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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过一万件涉疫案件中,寻找“依法防疫”的答案

记者/李佳楠

编辑/刘汨



合肥法律顾问团队参与的涉疫案件讨论会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截止今年3月31日,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起诉涉疫案件超万件,批准逮捕9377人,起诉15666人。

 

今年4月,合肥市防疫指挥部组建了法律顾问团队,团队由司法局工作人员和律师组成。在疫情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为防疫措施的制定寻找法律依据。他们同时也要针对各种涉疫违法行为,提出合适的处理建议。

 

这是许多法律工作者过去几年中,在防疫中所扮演的角色。顾问团队成员告诉深一度记者,他们努力在汹涌的舆情下,遵循法律的准绳,也要在惩处警示的同时,尽量保有对当事人的温度。

 

这好像一个寻找如何“依法防疫”答案的过程。最后他们发现,一切的根本,依然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防控。



合肥市司法局开展的普法活动



一次信息泄露背后的讨论


4月底,合肥市一位市民怒气冲冲报了警,她的家人核酸阳性后,官方还没通报,家人的个人信息就在网上传开。从邻居同事,到亲戚朋友,都来找她打听求证,不堪其扰下,她希望公安部门能严惩泄露信息的人。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感染者信息有两条传播链:一条来自他所属社区的工作人员,把消息告诉了同事,同事又传给别人,都是一对一传播;另一条来自进行核酸检测的医院,一名医生把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传给了领导王某某,王某某把消息转发到了一个有35人的校友群里,最后传得满城皆知。

 

4月27日深夜,针对这起案件的讨论会召开,到会的除了公安执法部门、法制机构,还有合肥防疫指挥部刚刚组建的法律顾问团队。法律顾问团队由合肥司法局负责组建,成员包括司法局局领导、业务骨干、市政府法律顾问,主要承担疫情防控政策研究、文件审查、执法保障等工作。

 

这次,代表顾问团队参加讨论的是律师奚兵,他回忆,最初公安部门倾向传播感染者信息的几人构成犯罪,可能涉嫌的罪名是寻衅滋事或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因为没怎么处理过涉疫案件,他们一时有些拿不准。”

 

奚兵感受到公安部门有意严惩,可能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起到震慑作用。他很理解涉疫案件给有关部门带来的压力,有时在深夜他还会接到司法局对类似案件的咨询。而且这几年,社会舆论对泄漏感染者信息的行为非常愤怒,在这起案件上,感染者家属追究责任的态度也很坚决。

 

会上,了解过案情,法院、检察院和法律顾问团队都认为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讨论的重点围绕是否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展开。

 

奚兵告诉深一度记者,虽然在这起事件中,居民个人隐私确实被严重侵犯,但《刑法》中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明确且严格的界定,必须满足情节严重的情形,才予以刑事处罚。而且,取证的过程会比较困难,“明明知道有一千个人知道了,但谁告诉的他们,这个查起来就太困难了”。

 

会上,奚兵律师认为,这起案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现有证据中,传播最广的王某某仅是将信息发到35人的群中,并不符合散布到50人以上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那天的讨论会持续到零点之后,各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信息的第一条传播链上,因为都是一对一传播,且传播行为中断,不构成违法行为。而始自医院的传播链,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公民隐私,受害人生活受到影响。其中还涉及医生通过职业身份获取信息,之后违背保密义务传播。这条传播链上的三人可能涉嫌治安违法。

  

回看对这起涉疫案件的处理过程,奚兵说,他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严格按照法律来考虑问题。“法律顾问团队的原则,就是只对法律负责。”他说,这不只关乎法律的权威,操之过急可能导致过重追责,甚至是冤假错案。“越是疫情防控紧张的时候,越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各项防控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警示之外的温度

 

每有涉疫违法行为出现,之后的牵连都是巨大的,触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

 

4月3日,作为广州一名确诊病例的密接者,安徽外国语学院20岁的学生郭某东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经流调发现,封校期间,郭某东曾多次翻越学校围墙频繁往返于学校宿舍和附近网吧,截至4月5日19时,已经导致密接、次密接共1700多人被隔离。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来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追问,翻墙的学生和学校要承担怎样的责任。郭某东已被立案调查,但对校方的追责成了难题,合肥市司法局也派人赶往肥西县公安局一起研讨案情。

 


安徽外国语学院疫情处理的官方通报


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处处长吕正回忆,当时公安部门只获取了口供证据,他们建议公安去学校采集相关的直接证据,确定学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追究谁的责任。因为疫情,学校封闭,相关人员被隔离,民警穿着防护服进入学校取证。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教育部门和学校都制定了防疫管理制度,只是执行时出了问题。学校按要求封闭管理,要求保安在门口检查健康码是否有黄码和星号,保安将外地返校的学生郭某东拒之门外后未做任何处置,学生无处可去,才带着侥幸心理,冒险晚上翻墙回校。此外,保安巡逻时早已发现学生经常从该处翻墙,但未做进一步防范。

