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小康

2009年的12月31日的晚上，读小学的我穿着厚厚的棉服，在享受着屋内空调的温暖时，看到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平日里我对CCTV1绝无一点兴趣，然而在新年之夜，也跟着我爸一起看了一会儿。具体内容已经基本上想不起来了，总是和今日的无所差别吧，唯一能记得的是女播音员用她标准的官腔和微笑一如既往地读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画面随即切换到了林林总总的科技技术，乡村风貌，城市生活，以及必不可少的政府政策，在一旁的父亲神情舒畅，而我则感觉云里雾里，除了对国家的强大感到骄傲外，也对“小康”这个抽象的概念产生不解。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追求小康呢，我们过得难道不已经挺好了吗，他回答，国家太大了，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地方过得好就都好，许多农村地区还处于温饱之中。接下来很中国的事情发生了：我大声说出“我以后要做个科学家，为祖国的建设出力”，父亲欣慰地看着我，把我抱了过来，喂我吃汤圆。明年多美好，我想，如果现在就能到2020年，能用那些新的技术，就更好了。在永不停歇的新闻和温柔的灯光里，我沉沉地睡下，也没想明天是2010 年代的第一天，或是最后一天，或是不经意就过去的一天又一天。

可笑的是，十年过去，好像全国都一下子要在明天踏入“小康”，温饱无忧，生活富足，而我对“小康”的关注，除了为了应付政治考试的强行记忆以外，则几乎等于零。随着宣传的增加，我对这类陈词滥调的厌恶愈发增加。初中有段时间每天跑去图书馆看《光明日报》，18年也订了一年的《参考消息》，结果呢？除了帮我将名字和照片对应起来外，它们无非在一段时间内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感，让我感到热血沸腾。和存活在播音员口中“小康”、历史书上的一行行布满了感叹号的文段、看似十分有理的纪录片一样，是虚幻的，是欺骗性的，是煽动的；大众，不幸地，则是最容易受骗的群体。近年来，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流行文化更新换代的速度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更加帮助了一些人去利用、使唤这些潮流。“团团” 这类使三四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人满眼迷惑的词语，恰恰是新一代年轻一代最喜欢的。他们着魔似地喊着“奥力给”和“坤坤”，疯狂地崇拜偶像，厌倦看书，仅仅将学习当成一种工具。微信公众号则是另一大垃圾传播媒介的典范：各种浮夸吸睛的标题完全摒弃了追求真相的原则，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同样的，被蒙骗的民众很可悲，但不值得怜悯，因为他们不敢发声、自甘沉沦，和政府的期望恰好合拍，因此自己抛弃了转型的机会。同样的，群体性的反日、反美、反外国，对于“辱华”的极高敏感度，对本国的盲目自信，是更多更多数不完的例子。“群体性”一词可能已经被用烂，但是在这个十年里，是中国人自己逐渐地封闭自我、冷冻思想，导致国家越来越明目张胆地鼓励反智、白痴。

谁都听过“少年强则国强”，却很少有人知道少年不仅仅是国家的希望，也是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今年发生在南边的事说明了当年青人被激怒、被唤醒时拥有的无限潜能，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行动，代表着理性和反抗、自由与公义在这片大陆上的最后注脚。他们能够拥有这样伟大的勇气一方面来自从小接受的教育及对不公正的厌恶，一方面也来自没有“小康”们的污浊。他们会害怕，但他们为了实现理想，创造一个正常社会，甘心放弃学业、工作，乃至奉献生命。他们称得上是时代的推动者，是时代的年青人。同时也要感谢奋战多年的Pan-Democrats，和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抗争，他们的努力，远比_百万人的数字要来得大；他们和小港的反抗，和东边的选举，是这个国度最后的希望。

十年前，中国各地的公民运动如火如荼；十年前，中国的第二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关入监狱；十年前，南方周末还在坚守着大陆新闻的立场；十年前，馕地断网；十年前，我还只是个小学生。

仿佛是一个轮回吧：前几天看03、04年的港台新闻，其中夸赞胡温的占大多数，像“新政”、“春天”这样的标题不计其数，有趣的是12-15年的气氛也和那时有点相似，然而最终的结果大家也是心知肚明。也不能说他们让我们失望了，更多的，可以说都要怪你们、我们自己吧。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总是这么软弱。律师、宗教、Minorities、维权者…当他们的存在都被禁止时，人，作为有思想的个体，也相应地被消除了。以后遍布报纸新闻的，将会从小康变成大康；以后你甚至用不着期望未来会怎么样，因为索尔仁尼琴早就记下了那一条条通往群岛的下水道。

在这个国家操控舆论，国家培养愚民的时代，要想脱离被洗脑的循环，很难。但就像一位豆瓣友邻说的一样，“时代再坏都不是堕落的藉口”，我相信，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希望。