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米沃什 ： 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 （《在土星的标志下》）

薇依（Simone Weil）一生短暂。1909年出生在巴黎，1943年在英国去世，享年三十四岁。生前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大战末期，她散落的文章与手稿——日记、随笔——得以出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都有她作品的推崇者，尽管由于文风朴素，她在各国的读者都很有限。

　　或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是看似非神学（atheological）的时代。几百万人在“一战”中被屠戮，几百万人在俄国革命前后被杀受折磨；还有纳粹和“二战”造成的无数遇难者。所有这些必定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我认为，欧洲思想一直围绕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古老，很多人会羞于提起。有时一些古老的、被世代遮掩的人类之谜，重现生机并被一种崭新的语言建构。这问题就是：谁能为无辜者的受难辩护？加缪在《鼠疫》中重拾在《约伯记》中被探讨过的主题。因为一个孩子的泪足以倾斜天平，我们是否要像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样退还入场券？我们该不该反抗？反抗谁？假如神既负责，又把我们所珍视的残暴地摧毁，这样的神能存在吗？加缪说不存在。我们在宇宙无依无靠；我们人类的宿命就是要向盲目的非人力量发出永恒的反抗，没有任何援助作安慰，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基。

　　薇依出生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一家来自阿尔萨斯，母亲一家从俄国迁居法国。她在尊重知识胜过一切的人们中间长大，终其一生保持着对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她很早就掌握许多外语：除法国学校教授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外（熟练掌握古希腊文对她未来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还有德语和英语。她未受到任何教派熏染，整个青年时期也不关心宗教问题。

　　在巴黎高师完成大学学业后（同学有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时是个天主教徒），薇依开始教授古希腊语和哲学的短暂的教师生涯。她是个杰出的教师，但因生性怪癖常与当局产生矛盾。她礼貌地讽刺周围的布尔乔亚圈子，与那些被法国中产阶级所厌憎的人们打成一片：工会斗士和失业工人。那正是经济危机之时。在别人挨饿时她拒绝挣钱，只留一小部分工资，其余的尽数捐给工会基金和工人杂志。政治上她是左派，但与法国共产党毫无关联；她与一个遵循法国工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小组织最为接近。她有许多政治性文章论及法国工人罢工、经济政策、德国纳粹起因，以及对社会机制和欧洲史的研究，最近已结集成册。这些文章只有一些在她生前发表于默默无闻的杂志上。

　　因渴望分担被压迫者的命运，她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不顾羸弱的身体，她在巴黎冶金厂做了一年（1934年至1935年）普通女工，获得了体力劳动的第一手知识。她在《工人的境遇》（LaCondition Ouvrire）中，强力控诉了那里的残酷、麻木、身心的悲惨。她承认，在工厂那一年扼杀了她的青年时代，她已经并且永远地打下了受奴役的烙印，正如古罗马人用烧红的烙铁在最卑贱的奴隶的额头上打下的烙印。

　　西班牙内战爆发，薇依前往巴塞罗那（1936年），志愿在杜鲁提兵团（Colonne Durruti）——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中服务。我强调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乌托邦，她才做此选择。但由于意外和疾病，她只在西班牙待了很短时间。

　　薇依在现代世界上的独特位置，缘于她思想的完美延续性。不像有些人成为基督徒后弃绝自己的从前，她一以贯之地发展自己在1938年甚至更早期的观念，并仰赖新的启示引入更多秩序。这些观念涉及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和科学。

　　她认为，归属于教会是一种偌大的幸福。但她自己拒斥这种幸福。从她的决定：不受洗，始终忠于基督却在教会之外，我们不难分辨出她的两个动机。第一，她感受到神意的感召，顺福神，祂想让她终生留在“门槛”并与所有新异教徒为伍。第二，她反对教会滥施权力惩罚异端。

　　法国战败后，她在马赛生活了一段时间，1942年乘船前往卡萨布兰卡，并从那里去纽约，希望在伦敦重新加入自由法国人委员会。她想服务于法国的事业，可能的话就拿起武器。在纽约度过几个月后，她到了伦敦。1943年，她在阿斯福德疗养院离世，明显是死于营养不良，因她控制进食， 不超过敌占区同胞的食物定量标准。

