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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巴里巴尔:何谓疆界(选自《疆界、主权、法》,国立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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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追溯到罗马帝国的疆界,出现世界主义观念的18世纪,当时欧洲君主制度的疆界,就与今日力求巩固《申根公约》的疆界,不可同日而语。而我们都知道,随着持“欧盟护照”或前南斯拉夫护照的不同,人们不会用相同的方式跨越法国、瑞士或意大利边境。这也说明了,我们为何得在此展开讨论。

  由于疆界有其历史,疆界的观念本身也就有其历史——它在各个地方与各个层面上并不相同,这点我会 再回来说明。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处于20世纪末的欧洲男女们,此一历史仿佛借由“领土”迈向了一个国家对个人、个人对国家,彼此相互占有的理想。如同汉娜·鄂兰那令人钦佩的宣称,而我们大有理由援引的观点,毋宁说是:在理想仿佛即将实现的时刻,历史会走向一个倒转点。实现此一理想的不可能性,恰恰会在我们几近实现理想的时刻显现出来。而我们正在这个点上。

  从远古时代起,不管国家、城邦、帝国的“起源”,都有“疆界”及“边境”也就是都有界线,与用来隔离、接触、对峙、阻挡、通过(收取关税)的区块或地带。界线及区块可能固定,可能变动,也可能连续或者不联系。但这些疆界从未有过完全相同的功能。就算近二、三世纪,疆界持续以民族国家的体系出现,仍没能具备同等的功用。在此借用杰哈德·努瓦利耶的语词,即便是国家专政本身,也不断在改变形式,改变的还包括了警治的形式。眼下所见,疆界正再次翻新它的功能。《申根公约》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从今往后,在其疆界上(或者毋宁说在其领土中)某些特许的疆界位置上,每个会员国都作为其他国家的代理人。这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欧洲建构之唯一形貌,但不是在公民身分方面,而是在反公民身分方面。它通过治安协议及修法、修宪来发展,同时或多或少牵动了庇护法、移民条款、家庭重聚、国籍资格取得,等等。据此,在本国人与外国人间,一种歧视的新形态被建立了。

  只要看看这些国家在考量双重或多重国籍的法规时,几乎毫无例外地深表反感,便能明白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有多么像拥有其侨民的地主(而且,至少在理论上会进行全面的分配,不会遗留一个未被涵盖的、在领土间游移的个体)。这仅是对外国人的排除原则——至少是相对或象征性之排除——的产物。但毫无疑问地,在国家的正常情况,或者说在国民公民主体的正常情况中,这样一种僭用已被个体内化。因为这种僭用成为一种条件,一种他们集体感的基准点,所以再次地,成为他们身分认同的基准点(秩序、阶级的基准点,把他们置入多重身分中)。有鉴于此,疆界不再是纯粹的外部现实,它或许更似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同胞书》中绝妙的称呼——内在疆界(innere Grezen)。如费希特自己所说,它不可见,到处都在却又到处都不在。

  欧洲殖民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西欧乃至东欧民族国家在接续发展的世界经济架构中浮现,强化,维持的条件。因此,这些国家间的疆界,不可分割地,同时是民族国家的疆界与帝国的疆界,伴随帝国的扩张及延伸,直到“黑暗的中心”,也就是直到部分非洲及亚洲。也因此,疆界曾用来分别出不同级别的“属民”(ressortissants)。因为民族-帝国国家中不仅有“公民”,还有“臣民”。而且在国家当局看来,这些臣民既比外国人不外国,又比外国人还要不同(或者说比外国人还要“陌生”)。这意味着,从某个角度或某种情况来说(例如战争时期),他们相较于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时而跨越疆界更加容易,时而有更加困难。

