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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知子漫画、谭嗣同、赵紫阳、方可成“西方媒体查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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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这个人物的出现是有历史机缘的。大的灾难可孕育大英雄。清朝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传承的最后一朝,也是集中还债的时候(每次大改革都受挫,反而加固了保守势力),人心惶惶,需要有人指出前路,也需要有人展示自尊与自信的感情。如果有一个优秀的人表示他要与我们在一起,就相当于“路上遇见熊,朋友和我一起面对”,让我们不至于毫无胜算。

  鲁迅年轻的时候,也曾主张暗杀来对付卖国贼(但后来改变),也是对民族出路的一种探索。

  六四运动最早起因是大学生反对被分配工作,不想干政府机构指定干的活,想实现更高的价值(现在却变成恨不能毕业时有指定工作)。游行事件结束后,政府决定不再对毕业生包分配,让他们自己找工作。

  有人拿六君子事件比六四,戏说可以,实则不同。首先,邓小平是因为收到诬告信而相信学生运动是反政府行动。光绪的确想借助六君子政改。而赵紫阳没有与学生或抗议者联络商谈或是表示意向支持他们。

  邓向党内高干询问立场时,赵反对“谋反”的定义,也反对镇压。而邓惜其才,便说:只要你跟我们统一态度,我就可以继续用你。你才可以继续实现你的抱负。

  即使如此,赵仍然摇头。这就触犯了两千年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条戒律。官僚集团必须有统一的意志,不能出现异端。“父母有错,子女当婉言谏劝,谏而不从,则哭号随之”。如果统治集团的首领犯了错,贤良的官员应该用尽巧计来劝告,劝而不从,就只能含泪跟随错误的意见。陪着一起错下去。这才是美德。

  这样做很愚蠢。但不这样又能如何?现行制度中并没有代议制,没办法通过开会投票来解决纠纷。当然这也证明了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中忽视了民主要素。在建国的欢欣中,没有马上想到要监督政府。而且这的确是新生事物,开国之君没有意思“被监督”,而他又拥有全国人的崇拜,很难对他提出“议会制”的建议。是他打赢了仗,得到最高权力,只要他自私一点,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周恩来很聪明,可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辅佐者,而不是挑战者。如果他真想挑战,也未必能说服别人。毛是民众们期待的“君主”,“朝着我所赞许的方向一意孤行”(魔鬼辞典)。

  鲁迅说中国人历史上只有坐稳了奴隶和连奴隶也坐不稳的两种状态,要他们思考权力制衡非其所能。而读书人的意见更不用考虑。抗日是靠贫民发动起来,建国后也以贫民文化为尊,所谓贫民文化,可能就是“反智”的。赵树理是个很好的民间作家,并不反智。但大部分贫民只是不加思索地表达偏见而已,高跟鞋与口红都觉得碍眼。裸体雕像便是流氓。若要让贫民道德家们满意,就不会允许读书人来卖弄学问。

  八九年根本就不是需要谭嗣同出现的场合。要等到中国再次出现“亡国灭种”的大危机,或许会出现,也或许没有。因为我们更需要活着拯救国家的人,而不是为国家玉碎的人。

  山下知子有一部漫画,讲一个老师与学生分手的悲剧。学生拒绝分手,说我只有你了。老师说,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那样对我了。学生说,我杀了母亲。老师说,即使是笑话,也不能这样说。

  虽然决意离开,老师还是对学生说了一番安慰的话,他希望学生能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回归到与别人无异的日常中。

  漫画画得回肠荡气,让人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幽暗的结局。但一切早就暗示了,学生不会再有什么未来。

  表面上这个故事是爱情悲剧,实则是个伦理悲剧。

  学生失恋很可怜,但胁迫老师当恋人是他的错。有很多人在心底里也有杀人的冲动,但最终没有去做。如果做了,就只能不断说对不起对不起,即使如此,也无法挽回了。

  大家为了获取信息而翻墙的确可怜,但看洋媒也不能不加鉴别照单全收。方可成说过他搞了个微信小程序“西方媒体查一查”,想用的人都可以去用。但问题是大家都不想改变自己的偏见与傲慢。如果不面对自己逻辑中的错误或是资料的片面性,就可以对敌人格杀勿论,而不会怀疑自己了。

  再回到前头,例如,那个师生恋的漫画,学生的角色的确也颇为可怜,读者很可以把学生想象成被害者。

  但真正的被害者是谁呢?

  是母亲和老师。

  或者说,是学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有问题。

  当我们看到知错不改的人,不承认自己也会犯错的人,把一切推到“大的加害者”(例如政府、审查制度、父母长辈),应该就能想象到结局。学生正是因为不正视真实事物,一直把错推给别人,最终毁掉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不能公正公平地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不会得到“千辛万苦追求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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