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约翰·费斯克 ：“粉丝”的文化经济学         

来源于译窟，原文载于Fiske, J. 1992.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John Fiske in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edited by LisaA. Lewis. London: Routledge,pp. 30-49

　　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借用并发展布尔迪厄（Bourdieu）的隐喻，即将文化描述为一种人们投资、积累资本的经济体。文化系统像经济体制一样运作，因此资源分配不平等，从而能够区分出特权阶层和被剥夺者。

　　这种文化体系促进某些特定文化品位和能力的发展，并且使之享有特权——尤其通过教育系统和美术馆、音乐厅、博物馆、国家对艺术的补贴等机制，来建构一种“高雅”文化，跨越从传统到先锋的区间范围。这种文化在社会和制度上都是合法的。我把它称作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区别于缺乏社会正当性和制度支持的流行文化。

　　布尔迪厄详细分析了文化品位在社会空间中准确映射到经济地位上的过程。他把我们的社会比作一幅二维图轴。在该图轴上，纵横（或南北）向的轴记录着资本的数量（经济和文化资本）；水平（或东西）向的轴标记了资本的类型（经济或文化资本）。轴左侧的文化资本高于经济资本（如学者、艺术家），轴右侧的经济资本高于文化资本（如商人、制造商）。在图轴的顶端，居住着两种资本形式都很富足的人，如建筑师、医生、律师、受过教育且有品位的资本家等等。在图轴的底端，由那些被剥削的人占据着，布尔迪厄称他们为“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两种资本形式都很复杂，不管他们获取的途径是“挣得”还是“继承”。“新钱”和“老钱”的差别对于图轴顶端的人而言至关重要，尽管这对穷人来说十分可笑。

　　同样，在图轴顶端，文化资本是“习得”还是“传承”也变得至为重要。简而言之，“习得”的文化资本由教育系统产生，它包括对一套特定文本的知识与批判性鉴赏力，如文学、艺术、音乐和日益流行的电影。“传承”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生活方式上，而不单单是文本上的偏好，反映在对时尚、家具和礼仪的理解、餐馆或俱乐部的选择、运动或度假模式的偏好上。

　　布尔迪厄的经济/文化资本模型

　　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模型，但它有两个主要弱点。

　　第一，它强调了经济和阶级是社会区分的主要方面（即使不是唯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布尔迪厄的图轴上补充性别、种族和年龄的区分维度，从而理解文化如何在社会差异的其它面向上的功能。很遗憾我不能集中考量种族维度上，我还没有找到非白人的“粉丝”文化研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都强调阶级、性别和年龄，把它们作为社会区分的关键。

　　布尔迪厄的另一个弱点，在于他未能使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一样复杂。他将主流文化细分为若干相互竞争的范畴，形成资产阶级中各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但是，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未加区分地同质化了。这使得布尔迪厄严重低估了流行文化的创造力，以及它在区分不同社会形态方面的作用。他不允许某些形式的流行文化资本在官方文化资本之外生产并形成对抗之势。

　　这两个弱点可以弥补。我认为布尔迪厄提出的“习性”（habitus，“生存心态”）概念非常有用。“习性”包括了“习惯”的概念，是栖息者栖息的过程，还包括了惯有的思维方式。

　　“习性”包含我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生活方式以及布尔迪厄所说的“性情”（“dispositions”）、文化品位及思考和感受事物的方式。“习性”拒绝传统的社会和个人的区分，重新定义了支配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在学校表现不佳的人会失去官方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失去自尊。一些人可能会成为“粉丝”，通常是歌手或体育明星的“粉丝”。通过“粉丝”的知识与鉴赏力，获得一种非官方的文化资本，这是同类群体自尊心的主要来源。与官方文化资本不同的是，这种流行文化资本并不是典型的可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不过，正如下文将指出的那样，它也有例外情况。获取这种文化资本不会为职业生涯带来好处，也不会产生向上游阶级流动的投资回报。它的好处在于一个人的品味，而不是社会地位。“粉丝”是说明布尔迪厄所谓“自学者”（“autodidacts”）的绝佳例子。“自学者”常常使用他们自己习来的知识和品味来弥补实际的、官方的文化资本与自身之间的裂隙。

　　《警花拍档》（Cagney & Lacey，1982）的“粉丝”表明他们如何利用这部剧和剧中的明星来增强自尊，从而使他们在社交场合更具表现力。“粉丝”表示这部剧为他们在社交场合取得更好的表现提振了信心。一名女学生说，“粉丝”文化使她意识到自己在学校能和男生表现得一样好。另一位成年女性在看过这部剧后决定冒险创业。在其它地方，我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一些麦当娜（Madonna）的女性“粉丝”如何利用自己的势力来为性取向站台，让自己在大街上能够更自信地行走。同样，拉德威（Radway）发现，言情小说的女性“粉丝”通过阅读让她更好地在父权婚姻制下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对“粉丝”的有限比较中，我们可以在偏爱模式下追寻到社会因素。“粉丝”表现出一种轻微但有规律的趋势——更正式或更符合美学的标准被年长的男性“粉丝”使用，而不是更年轻的女性“粉丝”。如果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倾向是结构性的（正如我怀疑的那样），那么这种解释很可能与权力结构的差异性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年长的男性“粉丝”和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粉丝”会使用官方标准，而年轻的女性“粉丝”和教育程度低的“粉丝”倾向于使用大众标准，这就不奇怪了。

　　麦当娜的歌迷们让自己的性行为产生意义，以适应符号生产力，而不是父权制中的那些人，或者将自己的女性价值观与父权制合法化的浪漫“粉丝”们。

　　许多英国球迷是社会和经济上缺乏权力的男性，当他们在“球迷”群中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时，就会展示出有权力感的行为，有时甚至会变得暴力和致命，但更多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加自信。这种自信通常是对社会的冒犯，并故意挑战更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纪律；在这一点上，麦当娜的“粉丝”和男性足球迷保持一致。

　　事实上，正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回信中向我指出的那样，拿“粉丝”挣钱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都被列为“小贩”而非“粉丝”。除了粉丝艺人（fan-artists），他们的绘画和素描也许偶尔会在“粉丝”拍卖会上卖出几百美金。

　　当然了，这些金额远低于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圈，它们确实表明了与普通流行文化资本的不同之处，后者是不可转换的经济资本，并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成为“粉丝”文化资本。构成官方文化资本的知识和鉴别力在教育体系中被制度化，这很容易转化为职业机会和赚钱能力。它在布尔迪厄的图轴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与纵轴上的阶级以及横轴上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相关。流行文化资本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与经济脱钩。

　　“相关性”：麦当娜的言论、音乐、活动、外表都带着意义进入到“粉丝”的日常生活中。

　　“赋权”：赋予男孩、父母、教师甚至政治家以力量。

　　“参与”：通过否拒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粉丝”“成为了”麦当娜，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建构和传播“麦当娜性”（Madonnaness）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