第二个例子是1945到1990年间,冷战时期的“阵营”或者“集团”。当殖民帝国间的“世界瓜分”加强了某些国家的主权(然而是在单纯、简单地禁制了其他国家主权的情况下),集团的划分仿佛把一个国家形式的普遍化结合到整个世界(因此对所有个人而言,国家认同至少在理论上是“基础”的认同)。于是在每个集团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阶级,也因此,大部分国家的主权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所以,国家的国族疆界又一次是多重决定的,并且依情况被强化或弱化。也所以,在实践上便出现了多种外国人或外籍身分的新形式,以及多种疆界通道的新模式。当疆界(或说疆界作为通道的意义)与阵营的超级疆界吻合时,在一般情况下疆界就更难去跨越疆界,因此此时外国人相当于敌人,甚至是潜在的间谍。确切地说,除了难民营里的外国人之外,其他外国人都是敌人,因为庇护法已经被运用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了。那些1950、1960年代,或者借由国际协议,或者借由国家宪法(今日修订的德国法就是个显著但极端的例子)为了接纳庇护申请者所做的官方措施,难道不该把它们的许多论述及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归功于这个情况吗?

  如果不记住这些历史,在我看来,我们很可能无法理解,在今天表现为东欧(这个东边突然间不再是东边了,更像是位于某个南边)难民问题的这些语词。我们也无法理解欧洲共同体在自身构想中遭遇的困难,精确地说,将其构想成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而为了这关键的部分,欧洲共同体过去一直是作为副产物及冷战的一环,甚至是“西方集团”内用以对抗美国霸权的抗衡力量。

  事实是,尽管资讯及通讯发达,资本依然不能再没有大量人员流动的情况下流通,一部分人走向了“高处”,另部分人往“低处”走。并且世界性的种族隔离制度或个人流动的双重限制,引发了接受度及制度的双重政治问题。肤色的藩篱今后不再仅是分隔市中心与市郊,或者分隔南北,而是穿透到整个社会,也因此是一个相当难为的相似情况。其处理实际上繁重且两面皆刃,因为这样的隔离加强了不可控制的种族主义并促使不安,这样的不安要求着安全措施的不断升高。更何况,在两个极端之间,使资本流动的人及随资本流动的人,随着企业迁移或弹性化,会出现极大量无法分类的中间者。

  我在此不仅有对普遍暴力的具体阐述,今后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经济移民,合法移民潮与非法移民潮的差异,也会凸显出来。甚至是差异运作的具体化,也可说是疆界概念的双重性,伴随着通关的差异程序,疆界的双重性已构画自身。

  对于贫穷国家的穷人来说,疆界往往全然是另一回事:不仅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碍,并且是一个随着驱逐与家族重聚,他们通过又再通过,不断地遭逢与返回的最终居住之地。这是一个极度令人厌烦的时空地区,几乎是一种期待活着的非生命的生活空间。精神分析学者格林曾写过,生存于疆界中的体验已够艰辛更何况存在自身就是疆界。他从多身分的、移民身分的分裂之意义上理解疆界,但是我们同时也该注意到事物的物质基础。

  在地理政治行政意义上,这就使得某些疆界已经不是位于疆界上了,而是在别处,在每一处进行着选择控制的地方,如公共控制(属于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或安全控制)。这所有这些功能(诸如物流、人流控制——甚至是微生物与病毒的控制——以及行政的、文化的隔离等)应是曾经被集中于同一点、在同一线上,且同时兼具精致化、密集化、不透明。

  简单性已被强加在疆界上,换言之,疆界已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对象,这完完全全是由制度问题所造成。但依据事实本身,结果已经成为:那些疆界——在某些相对民主条件之情况下免于遭受征服——总是建立完全反民主的制度,意即规避所有政治决定与政治实践。那些“公民”只有拼了命才能在那里久居。

  我们将在全民隔离的威权巩固(事实上是一种暴力),以及着手解构疆界制度的民主基进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然而我个人很犹豫,是否必要将这样的基进民主等同于国际主义,或更恰当地说,等同于跨过的、一个无疆界世界的追求。这样的世界将面临这般风险:只成为一个被众多私人权力野蛮宰制的竞技场,它垄断着资本、交通或军备。问题更是在于,如何对疆界的控制者,也就是对国家或超国家制度,行使一种民主的控制?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疆界的不同方最终是否会找到共同的利益和语言(以及共同的理念)?这个问题也取决于,哪些人会在这些不同的疆界中难以生活之处互相遭遇?那么,为了互相遭遇,我们更需要翻译、中介者。虽然他们今天的经验令人感到沮丧,但在我看来,那些为庇护权发声的捍卫者,正是中介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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