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布拉伊多蒂 ： 无母体的子宫，无身体的器官（来源于结绳志 ，作者小结knottie）

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新生殖技术有力地揭露了现代的知识-权力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由于用生命体来制造话语（mise-en-discours）和榨取利益（mise-en-rentabilit é）的策略掌控着人们，所以，任何立法都是完全无效的，会马上过时。然而，今天的新生殖技术就算改变了生命权力的界限和应用领域，也动摇不了生命权力的认识论结构。生物技术就是现代性的典型话语（discours-type）。

　　无身体的器官导致了某种错误、非道德的观念：在有机体功能的持续基础上，器官是可交换的，不用在乎身体的统一性。根据这种工具性、非科学的逻辑，只有有机体能运转，一切器官都是好的，都是等价的。所以，在新生殖技术中这个人的子宫和那个人的子宫可以等价——可以租用、出借、赠予。同样，这个人的子宫也可以放在那个人的肚子里。

　　统一范式的丧失，逐步堕落为有机体不断的碎片化和流通。这一变化，使得人们把许多事物错误等同起来：器官捐献和生殖器官捐献可以等同（一切器官都是等价的），精子捐献和卵子捐献也可以等同（男女的生育是完全等价的），以此类推，男性和女性也可以等同。

　　雌雄同体（androgynie）在如今的大众话语和大众想象中高歌猛进（Badinter 1986）。在我看来，这种风险对女性尤其巨大。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用一种以男性为模板的经济来裁定和同化女性。我认为新生殖技术真正的伦理维度在于，恰恰在于将性差异作为对同化的激进反抗。国家伦理委员会（CNE）又一次模糊了性差异的维度，而我则将“两性的不可等同”作为辅助生育议题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生物技术的目标是母亲的身体，是性别为女的身体。这是因为，生物技术的医生（不管是男是女）把实验室建立在女性身体上。落入器官可交换性的变态游戏中的，恰恰是母亲这一职能。

　　我们捍卫的女性价值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一问题翻译成具体的层面：我们该不该接受两性和器官的可交换性？各种器官、细胞、组织在法律层面和象征层面都等同吗？有没有办法谈论性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特殊性，却又不落入经典的宗教话语？在根本的世俗性之下，如何以生物优先于技术的名义，来捍卫有机体（尤其是女性）的整体性？

　　关键在于——这也是女性运动在政治上的追求——意识到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建制的历史重要性，意识到性在女性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这一点是精神分析的贡献）。而且，最重要的是清楚这一点：以消除差异之名对女性的同化，将是今天女性面临的直接危险。

　　我们陷入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古老的母体力量（让母亲成为父权制的管理者），一边是倾向于让性别庸俗化的现代价值。一边是神秘、歇斯底里的身体，一边是母亲-机器（m ére-machine），我们如何开辟出行动的余地，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它是强度的身体，是欲望的身体，是差异的身体。这一有机体的归宿不是解剖学，这一有性别的生命体有不可削减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紧紧围绕着欲望的线索展开，与语言、他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一线索，不过是让新的伦理的可能性同野蛮的风险（risque de la barbarie）分离。或许，这是女性介入历史进程的唯一机会。过去，这一进程一直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生成的消极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