政府控制区的平民挨饿。地雷的广泛使用使安哥拉成为世界上地雷最多的国家之一（与阿富汗和柬埔寨并列），保守估计截肢者超过15000人。据联合国儿童基金计算，有1000人死于与战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原因。联合国估计从1980年到1988年，安哥拉的经济总损失为300亿美元，是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倍。

　　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恐怖主义："低烈度冲突"。无论名称是什么，政治恐怖带来了一种非洲从未见过的战争。恐怖主义行为的特点是以平民生活为目标：炸毁桥梁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破坏卫生和教育中心，采掘行业的道路和农田。恐怖主义与游击战的区别在于将平民作为其首选目标。如果说左翼游击队声称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如鱼水一般，那么右翼恐怖分子则决心把水抽干—不考虑牺牲多少平民的生命——以便把鱼孤立起来。现在所谓的“附带损失”（collateral damage）并不是战争中不幸的副产品；它是恐怖主义的根本所在。

　　在里根第二任期初期，克拉克修正案被废除后，美国向安盟提供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 "人道主义援助"，然后是1500万美元的 "军事援助"。甚至当南非对安盟的援助在1991年5月安哥拉内部解决方案出台后枯竭时，尽管冷战已经结束，美国仍加紧了对安盟的援助。人们希望恐怖主义能在安哥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就像它在尼加拉瓜取得的那样。其逻辑很简单。如果附带损失的程度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人民肯定会投票让恐怖分子上台。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恐怖行为的容忍度仍然很高，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其他地区。西方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冷酷无情也不例外。或者考虑一下1999年1月6日的后果，当时革命联合阵线（RUF）的枪手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进行了残害和强奸，一天内杀死了5000多名平民。英国和美国的反应是向政府施压，让其与联阵叛军分享权力。

　　阿富汗：冷战的高潮冷战重心的转移是美国制定阿富汗政策的主要背景，但1979年的伊朗革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阿亚图拉·霍梅尼将美国称为 "大撒旦"，将亲美伊斯兰国家称为 "美国伊斯兰"。里根政府没有解决伊朗对美国不满的具体来源，而是决心扩大亲美的伊斯兰游说团体以孤立伊朗。首先，在阿富汗问题上，它希望将全世界十亿穆斯林团结在一场圣战、一场十字军东征的周围，反对苏联。我使用"十字军 "一词，而不是 "圣战"，因为只有 "十字军 "的概念才能准确表达采取这一举措的心态。第二，里根政府希望将伊斯兰教内部少数什叶派和多数逊尼派之间的教义差异转化为政治分歧。它希望借此将伊朗革命的影响控制在少数什叶派的范围内。1986年，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使该计划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首先是说服国会加强在阿富汗的反苏战争，向圣战者组织提供美国顾问和美国制造的"毒刺 "反空导弹以击落苏联飞机。第二是将伊斯兰游击战从阿富汗扩展到苏联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当苏联威胁要进攻巴基斯坦进行报复时，这个决定被推翻了。第三是招募世界各地的激进穆斯林来巴基斯坦训练，与阿富汗圣战者一起作战。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过武装圣战。现在，中情局决心创造一个，让传统为政治服务。因此，在美国的帮助下，圣战的传统（带有宗教色彩的正义战争在过去400年中早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恢复（译者注：作者此处的意思应为：单纯以宗教目的为支撑的圣战传统在过去400年内已不复存在。例如，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统一半岛的战争是以圣战的名义发动的，但是战争本身依然有建立阿拉伯国家的诉求，而一战时期奥斯曼苏丹曾经试图以宗教名义动员穆斯林加入战争，但是应者寥寥。在20世纪，伊斯兰世界以普世解放为目的的抗争与反抗运动大多是以世俗乃至左翼运动的名义发动的。）。

　　由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央情报局宣传并公开招募来自埃及、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圣战者。随着超级大国的盟友和导师向圣战者提供支持，激进的伊斯兰教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罗纳德·里根在白宫的草坪上对他们进行表彰，对 "挑战邪恶帝国的勇敢自由战士 "大加赞赏。(2001]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沙特/巴基斯坦结成了联盟，宗教学校变成了培训干部的政治学校。中情局不仅资助圣战，还在 "训练圣战者方面发挥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