 

吕正说,他们有过“学校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想法,但最后分析判断,学校按法律要求制定和落实了防疫管理措施,虽然学生在校内校外接触人员较多,但除了自己感染之外,疫情尚未外溢,不足以追究学校的刑事责任;学校防疫办主任和保安处处长应对执行防疫政策中的过错承担责任,对二人予以行政拘留,对学校给予警告。

 

“第一次处理这类案件,大家比较谨慎。”吕正说,考虑到新冠病毒有一定潜伏期,他们还给出意见,根据疫情发展对学校其他责任人依法追责。后来,疫情并未扩大,公安部门也就没再做进一步处理。

 

在遵循法律的基础上,一些涉疫案件背后的隐情也要被考量。

 

5月份,在上海读书的合肥籍大学生姚某,因个人原因着急返乡,母亲联系大货车司机在去上海送货时将其拉回。5月8日,姚某利用大货车闭环管理的机会,未经报备返回合肥,被母亲带回家中隔离后再未外出。

 

那段时间,离沪返乡的问题正被各界关注。法律顾问团队接到案子后,吕正当晚组织人员研究,两三个小时候给出了处理建议。大货车司机违反中高风险地区货车司乘人员全程闭环管理规定,收货方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监管责任,姚某母亲安排姚某返家后未完成报备,可能造成疫情传播风险,建议予以行政拘留。姚某回家后自觉隔离未外出,可以批评教育。

 

法律顾问团队的意见被执法部门采纳,5月11日深夜,合肥市防疫指挥部正式对外发布了通报。

 

在吕正看来,对姚某的处理体现了法律的温情。考虑到学生的前程,一旦被追究法律责任,对将来就业可能产生影响,甚至就读的学校也可能做出相应的处理。



 受学生郭某东影响下肥西县核酸检测现场 



法律为防疫提供的依据


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合肥市司法局就开始为防疫指挥部提供法律支持。那段时间,各种政策措施制定的方向不明朗,为确保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合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研究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

 

合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传染病防治法》,努力在当中寻找政府部门采取各种管控措施的依据。比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县级以上政府可以实施隔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政府报请批准后,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包括限制各种人群聚集活动;省政府可以对甲类传染病疫区决定实施封锁......

 

那段时间,对于国外返回人员能否隔离、费用由谁承担也存在争议。司法局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还有世卫组织发布的《国际卫生条例》,找到了回国人员需要隔离的依据,并且从国家医保局、外交部等部门发布的通知里,确定了自费隔离的原则。

 

之后的几年里,为政策制定提供法律依据,不再是司法局和顾问团队的主要任务。但随着疫情和防控形势不断变化,类似拒不佩戴口罩、不配合扫码、隐瞒行程等各种违法行为开始出现。为了顺应变化,法律顾问团队人员也不断扩充,发展到如今的25人,涉及行政、刑事、民事各个法律专业领域。

 

4月13日,58岁的胡某从上海返回合肥,中途在杭州给手机换了张新卡,以此隐瞒行程。4月18日,胡某一家5人相继检出阳性,导致合肥市少数小区场所封控,网上骂声一片。

 

类似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频发,对普通市民的普法,也成了必须进行的工作。合肥市司法局组织编写了一份《违反疫情防控管理秩序的行为及法律后果明白纸》,里面涵盖了配合防疫检查措施、遵守隔离规定等各种人们需要了解的防疫责任,以及违反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个度的问题”

  

疫情两年多来,奚兵感受到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他所在的律师行业也不例外,今年的收入明显有所减少。他也能理解一些人的怨气,他每天去办公室、回家、出入车库都要扫码,每天扫码四五次是常事,有时也会感到不便,“面对疫情的影响,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采访合肥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处吕正时,电话里声音嘈杂。最近,他作为下沉干部被派到一个菜市场轮岗,查验顾客健康码。他发现,有的老人因为没有手机,需要花时间配合登记信息,极少数人因为有些情绪会抱怨几句。

 

对依法防疫,吕正有自己的理解,防疫措施是在紧急状态下对人们的限制,依法防疫需要审查每一项新措施,“但即便措施合理合法,确实也还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吕正还提到,依法防疫也关系着“一个度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就是要最大程度减小对市民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吕正也有真切地感受,不能动不动就让一座城市陷入“停滞”,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都不是科学防控。

 

吕正说,在政策审查时,法律顾问团队也会尽量减少非必要的防疫措施,针对不同的主体尽量温和宽容,尽量把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降低。比如,在合肥发布的很多通告中,除了对特殊行业重点人员的监管严格些,对市民的防疫措施都尽量避免带有强制性,“政策要温和宽容,执行时则要严格快速地处理。”

 

看到一些地方疫情防控采取强硬措施的新闻,吕正有时候会叹气,感慨:“怎么会搞成这样,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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