　　这就是薇依的一生。执拗的傻子（foolishness）的一生。在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里，她评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傻子：“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为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说真话，其余的人都在撒谎。”谈她自己：“他们赞美我的‘智力’，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她所说的是否属实？’我被称为‘有智力者’，就像被贴上‘傻子’的标签。我多愿意喜欢他们给我贴的标签！”

　　她写作直言不讳，从不关心时尚，总能直接进入那些如今困扰许多人的问题的中心。她说：“一个人，倘若他全家在拷打中受折磨致死，他本人也在集中营中长期受折磨。或是一个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仅他一人幸免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样一些人，若他们曾相信过神的怜悯，现在要么不再相信了，要么以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方式来思索神的怜悯”。如何思索呢？薇依所提供的方案并不合那些敬拜历史女神的人的口味；从托马斯主义者的角度看，她几乎就是异端。

　　这里必须说一说薇依如何走向基督教的道路。她自幼受古希腊哲学熏陶。柏拉图是她最心爱的大师，她一读再读古希腊原文的柏拉图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和衰落的罗马帝国时代，存在某种充满矛盾的相似之处。而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代，柏拉图——人们偶尔也称他为“古希腊的摩西”——成为人们前往为基督教徒应许之地的向导。薇依深爱古希腊文明，她把一切古希腊哲学完全视同为基督宗教的，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个例外，被她定义为“一棵结出坏果子的坏树”。她拒斥几乎一切犹太传统。她没有直接接触过犹太教，也不愿接触，因为，她不能原谅希伯来人的残忍，比如他们毫不留情地灭绝迦南城民。她是个奇怪的左派，强烈反对道德秩序中的各种进步观念；她反对盛行一时的观点，即发生在三千年前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辩护为合理的，因为当时的人性“发展不充分”。同时，她还认为，早期基督宗教带着“神圣教育”之说，是引起某种毒瘤的罪魁祸首——道德秩序中的历史进步观念。她说：“马克思主义和整个十九世纪的巨大谬误在于相信，只要直直朝前走，我们就能升到天上。”在她看来，发生在古代的罪行必须得到与今天同样严厉的审判。为此，她极端厌恶古罗马帝国——一个极权国家，几乎和希特勒主义一样可恨。她很赞同早期基督教徒把罗马称为“启示录里的怪兽”。罗马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古老文明，尽管这些文明无疑比罗马文明更高妙——因为，罗马人只是一些野蛮人，只不过，这些野蛮人再出色不过地诋毁了他们的受害者，乃至在几千年来成功歪曲了人们对罗马以前的欧洲的看法。罗马同样在基督宗教成形阶段予以诋毁。Anathema sit[逐出教会]的说法最早来自罗马人。真正的基督宗教文明只有一种，十二世纪出现于地中海和卢瓦河之间的奥克语地区，但这种文明很快被来自北方的法兰克人摧毁，后者为了灭绝异端分子阿尔比教徒，蔓延至整个奥克语地区。自此，我们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到任何别的基督宗教文明。

　　我非常惋惜地看到，今天的波兰分化为两个阵营：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天主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撇开排除那些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官僚们不谈。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我想不出更好的名目，只能这么称呼他们）和非民族主义的天主教徒之间有太多共同之处——至少他们的利益一致，对此我充满质疑。薇依揭露了，这种宗教形式只不过是社会或民族的因循守旧。她还抨击所谓的进步主义分子们的浅薄。因此，在准备这本波兰版文集时，我也许是带着险恶用心的。不过，在神学争执中——波兰就是如此，尤其在高中和大学——可以让对手闭嘴的任何武器都是好的，同时表明，除了代表民族信仰的基督教和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别的选择。

　　在薇依的读者里，不仅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有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她给信者和不信者的生活带来新的酵素，让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的观点分歧是多么虚假；因为，很多基督教徒其实是无神论者，而很多无神论者的内心却是基督教徒。薇依的真正使命也许就在于此。她的智慧，她的冷峻文风表明了她对人类苦难抱有多么强烈的关注。正如她本人所言，“绝对无掺杂的专注，即是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